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中》全文：
十二月里的末尾，下过了第一场雪，小河大河都结了冰，风从收获了的山岗上吹来，刮着拦牲口的篷顶上的苇杆，呜呜的叫着，又迈步到沟底下去了。
草丛里藏着的野雉，便刷刷的整着翅子，更钻进那些石缝或是土窟洞里去。白天的阳光，照射在那些冰冻了的牛马粪堆上，蒸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可是黄昏很快的就罩下来了，苍茫的，凉幽幽的从远远的山岗上，从刚刚可以看见的天际边，无声的，四面八方的靠近来，鸟鹊都打着寒战，狗也夹紧了尾巴。人们便都回到他们的家：那唯一的藏身的窑洞里去了。
那天，正是这时候，一个穿灰色棉军服的年轻女子，跟在一个披一件羊皮大衣的汉子后面，从沟底下的路上走来。这女子的身段很伶巧，又穿着男子的衣服，简直就象一个末成年的孩子似的，她在有意的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的探照荒凉的四周。
“我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将来麻烦你的时候一定很多，总请你帮忙才好啦，李科长！你是老革命，鄂豫皖来的吧？” 她现在很惯于用这种声调了，她以为不管到什么机关去，总得先同这些事务工作人员弄好。
在学校的时候，每逢到厨房打水，到收发科取信，上灯油，拿炭，就总是拿出这末一副讨好的声音，可是倒并不显得卑屈，只见其轻松的。 走在前边的李管理科长，有着一般的管理科长不急不徐的风度，俨然将军似的披着一件老羊皮大衣。
他们在有的时候显得很笨：有时却很聪明。他们会使用军队里最粗野的骂人术语，当勤务员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微妙的送一点鸡，鸡蛋，南瓜子给秘书长，或者主任。这并不要紧，因为只由于他的群众工作好，不会有其它什么嫌疑的。
他们从那边山腰又转到这边山腰，在沟里边一望，曾闪过白衣的人影，于是那年轻女子便大大的嘘了一口气，象特意要安慰自己说：“多么幽静的养病的所在啊!”
她不敢把太愉快的理想安置得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颓丧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的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仅仅在这一下午，她就总是这末一副恍恍惚惚，却又装得很定心的样子。
跟在管理科长的后边，走进一个院子，而且走进一个窑洞。这就是她要住下来的。这简直与她的希望相反，这间窑决不会很小，决不会有充足的阳光，一定还很潮湿。
当她一置身在空阔的窖中时，便感觉得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象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她看见她小皮箱和铺盖卷已经孤零零的放在那冷地上。
这李科长是一个好心的管理科长，他在动手替她把那四根柴柱支着的铺整理起来了。 “你的被这样的薄!”他抖着那薄饼似的被子时不禁忍不住的叫起来。队伍里像这样薄的被子也不多见的。 她回顾了这大窑，心也不觉的有些忐忑，但她是不愿向人要东西的。
她说：“我不大怕冷。” 在她的铺的对面，已经有一个铺得很好的铺，他告诉她那是住着一个姓张的医生的老婆，是一个看护。于是她的安静的，清洁的，有条理的独居的生活的梦想又破灭了。但她却勉强的安慰自己；“住在这样大的一间窑里，是应该有个伴的。”
那位管理利长不知怎样一搞，床却碎在地下了。他便匆匆的走了，大约是找斧子去的吧。 这年轻女子便蹲在地上将这解体的床铺诊治起来，她找寻着可以使用的工具，她看见靠窗户放有一张旧的白木桌。假如不靠着什么那桌子是站不住的，桌子旁边随便的躺着两张凳子。
