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从蒙昧走向文明，从新兴走向成熟，从学术思想萌芽走向学术繁荣的历史代表，先秦学术史当之无愧。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锋起，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理性思维 孔子 仁学 诸子百家 百家争鸣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与演变进程。就其从精神层面而言，凡举政治制度、经史学术、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民族关系、文艺艺术、生活习俗等，无不归纳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此外，学术在中国古代又被称之为“道术”，即为圣贤治理天下大经和大法所托寓的，故从侧面反映学术研究的实质相当于探索治理天下的要旨大义。由此可见，学术史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研究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
中国学术史的内容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以序跋体为发端的庄周所著《庄子·天下》、以纪传体为发端的司马迁所著《史记》、以目录体为发端的刘向所著《七略》、以笔记体为发端的程颐所著《河南程氏遗书》、以道录体为发端的朱熹所著《伊洛渊源录》、以学案体为发端的黄宗羲所著《宋元学案》、以章节体为代表的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以学术编年体为代表的明国期间刘汝霖所著《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除此之外，还有经传注疏体系以及学者之间来往的书信体，都涉及中国学术史研究内容的方方面面。同时，基于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大背景下， 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便具有本土特色和较为丰富的自身内容，主要表现为自发性、简约性、双维性、辩证性、纲领性、动态性、独创性等。
以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等传统学术及其风气为基本发展脉络的中国学术史，展现了中国历史各个时期主要学术思潮的历史特征，本文主要介绍从先秦时期的学术发展来展现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的发展状况。
一、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曙光
人类的意识，是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这一时期人类在生存斗争中思维进步的积极成果，就是原始神话，然而这种思维寄托在虚幻的想象之中，仍不属于理性的思维。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都未曾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条件。如果说理性思维要冲破天神迷信的禁锢需要一个缺口，那么首先要指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
周灭殷商，用现实证据表明了“天命”的可变性，由此在“殷鉴”的背景下，周初统治者形成了在天命的外壳内具有理性思维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敬德保民”的思想得以产生。总之，时至周初，中国的理性思维首先从历史思考上发端，初步具有政治历史观的自觉意识，奠定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倾向，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及影响。甚至于从西周初年至西周末年乃至春秋时期，对天人之辨的理性思考中出现了天人相分的新思想以及否定鬼神作用的观念，又是人类意识的一种解放和理性思维的一次觉醒，可谓开学术思想发展的另一生面。
《易经》是中国上古一部极具特色的典籍，其产生年代在目前学术史尚有很大分歧，但成书于西周初年的说法较为合理。故而《易经》中矛盾对立观念、事物发展变化观念、天命与人事变通的观念等就可以反映出周初的思维水平。此外，忧患意识在《易经》原生语汇的形成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忧患意识是基于积极态度之上的，因此这也是西周初年的精神特征，恰好与关于“殷鉴”的思索相一致，在有关中国上古理性思维在初步时期的精神特征上给以后的学术发展取向以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五行说、阴阳二气说以及“和同论”的出现，表明中国古代理性思维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为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范畴与思维模式的源头，揭开了思想抽象性与逻辑严密性的新篇章，为以后学术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孔子儒学的初创
孔子，是先秦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儒学思想体系几经演变，从汉朝汉武帝以后始终为中国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孔子因而也成为古代文化史、学术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历史人物。其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三项破天荒的创举：是大规模私家讲学活动的第一人，打破官府垄断教育局面，使得“学在民间”成为现实；第一次创立了相对独立的学派——儒家学派，即不依附某个特定政治势力，以思想传承为纽带的学术集体；最早地将政治、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等实际问题发展为非参政人员探讨的学术问题，并且建立起系统的思想体系。
孔子的思想重心是对于“仁”的阐释、提倡与论断，因此仁学才是孔子学术思想的核心，“仁”不仅是最高的道德、伦理规范，而且也成为政治行为的原则。同时，孔子在仁学中强调人在品德、素质上的自我修养，包括恪守一套观察问题、为人处世的基本思想方法，即中庸之道。除此之外，孔子一生从事教育，形成了一套卓越的教育学思想，其中也包含丰富的哲学认识论内容。诸如“学而时习之”、“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择其善者而从之”、“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言论已成为千古流传的名言，在学术文化的发展中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孔子的思想体系是一个内部充斥着矛盾的学说，诸如孔子目睹“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政治局面，主张“克己复礼”，希望通过回复周礼重建安定的社会秩序，但战争依然频繁发生，财产、权利的再分配斗争时刻存在，无论是新兴势力的扩张，还是腐朽势力间的争夺，他们的共同特征无疑都是行为的恶劣。因此，孔子的思想从起点到归宿，画出一个带有强烈的保守、复旧倾向的圆环，而圆环圈住的却是包含有闪光的、进步的学术见识，其中便有仁学思想建立的重要历史意义。
总之，孔子创立的以“仁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为儒学的始祖。从其治学活动的影响而看，孔子创立儒学具有开先示范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学术文化的第一拓荒人，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中国私家学术乃至中国所有真正具有独立意义上的学术，都是从孔子的治学活动开始的。
三、战国时期的学术争鸣
公元前475年，中国进入战国时期。这是我国学术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百家争鸣”的兴旺景象就是最具代表的。这一时期，学派林立，思想繁荣，然而，思想、学术的百家争鸣，意味着言论自由、争辩平等等，这种景象在中国古代并不常见，因而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
春秋伊始，各诸侯国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吞并战争此起彼伏。到了战国初年，战争接连不断，由原来的吞并战争转向兼并战争。政治格局产生变化，各国内部也发生一些大的政治变动，至“三家分晋”后，中国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天下的政治军事态势。在此局面下，各国力求自保、消灭他国，“七雄”对峙中交织着复杂的内政、外交、争战、结盟等活动，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亟待解决，激发了社会理性思维的活跃，推动学术探讨的展开。同时，各诸侯国激烈战争的背后，掀开一场争夺人才的的竞争，使得“士”这一阶层进一步扩大，分化为形形色色的人物，活跃于各个社会层面。战国时期创立和发展各派的人物，绝大多数为士人，因而这些进行理性思维与学术性活动的士人就构成了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体。此外，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除当时社会状况提供的有利条件，还得益于西周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的学术发展与文化积累。例如《诗》《书》《易》等文献典籍以及孔子创儒学等的影响。总之，战国时期的国情和社会，给百家争鸣和诸子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于是诸子百家可以无拘无束地争相斗艳，带来了中国学术思想大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百家争鸣中，典型的代表有“九流十家”，即：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其中，墨子创办的墨家，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等；道教的经典《老子》一书，其中以道为本源的哲学思想、反者道之动的发展观、绝圣弃智的社会理想及其人生态度、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思想等无不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孔子逝世后，思孟儒学以及荀子儒学的发展又为儒家的发展赋予时代特色并推动儒学的繁荣；“法、术、势”，强调权势，主张法治的法家以及名辨思潮之下名家的产生与发展等，都为诸子百家的形成及其发展提供社会基础。
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水陆交通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关系的改变等多种因素共同促使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在这一时期，诸子百家撰著意识的逐步强化，学术密切联系于政治，学术思想在争鸣中的融合合流等展现出其文化的趋向，各学派进行学术争鸣中的认识成果，促成了社会对不同学派采用基本兼容的机制，对学术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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