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30
利用假期的时间，看完了施展写的三部曲中的第三本《破茧：隔离、信任与未来》。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老子
“在学城，我们活着有不同的目的，我们是这个世界的记忆。没有我们，人类只比狗强一点。”——《权利的游戏》
“记忆不是为了活在过去，它恰恰是为了朝向未来。通过记忆，认清当下的我们是谁、我们的所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才能知道在一个波谲云诡、变动不居的时代，如何寻找通往未来的道路。通过记忆，一系列的'此刻'进入了历史，也就进入了未来。”——施展
全书分三部分：分别为问题、现实和未来。
一、问题：现代社会是个风险社会。由于高度分工和细化，每个人都只能掌握很小一部分的知识，难以把握全局知识。共识本是风险社会的基石，可现在很多争论并非因为逻辑，而仅仅为了立场。由于媒体充分发达，信息充分共享，反而公共空间在逐步失去，共识在弥散。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和推荐算法更催化了信息茧房，导致人们善于用情绪代替理性，用观念遮蔽现实。铺天而来的大疫情，成为人类的共同伤害，也许是重建共识的起点。
观念会对现实有遮蔽作用：1.在民族主义的笼罩下，政治领域对其他领域的遮蔽。民族主义封装式思维：对内，从观念上把国内各种复杂的社会结构给化约掉，形成相对均质化的社会；对外，从观念上强化本国和外国之间的差异，使得彼此之间不可通约。这种封装，会使得人们头脑里的理念与实践之间存在隔阂却不自知，信息茧房又极大强化了这两种封装。
2.用意识形态问题遮蔽专业性问题。意识形态提供价值方向，但不直接带来认同，民族主义提供认同，但无法说清价值方向。从意识形态出发的辩论，是情绪宣泄而非理性辩论。与理性相关的专业技术问题，容易被情绪化的争论所遮蔽。
3.拒绝承认中国与世界的一致性，和拒绝承认中国的特殊性。作为超大国家，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在一种世界主义的格局里才能得到落实。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没有阴谋，只有阳谋。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层面上都有高度共生关系。今天与西方在价值观层面有些冲突，国际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二、现实：
产品生产流程在各国之间实现国际性的精细化分工，导致国家主导的政治空间与商人主导的经济空间日益分离，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更是穿透了国界的存在。这种变化让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失效。贸易战导致中国制造业向外溢出，中国依然处于中低端产品产业链的主导地位。在世界制造业的结构性位置来看，创造性、颠覆性的高新技术，即0到1，依然还是由发达国家主导。中国更多是规模效应，是量的膨胀，擅长做的是1到N的事。中国需要与世界建立信任感。让世界相信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供应链能力“政治化”，从而避免发达国家以安全为由，不断扩展产品名录，重建自己的产业链。
西方希望中国改变一些非市场机制，消除人为形成的不对称竞争优势，形成真正市场化竞争机制。要守住基本信任，才会有大国之间的合作。
德国的例子值得我们借鉴。二战之后，德国必须同时完成两个艰巨却相互制衡的任务：重建并取得邻居的信任。既要通过重建来振兴德国的经济，又要让邻居消除恐惧。阿登纳当时的做法是：摒弃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的观念，让德国变成“欧洲人的德国”。当时煤和钢是发动战争最重要的两种原材料。德国拉上法、意、荷、比、卢，推动成立了欧洲煤钢联营，将煤和钢的生产纳入一个跨国的联营委员会统一管理，以获得6个成员国之间的彼此信任，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德国把自己的生产能力去政治化/去武器化，不仅实现重建目标，同时获得世界信任。
特朗普让美国从各种多边组织退群，却同时在拉各种新的群。这种做法既把中国排除在外，又避免美国经济局限在本国市场而致经济效率过低。
1996年，33个国家共同签订的《瓦森纳协定》，成员国承诺不向非成员国（包括中国）出口该协定清单中列出的高新技术和军民两用产品，例子之一就是使得中国无法购买荷兰阿斯麦尔的光刻机。
全球化是每一回危机推动的结果，危机过后，全球化必将进一步深入发展。