这新办不久的医院里的家具，也似乎是从四方搜罗来的残废者啊！ 用什么方法可以打发走这目前的无聊的时光呢，那管理科长又没有来?她只好踱到院子里去。院子里的一个粪堆和一个草堆连接起来了，简直没有插足的地方。
两个女人跪在草堆里，浑身都是草屑，一个掌着铡刀，一个把着草束，专心的铡着，而且播弄那些切碎了的草。 她站在她们旁边，看了一会，和气地问道：“老乡!吃过了没有?” “没坐啦！”于是她们停住了手的动作。
好奇的，呆呆的来打量她，并且有一个女人就说了：“呵！又是来养娃娃的呵!”她一头剪短了的头发乱蓬得象个孵蛋的母鸡尾巴。而从那头杂乱得象茅草的发中，露出一块破布片似的苍白的脸，和两个大而无神的眼睛，有着鱼的表情。 “不，我不是来养娃娃的。是来接娃娃的。”
在没有结过婚的女子一听到什么养娃娃的话，如同吃了一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了欲吐的嫌厌。 在朝东那面的三个窑里，已经透出微弱的淡黄色的灯光。有初生婴儿的啼哭。这是她曾熟悉过的一种多么挟着温柔和安慰的小小生命的呼唤呵。
这呱呱的声音带了无限的新鲜来到她胸怀，她不禁微微开了嘴，舒展了眉头，向那有着灯光的屋子里，投去一缕甜适的爱抚：“明天，明天我要开始了!” 再绕到外边时，暮色更低的压下来了。沟底下的树丛只成了模糊的一片。
远远的半山中，穿着一条灰色的带子，晚霞在那里飘荡。虽说没有多大的风。空气却刺骨的寒冷。她只好又走回来，她惊奇的跑回已经有了灯光的自己的住处。管理科长什么时候走回来的呢。她的铺也许弄妥当了。她到屋里时，却只见一个穿黑衣的女同志端坐在那已有的铺上，就着一盏麻油灯整理着一双鞋面，那麻油灯放在两张重叠起来的凳上。
“你是新来的医生，陆萍么?”当她问她的时候，就象一个天天见惯了的人似的那末坦直和自然，随便的投来了一瞥，又去弄她的鞋面去了。还继续的哼着一个不知名的小调。 她一点也没有注意从这新来的陆萍那里是送来了如何的高兴。
她只用平淡的节省的字眼在回答她。她好象一个老旅行者，在她的床的对面，多睡一个人或少睡一个人或更换一个人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波动的，她把鞋面翻看了一目之后，便把铺摊开了。却又不睡，只坐在被子里，靠着墙，从新又唱着一个陕北小调。
陆萍又去把那几根柴柱拿来敲敲打打，怎末也安置不好，她只好把铺开在地上，决心熬过这一夜。她又坐在被子里，无所谓的把那个张医生的老婆打量起来了。
她不是很美丽吗，她有一个端正的头型，黑的发不多也不少，五官都很均正，脖项和肩胛也很适衬：也许正是宜于移在画布上去的线条，可是她仿佛没有感情，既不温柔，也不凶暴，既不显得聪明，又不见得愚蠢，她答应她一些话语，也述说过，也反问过她，可是你是无法窥测出她是喜悦呢，还是厌憎。
忽然那看护象被什么针刺了似的，陡的从被子里跳出来了，一直冲了出去。陆萍听见她推开了间壁的老百姓的门，一边说着些什么，带着高兴的走了进去，那曾因她跑走时鼓起一阵大风的被子，有大半拖在地上。
现在又只剩陆萍一个人。被子老裹不严，灯因为没有油只剩一点点凄惨的光。老鼠出来了，先是在对面床底下，后来竟跳到她的被子上来了。她蜷卧在被子里，也不敢脱衣裳，寒冷不容易使人睡着。她不能不想到许多事，仅仅这一下午所碰到的也就够她去消磨这深夜的时候了。
她竭力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骂自己，又替自己建筑着新的希望的楼阁，努力使自己在这楼阁中睡去，可是窑对面牛棚里的牛，不断的嚼着草根，还常常用蹄子踢着什么。她再张开眼时，房子里已经漆黑，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熄灭，老鼠便更勇敢的迈过她的头。
很久之后，才听到间壁的窑门又开了。医生的老婆便风云叱咤的一路走回来，门大声的响着，碰倒了一张凳子，又踩住了自己的被子，于是她大声的骂“狗禽的，操他奶奶的管理员，给这末一滴儿油，一点便黑了，真他妈拉格厌!”
