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司马迁精神和肉体的无以复加的折磨与摧残。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但是，他终于硬挺着活下来了。他是从哪里来的这种动力呢？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如果不联系其他资料进行全面的分析，便会很容易片面地理解为这是为了他个人的立身扬名，但这显然是太表面了。司马迁是个有血性的人，他赞成那种有作为、有骨气的汉子，而瞧不起那种浑浑噩噩、庸庸碌碌的人。《陈涉世家》中有：“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廉颇蔺相如列传》有：“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在这种生死问题的抉择上，司马迁是有其理论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陈胜、蔺相如这样的抉择，即使死了也是光彩的，有价值的。至于韩信受辱于恶少年，伍子胥面对楚王的缉吏，则不宜斗殴致死或束手被擒，因为那样的死轻如鸿毛。大丈夫抱有命世之才，自当暂忍一时之困辱，以图后日之功效。“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伍子胥列传》）他是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古人的，也是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司马迁的这种生死观，无疑是推动他忍辱著书的巨大动力，这是其一。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司马迁对于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是充满自信的。他不是政治家，他不可能提出改革社会的方案，并使之付诸实行；他是历史家，他只能通过写历史的方法，寓褒贬、别善恶，从自己的《史记》中来显示自己的社会理想，显示自己对那些不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爱憎。司马迁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但他对于大汉帝国那些黑暗面、那些非常腐朽的东西，是极力鞭挞的。他要用写历史的手段来达到自己改良社会、实现理想的目的。他的书受到了汉武帝的忌恨，人也遭到了汉王朝的摧残，在当时“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整个茫茫的天地间，他没有一个知音，没有一个同情者。但是他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而正义的事业终究是会胜利的。他的《史记》暂时、或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被摧抑、被禁止，但是他深信总会有一天它将大行于人世，它将像日月一样地放出光华，像大山一样地高出于历代皇帝们的陵墓之上。正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事业有如此的自信，才促使他如此坚定地“述往事、思来者”，才使他如此急切地渴望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如果一个人缺乏明确的理想，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没有坚定的信念，那他还会有什么行动的力量呢？这是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