《拜杜法案》对美国创新经济的转型有着重大推动。政府资助研究所产生的技术成果，收益权归大学，条件是懂得技术的大学必须积极推动成果落地并商业转化。公司买走技术若不做市场研发，几年后高校可以收回知识产权。公司不再需要购买专利的所有权，只需要获得商业开发权。所有权和商业开发权分离，技术转让费用大幅降低，让很多的企业都买得起，激活了商业市场。若大学不能让科技成果服务于市场，政府有权收回成果所有权。这种制度安排，实现了高端技术有效研发、落地和商业化，形成生产力。
中国供应链得以快速成长，一是在需求方面，得益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有机会参与世界经济活动，承担了大规模外包，通过高度的专业化、精细化，满足了效率和弹性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需求。其次是供给方面，中国的土地财政改革和供应链网络的快速发展刚好契合，城镇化先于工业化，大规模工业区的开发满足了细分行业的大批量进驻。中国的供应链网络极为齐备，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都向中国转移。虽对邻近的东南亚国家有部分生产环节溢出，但不能说是转移，东南亚国家无法取代中国的制造中心地位。
国际双循环的逻辑：西方主导创意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中国及周边国家主导工业制产品生产，非洲等国家向中国为核心的制造业提供原材料，中国向西方国家提供工业制产品。西方创意，中国制造，全球销售。
全球双层循环的逻辑：在国际双循环的实体经济循环之上，还有一层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循环。
在符合结构的视野下，世界经济真正的发动机仍然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一是其主导着创新，这会带来经济方面质的增长，其次主导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资本循环。
海洋秩序（开放秩序）与陆地秩序（封闭秩序）之间的对抗时史，是海洋秩序不断扩展与开放的过程，历史证明，海洋秩序多数获得胜利，但陆地秩序的反抗，使得海洋秩序不断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方向演化。
海洋有双重属性，一重是军事属性，一重是贸易属性。美国是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中国是贸易霸主。海上的基本秩序由军事霸主决定，但中国仍有谈判空间和机会：主动参与到既有海洋秩序的维护当中，与军事霸主合作，共同提供海洋秩序这个全球公共品。中国需要超越民族主义心态和格局，从开商场的战略格局出发，主动为已经存在但遭遇失衡的全球秩序提供公共品，承认美国对国际秩序有主导性，但要争取秩序运作机制的谈判权与股权结构的比例，区分美国具备世界性和国家性双重属性，制衡美国的国家性，发挥美国的世界性。
英美两国先后能成为全球霸主，具备国家性和世界性这双重属性，与他们普通法传统有着深刻的关联。普通法是被发现的法律，经过不断抽象，剩下程序正义，能够把风俗各不相同的地方整合在统一的规则体系之下，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原则上不排斥其他国家的参与，是一种开放的秩序，常把一个地方攻打下来，只是为了获取贸易利益，基本不动当地的法律。欧洲大陆成文法是被发明的法律，成文那一刻就定型了，承诺实质正义。法国获得殖民地之后，要花很大的力气进行改造，成本巨大，一旦撤退，重建秩序难度大。
香港和新加坡是我国连接海洋经济的两个出港口，香港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个重要的借力打力的支点，实施的是普通法大社会小政府的逻辑，国内应该尊重香港依托于普通法的一系列生活方式，充分发挥好香港的国际接口作用。
美国的精神核心是清教的无条件信仰，是犹太教创世论的底层精神，信奉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美国具有两面性，日常时期的松散与非常时期的力量。
三、未来：
第4次工业革命是信息技术产业的革命，核心动力是创新，分别为技术创新（美国具备明显优势）和商业模式创新（中国具备一定优势）。
信息技术产业革命中，美国在算法方面领先，中国在数据方面领先。在第三国建立全球数字治理联盟，将有利于建立公信，摒弃私心，撤离不必要的设防与围堵，促进数据革命的健康发展。建立商人自治秩序，推动人类回归“商业归商业，政治归政治”的状态，利于在各国之间重建信任关系。
信息技术时代，每个人基于自己的数据分享而获得正义的分配收入。
全球数字治理联盟——以商人为主导、以技术的演化为基础，以商人超越政治干扰的需求为动力，以数字宪章为架构，以数据分红为模式，以全球分配正义为其宗旨。这或者是推动第4次信息技术革命、应对目前各国之间数据壁垒、去政治化重建信任缓解矛盾最有效的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