她连串的熟悉的骂那些极其粗鲁的话，她从那些大兵们学的很好，不过即使她这末骂着的时候，也并看不出她有多大的憎恨，或是显得猥亵。 陆萍这时一声也不响，她从嘴唇的动弹中，辨别出她适才一定吃过什么很满意的东西了。
那看护摸上床之后，头一着枕，便响起很匀称的鼾声。 二 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是依照她父亲的理想，才进去了两年，她自己就感到她是不适宜于做一个产科医生。她对于文学书籍更感到兴趣：她有时甚至讨厌一切医生，但仍整整住了4年。
八一三的炮火把她投进了战争，她到伤兵医院去服务，耐心的为他们洗换，替他们写信给家里，常常为了一点点的须索奔走。她象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看护着他们。他们也把她当着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依靠着。他们伤好了，她为他们愉快。
可是他们走了，有的向她说了声再会，也有来一封道谢的信，可是也就不会再有消息。她便悄悄的拿回那寂寞的感情，再投掷到新来的伤兵身上。这样的流浪生活，几乎消磨了一整年，她受了很多的苦，辗转的跑到了延安，才做了抗大的学生。
她自己感觉到在内在的什么地方有些改变，她用心的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学着在很多人面前发言。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她很年轻，才20岁，自恃着聪明，她满意这生活，和这生活的道路。
她不会浪费她的时间，和没有报酬的感情。在抗大又住了一年，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而这时政治处的主任找她谈话了，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40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而且医务工作应该成为她终身对党的贡献的事业。
她声辩过，说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甚至她流泪了。但这些理由不能够动摇那主任的决心，就是不能推翻决议。除了服从没有旁的办法。支部书记也来找她谈话，小组长成天盯着她谈。
她讨厌那一套。那些理由她全懂，事实是要她割断这一年来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又重复回到旧有的生活，她很明白，她决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她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产婆，或者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
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己套上来的?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好只去做一年。
而且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伊里基不说过吗?“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于是她到医院来了。 院长是一个四川人，种田的出身，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里工作得很久。他对医务完全是外行。
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须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象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钉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
但他是很忙的，他不能同她多谈。对面屋子里住得有指导员，她可以去找他。于是他不再望她了，端坐在那里，也并不动手作别事。 指导员黄守荣同志，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却又很爱说话，衣服穿得很整齐。
表观一股很朴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 他告诉她这里的困难，第一，没有钱，第二，刚搬来，群众工作还不好，动员难，第三，医生太少，而且几个负责些的都是外边刚来的，不好对付。 把过去历史，做过连指导员的事也同她说了。
他是多么想到连上去呵。 从指导员房里出来之后，在一个下午还遇了几个有关系的同事。那化验室的林莎，在用一种怎样敌意的眼睛来望她。林莎有一对细的弯的长眼，笑起来的时候眯成一条半圆形的线，两角往下垂，眼皮微微肿起，露出细细的引逗人的光辉。
