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11月22日，戴高乐诞生于里尔市公主街上玛约的故居。在这幢房子的正面有一个壁龛，位于高大正门上方的左侧。龛洞里塑了一尊圣母德拉福伊的小雕像，人们从铁栅外几乎难以看清。正门外围毫无修饰，这与四周各种豪华的建筑物形成鲜明对照。
戴高乐诞生的时候，正是路易·拿破仑亲王进行波拿巴主义实验的时候。这个身材矮小、盛气凌人的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政权，固然有他长于权术、善于自吹的原因，但同样重要的也是由于他的名字所具有的魅力以及人们对昔日拿破仑帝国光荣历史的怀旧之情。
然而，在戴高乐出世之时，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现实是普鲁士作为最强的大陆国家在欧洲崛起。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普法战争后，它利用法国的割地赔款以及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赶上并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工业生产已跃居欧洲的第1位。黑色冶金、机器制造以及电器、化学、光学等新兴工业发展迅速。基于这种情况，德国统治集团叫嚷德国“缺乏空间”、“领土太小”，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大造舆论。德皇威廉二世提出向世界范围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界政策”。帝国外相皮洛夫在议会中公然宣称：“把土地让给一个邻国，把海洋让给另一个邻国，而自己只剩下纯粹在理论上主宰着天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为适应侵略政策而成立的泛德意志同盟，宣扬民族优越论，大肆鼓吹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法兰西的广大人民感到了民族的危机，不少人心中滋长着一股强烈的复仇情绪。
戴高乐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倾听父亲讲述他在德国人包围巴黎时负伤的战斗经过，听母亲回忆她的双亲在得知踌躇满志的巴赞元帅率领全军在梅斯投降的消息时潸然泪下的情景。亨利向子女们指出，理想中的法国庄重威严、笃信宗教、国势强盛，而如今道德堕落、国难当头、问题丛生。尤其是由于排犹引起的对年轻的犹太军官德雷菲斯的陷害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不满。这一事件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威信。少年时的戴高乐痛恨军界、政界的腐败，若干年后，戴高乐对德雷菲斯事件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正当民众的感情开始与军队疏远的时候，由于命运的摆布，爆发了一场有可能加深各种恶意的危机。在这场可悲的审讯中，足以毒死民众情绪的做法无所不有。控告者伪造证据、不负责任、恣意攻击，更增加了司法方面错判的可能性；但是，有些人或出于信念、或为了国家利益，决心维护为国效力的统治集团的一贯正确性，他们惶恐不安地拒绝承认司法上有什么错误。案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一大堆纠缠不清的事件，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又是坦白交代，又是撤回证词，又是互相决斗，又是自杀事件，还有辅助审讯，使对立的双方都火冒三丈，并常常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这时出现了一股有害的疯狂情绪，不分青红皂白地破坏了法国人对自己力量象征的起码尊重(分裂的法国人正在用这种力量使自己团结起来)，同时也破坏了人们的信念、友谊和相互尊敬。”
一位专门研究戴高乐生平的作家说，要完全理解当时的情况，戴高乐还小了几岁，不过他那时的年龄倒足以使他在后来认识到，德雷菲斯事件对他父亲那一辈人意味着什么。国耻和失败，爱国和卫国，信念和宗教，这些都是亨利·戴高乐对儿子教诲的内容。在父亲的教导和影响下，戴高乐从小就立下了报效祖国、重振法兰西的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