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国语》、《左传》中就有明确记载。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攀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文化心态体现为一种社会心态，“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采，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这期间从对立到交融，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后来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属于这种情形。自从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得以在与异域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