好似在等着什么爱抚，好似在问人：“你看，我还不够漂亮么?”可是她对着刚来的陆萍，眼睛只显出一种不屑的神气：“哼!什么地方来的这产婆，看那寒酸样子!”她的脸有很多的变化，有时象一朵微笑的花，有时象深夜的寒星。她的步法非常停当。
用很慢的调子说话，这种沉重又显得柔媚，又显得傲慢。 陆萍只憨憨的对她笑，心里想；“我会怕你什么呢，你敢用什么来向我骄傲?我会让你认识我。”她既然有了这样的信心，她就要做到。 又碰到一个在抗大的同学，张芳子，她在这里做文化教员。
这个常常喜欢在人面前唱唱歌的人，本来就未引起过她的好感的。这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的懒惰的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她有着很温柔的性格，不管伸来怎样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绝的，可是她却很少朋友，这并不会由于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她象一个没有骨头的人。
烂棉花似的没有弹性，不能把别人的兴趣绊住。陆萍在刚看见她时，还涌起一阵欢喜，可是再看看她那庸俗的平板的脸孔时，心就象沉在海底下似的那末平稳，那末凉。
她又去拜访了产科主任王梭华医生，她有一位浑身都是教会女人气味的太太——她是小儿科医生。她总用着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象一个受惩的仙子下临凡世，又显得慈悲，又显得委屈。
只有她丈夫给了陆萍最好的印象，这是一个有绅士风的中年男子，面孔红润，声音响亮，时时保持住一种事务上的心满意足，虽说她看的出他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然而却有精神，对工作热情，她并不喜欢这种人，也不需要这种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她是乐意和这人合作的。
她不敢在那里坐的很久，那位冷冷的坐在侧边的夫人总使她害怕，即使在她和气和做得很明朗的气氛之下，她也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不管这种种的现象，曾给与她多少不安和傍徨，然而在睡过了一夜之后，她都把它象衫袖上的尘土抖掉了。
她理性的批判了那一切。她又非常有原气的跳了起来，她自己觉得她有太多的精力，她能担当一切。她说，让新的生活好好的开始吧。每天把早饭一吃过，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故，她可以不等主任医生，就轮流到五间产科病室去察看。
这儿大半是陕北妇女，她们都很欢迎她，每个人都用担心的，谨慎的眼睛来望她，亲热的喊着她的名字，琐碎的提出许多关于病症的问题，有时还在她面前发着小小的脾气，女人的爱娇。每个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
像这样的情形在刚开始，也许可以给人一些兴奋和安慰，可是日子长了，天天是这样，而且她们并不听她的话。她们好象很怕生病，却不爱干净，常常使用没有消毒过的纸，不让看护洗濯，生产还不到三天就悄悄爬起来自己去上厕所，甚至她们还很顽固。
实际她们都是做了母亲的人，却要别人把她们当着小孩子看待，每天重复着那些叮咛的话，有时也得假装生气，但结果房子里仍旧很脏，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什么东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有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
她没办法，只好带上口罩，用毛巾缠着头，拿一把大扫帚去扫院子。一些病员，老百姓，连看护在内都围着看她。不一会，她们又把院子弄成原来的样子了。
谁也不会感觉的有什么抱歉。 除了这位张医生的老婆之外，还有一位不知是哪个机关的总务处长的老婆也在这里。她们都是产科室的看护，她们一共学了三个月看护知识，可以认几十个字，记得十几个中国药名。
她们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可是她们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惶在压迫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自然这里面也不缺少真正的觉悟，愿意刻苦一点，向着独立做人的方向走。
一到下午，她就要变得愉快些，这是说当没有产妇临产而比较空闲的时候。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提出她在头天夜晚草拟的一些意见书。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
