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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所述

想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底气攒够了没? 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这话,好一枚翻天印。祭出来砸读书人脑门,百发百中,势必打落云端。这话当然有其他版本。文雅些的,如《围城》里这一段儿吃干醋:  苏小姐道:“鸿渐,你学过哲学,是不是?”   赵辛楣喉咙里干笑道:“从我们干实际工作的人的眼光看来,学哲学跟什么都不学全没两样。”   不文雅些的,就是:你读那么些书,你能找到媳妇儿么?  要应答这句话,得问孙猴子。孙猴子其实是个考据癖,善于追根溯源。解铃还须系铃人。降青牛要去请太上老君,扶大鹏得去请他外甥如来佛祖。应这句话,得问原作者黄仲则:谁让你对读书人说这话散播不良情绪来着?  话说黄仲则当年写这诗,全文如下: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清朝诗人,写东西界面大多不友好,句句有典——当然得开脱一句,黄仲则已经是比较不玩典故的了,“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这种句子就很直白,听着简直像郭德纲《托妻献子》的惨样——所以得拈出来说。  首句说他干啥啥不成,第二句“不平鸣”,出自韩愈安慰孟郊的话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孟郊当年需要韩愈安慰,不因为游子身上衣又破了,没有娘来密密缝,而是因为自己没考上。所以这段也看得明白了:  这就是黄仲则仕途不甚妙,心情大不好。《儒林外史》里周进考不上,是抱着门板哭;黄仲则文雅点,咱不平,但咱可以出点儿动静。  第二联,泥絮,典出“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后面“薄幸名”就是杜牧那个“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考不上,失意落拓,江湖漂泊。  发了会儿牢骚,终于到了第三句:“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这里可不是黄仲则被读书人抢了广场舞地盘,决定挨个拔人家的气门芯,更像是自嘲愤激,自己拿自己使活儿。  这里多提一句了:  古来诗人,厚道些的都会自嘲。陆游“此身合是诗人未”呢,苏轼还“我为聪明误一生”呢。看看就行,情绪话。  如果光是这么撒一句泼,黄仲则这诗就失之凌厉,不够敦厚。考不上大学就说高考生全都糟烂的人很多,但临了能圆回来的才显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所以黄仲则就圆自己的话了:“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这里还是用典,还是按韩愈劝孟郊的说法:“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以鸟鸣春... ...以虫鸣秋”。  所以黄仲则的态度还是:不进庙堂黄钟大吕,咱到底还是可以跟虫子一样鸣鸣嘛。  如是,这诗可以简单概括如下:我没考上;心情不好;漂泊无根,到处碰壁。考试真没劲,读书有啥用。  但是——所有精华部分都在但是后面——我还是找愿意听我的人(比如我自己),给他鸟鸣春,虫鸣秋吧。  整体而言,这情绪愤激,但不消极。推而广之,可以演化成:我是开不了炸酱面饭馆,但我可以自己做炸酱面吃啊!我是当不了干部,但我可以自己对着地图过过干瘾啊!我是出不了书,但我可以自己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开心啊!  虽然有自我宽怀的嫌疑,但黄仲则这诗,颓唐里有洒脱。他先自嘲,承认百无一用是书生——当然这句话带情绪。但是又念叨:鸟都可以鸣春,虫都可以鸣秋,何况人。洪亮吉说黄仲则“咽露秋虫,舞风病鹤”。他是病,是秋虫,但还是可以咽露,可以舞风。  所以以后,有人跟你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你可以直接甩这诗押尾两句,“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然后接着:“黄仲则自己都说了,还是可以物不平则鸣的嘛。有钱难买爷乐意”。  当然,本文重点不在于此。  张维屏——写诗歌颂三元里那位——说:“夫是之谓天才,夫是之谓仙才,自古一代无几人,近求之,百余年以来,其惟黄仲则乎。”   包世臣是个爱吹的人,书法上,“自拟右军第一人”,但很看得起黄仲则,“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   《围城》里,董斜川口气极大,苏东坡都看不起,但概括起时代来,还挺客气。说他老爹“他到如今还不脱黄仲则、龚定庵那些乾嘉习气,我一开笔就做的同光体。”好歹黄仲则是乾嘉习气代言人了,这可不容易。乾嘉时代,大半个世纪呢,一个人代言,这霸气。  黄仲则觉得自己不得志,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就这么春鸟秋虫,读书写诗,35岁死掉,也成为有清一代大诗人了。周星驰《国产007》说:哪怕是一条内裤,都有他的用处。黄仲则就是这个意思。哪怕百无一用是书生,哪怕功名不立,咱做个春鸟秋虫,也可以发出鸣声嘛——而且他以身作则,虽然身前不得志,到底留名历史了。  这样一个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就属于撒娇。  草蜢乐队唱励志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赵翼就要唱反调,“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草蜢乐队肯定不爽:说好三七开,你怎么七三开了?  但赵翼是什么人?不到三十岁入直军机,下笔千言,蹲地上都能写文章,倚马可待的刷字魔鬼,这是创作速率。三十四岁状元,本来要拟第一,乾隆认为清代陕西还没状元呢,取了他第三,这是才华。  凶猛的完成了《廿二史札记》这种吓死人的玩意,基本清朝三大之一;论诗则与袁枚张问陶并列。勤奋、学问、成就和才华,都够。这么个人,老了往地上一打滚一扯胡子,“三分人事七分天”,这是什么呢?撒娇。  曹操当年辞让封县,说他少年时的理想,也不过是死时坟墓上来个“征西将军曹侯”罢了。他这么说,是谦抑,是自夸,是撒娇。张佳玮写一句“我少年时的理想,也不过是坟墓上来个征西将军张侯”,这就是作死了。  撒娇的话所以动人,是因为特殊的人说将出来了。黄仲则有资格拿自己开涮,百无一用是书生;赵翼有资格做结论,三分人事七分天。他们说这话不会有反智的嫌疑,因为他们的成就书之竹帛了。没到他们的境界前说这话,就有自己作死之嫌疑。  何况他二人撒娇完了,也没自暴自弃呀,还是该写诗写诗,该著书著书去了,“我们就是春鸟秋虫,要鸣”。这就属于门门考99分的人,先感叹考不到100分真糟糕,是要靠天分的呀,回头说算了,99分也行——对大多数为了及格奔忙的普通人来说,这些学霸的话也能听得的么?  说实在的,大多数人努力一辈子,也就是为了争取一点资格,让自己说“哎,读书其实也没啥用”、“说到底还是要靠天分啊”,底气没那么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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