她得到过一些拥护，常常有些医生，有些看护来看她，找她谈话，尤其是病员，病员们也听说了她常常为了他们的生活管理，和医疗的改善与很多人冲突，他们都很同情她，但她已经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在看着是不成问题了的。
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很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中就太显的不平凡。但做为反对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没有人力和物力。 而她呢，她不管，只要有人一走进产利室，她便会指点着：“你看，家具是这样的坏。
这根唯一的注射针已经弯了。而医生和院长都说要学着使用弯针，橡皮手套破了不讲它，不容易补，可是多用两三斤炭是不可以的。这房子这样冷，如何适合于产妇和落生婴儿……”她带着人去巡视病房，好让人知道没有受过教育的看护是不行的。
她形容这些病员的生活，简直是受罪。她替她们要清洁的被袄，暖和的住室，滋补的营养，有次序的生活。她替他们要图画、书报，耍有不拘形式的座谈会，和小型的娱乐晚会……… 听的人都很有兴趣的听她讲述，然而除了笑一笑以外再没什么有用处的东西。
然而也决不是毫无支持，她有了两个朋友。她和黎涯是在很融洽的第一次的接谈中便结下了坚固的友谊。这位在外科室做助手的同属于南方的姑娘，显得比她结实、单纯、老练。她们两人谈过去，现在，将来，尤其是将来。她们织着同样的美丽的幻想。
她们评鉴着在医院的一切人。她们奇怪为什么有那末多的想法都会一样，她们也不去思索，便又谈下去了。 除了黎涯之外，还有一位常常写点短篇小说或短剧的外科医生郑鹏。他在手术室里是位最沉默的医生。
他不准谁多动一动。有着一副令人可怕的严肃面孔，他吝啬到连两三个宇一句的话也不说，总是用手代替说话。可是谈起闲天来便漫无止境了，而且是很长于描绘的。
每当她在工作的疲劳之后，或者当感觉到在某些事上，在某些环境里受着一些无名的压迫的时候，总不免有些说不出的抑郁，可是只要这两位朋友一来，她可以任情的在他们面前抒发，她可以稍稍把话说的尖刻一点，过分一点，她不会担心他们不了解她，歪曲她，指摘她，悄悄去告发她。
她的烦恼便消失了，而且他们计划着，想着如何把环境弄好，把工作做的更实际些。两个朋友都说了她：说她太热情，说热情没有通过理智便没有价值。 她们也谈医院里发生的一些小新闻，譬如林莎到底会爱谁呢?是院长，还是外科主任，还是另外的什么人。
她们都讨厌医院里关于这新闻太多或太坏的传说，简直有故意破坏院长威信的嫌疑，她们常常为院长和林莎辩护，然而在心府里，三个人同样讨厌着那善于周旋的女人，而对院长也毫不能引起尊敬。尤其在陆萍，几乎对林莎有着不可解释的提防。
医院里还传播着指导员老婆打了张芳子耳光的事。老婆到卫生部去告状，所以张芳子便被调到兵站上的医务所去了。而且大家猜测着她在那里也住不长。她会重复着这些事件。
医院里大家都很忙，成天嚷着技术上的学习，常常开会，可是为什么大家又很闲呢，互相传播着谁又和谁在谈恋爱了，谁是党员，谁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有问题，那就有嫌疑!
现在也有人在说陆萍的闲话了，已经不是关于那些建议的事，她对于医院的制度，设施，谈得很多，起先还有人说她放大炮，说她热心，说她爱出风头，慢慢也成了老生常谈，不人为人所注意。纵使她的话还有反响，也不能成为不可饶赦，不足以引起诽谤。
可是现在为了什么呢，她竟常常被别人在背后指点着，甚至躺在床上的病人，也听到一些风声，暗暗的用研究的眼光来望她。 但敏感的陆萍却一点也没有得到暗示，她仍在兴致很浓厚的去照顾着那些产妇，那些婴儿，为着她们一点点的须索，去同管理员，总务处，秘书长，甚至院长去争执。在寒风里，束紧了一件短棉衣，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脸都冻肿了。
脚后跟常常裂口。她从没有埋怨过。尤其是夜晚。有大半数的夜晚她得不到整晚的睡眠，有时老早就有一个产妇等着在夜晚生，有时半夜被人叫醒，那两位看护的胆子很小，黑夜里不敢一人走路，她只好就在那可以冻死人的深夜里到厨房去打水。
接产室虽然烧了一盆炭火，而套在橡皮手套的手，常常冰得发僵，她心里又急，又不敢露出来，只要不是难产，她就一个人做了，因为主任医生住得很远，她不愿意在这样的寒夜里去惊醒他。 她不特是对她本身的工作，仍然抱着服务的热忱，而且她很愿意得到更多的经验在其它的技术上，所以她只要逢到郑鹏施行手术的时候，恰巧她又没有工作，她便一定去见习。
她以为外科在战争时期是最需要的了。假如她万不得已一定要做医务工作的时候，做一个外科医生比做产婆好得多，那末她可以到前方去，到枪林弹雨里奔波忙碌，她总是爱飞。总不满于现状。最近听说郑鹏有个大开刀，她正准备着如何可以使自己不失去这一个机会。
记挂着头天晚上黎涯送来的消息，等不到天亮就醒了。也因为五更天特别冷，被子薄，常常会冷醒的。一醒就不能再睡着。窗户纸透过一层薄光，把窑洞里的物件都照得很清楚。她用羡慕的眼光去看对面床上的张医生的老婆。
她总象一个在白天玩的太疲倦了的孩子似的那末整夜喷着平匀的呼吸，她也同她一样有着最年轻的年龄，她工作得相当累，可是只有一觉好睡，她记得从前睡也会醒，却醒的迷迷糊糊，翻过身，挡不着瞌睡的一下就又睡着了。
然而睡不着，也很好，她便凝视着淡白的窗纸而去想起许多事，许多毫不重要的事，平日投有时间想这些，而想起这些事的时候，却是一种如何的享受啊!她想着南方的长着绿草的原野，想着那些溪流，村落，各种不知名的大树。
想着家里的庭院，想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家里屋顶上的炊烟还有么?屋还有么?人到何处去了?想着幼小时的伴侣，那些年轻人跑出来没有呢?听说有些人是到了游击队……她梦想到有一天她到那地方，她呼吸着那带着野花，草木气息的空气，她被故乡的老人们拥抱着，她总希望还能看见母亲。
她离家快三年了，她刚强了许多，但在什么秘密的地方，却仍需要母亲的爱抚啊!…… 窗户外无声的飘着雪片，把昨天扫开的路又盖上了。催明的雄鸡，远近的啼着，一阵阵的号音的练习，隐隐约约传来。
于是她使又想着一个问题：“手术室不装煤炉如何成呢?”她烦恼着院长了，他只懂得要艰苦艰苦，却不懂医治护理工作的必需有的最低的条件。她又恨外科主任，为什么她不固执着一定要装煤炉，而且郑鹏也应该说话，这是他们的责任，一次两次要不到，再要下呀!她觉得非常的不安宁，于是她爬了起来，她轻轻的生火，点燃灯，写着恳求的信去给院长。
她给黎涯也写了一个条子，叫她去做鼓动工作，而她上午是不能离开产科病室的。她把这一切做完后，天便大亮了，她得紧张起来，她希望今天下午不会有临产的妇人，她带着欢喜的希企要去看开刀啊！ 黎涯没有来，也没有回信。
她忙着准备下午手术室里所需要的一切。假如临时缺少了一件东西，而影响到病人生命时，则这责任应该由她一个人负担。所以她得整理全个屋子，把一切都消毒过，都依次序的放着，以便动用时的方便。
她又分配了两个看护的工作，叮咛着她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她是一点也不敢懈怠的。 郑鹏也来检查了一次。 “陆萍的信你看看好么?”黎涯把早晨收到的纸条给他。“我想无论如何在今天是不可能。也来不及。
她要求再去学习白事被准许了。她离开医院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化冰，然而风刮在压上已不刺人。她真真地用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这里。
虽说黎涯币郑鹏都使她留恋，她却只把那个没有双脚的人的谈话转赠给他们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芒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
扩展资料：
丁玲的《在医院中》，陆萍的遭遇表征着作为新政权雏形与象征的解放区,法律、条文上的性别平等并未深入社会机制和妇女的思想意识与日常生活，女性整体上依然处于精神匮乏、价值缺失和无法获得类的存在的生存状态。
陆萍的悲剧揭示了将女性解放等同或捆绑于民族国家解放的狭隘和困境，将民族国家解放后妇女解放之路将走向何处的问题揭示了出来。
启示新的历史背景下,女性解放应在主体精神和社会文化价值的维度确立女性的主体存在，发展女性独立的个性和丰富的人性,实现女性自由、自觉的类本质。而反观现实，这也正是文本对当下女性解放的借鉴意义。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书城》首次披露丁玲《在医院中》的检讨残稿
小说中的主人公陆萍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儿，但我们若细细品味却能觉察到，就对人和事的感知和洞察力而言，陆萍不太像是一个20岁的不谙世事的少女。从上海的产科学校毕业后，她在伤病医院服务了一段时间，后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抗大毕业后，她本想从事政治工作，但却被分进了医院作“产婆”。她对初次见面的人在短时间内总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和把握：指导员黄守荣，“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很爱说话，衣服穿得整齐，表现一股很朴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产科主任王梭华给了她很好的印象，可是她却看穿了他的虚伪：“这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中年男子，……时时保持住一种事务上的心满意足。虽说她看得出他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然而却有精神，对工作热情”（同上，第241页）。陆萍知道如何对待他，如何与他相处：“她并不喜欢这种人，也不需要这种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却乐意和这种人合作”（同上）。由此可以看出陆萍具有一种不被人的表象所迷惑而直取其本质的洞察力，并且能把个人的喜好和工作上的合作分开来对待。尤其是她对几个女性的犀利观察，更让读者难以相信陆萍只有“二十岁”，她喜欢用刻薄的语言来描画周围的女性。对抗大同学张芳子她批评得更加不留情面，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恶毒了：“这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地懒惰地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她有着很温柔的性格，不管伸来什么样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绝，可是她却很少朋友。这并不由于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她是一个没有骨头的人，烂棉花似的没有弹性，不能把别人的兴趣绊住”（同上）。陆萍固然洞见了张芳子内心的软弱，但用语却过于狠毒了，张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温柔的没有主见的女孩子罢了。陆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她对周围的女性似乎都很难瞧得上：她觉得产科主任王梭华的太太“总用着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像一个受惩的仙子下临凡世，又显得慈悲，又显得委屈”（同上）；医院里自我感觉良好的两名女看护在陆萍眼里却丑陋无比，“这两位夫人，尤其是那位已经二十六七岁的总务处长的夫人摆着十足的架子，穿着自制的中山装，在稀疏的黄发上束上一根处女带，自以为漂亮骄傲地凸出肚皮在院子中摆来摆去”（同上，第243页）。作者说“她（陆萍）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同上），然而陆萍对周围人洞悉得如此透辟，哪能称得上是“少世故”呢！在小说的另一处，她评价陆萍“不会浪费她的时间，和没有报酬的感情”（同上，第239页）。这句话也分明体现了陆萍的理性和世故。所以一开始，丁玲便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颇为矛盾的陆萍。
陆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丁玲的生活历程有很大关系。《梦珂》发表时，丁玲还是初为人妻、不谙世事的25岁少妇，但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她相继经历了丈夫被国民党枪杀、自己被国民党囚禁等诸多磨难。到延安之后艰苦的战争环境又把她磨砺成了一个成熟的中年女性。《在医院中》假借一个初来乍到的少女的眼光来叙述整个故事，实际上则可说是丁玲本人对延安认识深化之后，提炼升华自己生活感受的作品。写作《在医院中》时，丁玲36岁，她的生活体验更为丰富了，她对人和事的洞察力也变得更加敏锐了，三年多的延安生活，又使她对延安的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尽管丁玲作为一个成熟较早的女作家，在早期也塑造过诸如莎菲女士这样复杂的人物形象，但莎菲女士的复杂性基本上体现在年轻女子对男性所玩弄的种种技巧上，而陆萍这一形象因渗透了中年丁玲的生活体验而较莎菲显得更有深度。作为延安文化界的核心人物，她一度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这也有助于她深入到延安生活的肌理中去深层地了解延安。知识分子敏感多思的天性也决定了她比平常人更易于发现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在医院中》丁玲借助陆萍这一青年知识分子的视角揭示了边区医院管理的不科学、技术的落后、医护人员的懒惰散漫。1941年后丁玲对延安的了解就更加深入了，她发现了很多问题，相继写下了《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和《三八节有感》，前者反映了延安强度甚大的政治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孩子的天真天性的发挥，后者反映了在进步的延安社会女性仍然生活在男性施加的种种压力之下。
同时，《在医院中》也反映出了丁玲到延安后感情的变化过程。初到延安，她的心情是异常愉快的。1937年7月1日她写下了《七月的延安》来歌颂对延安的喜爱崇敬之情：“七月的延安太好了。／青春的心燃烧着／要把全中国化成像一个延安。”（注：《丁玲全集·七月的延安》(4)，第327页。）丁玲作为一个30年代就已成名的女作家，到延安后她一直受到重视和重用，这是她心情愉快的原因之一。她刚到保安，党中央就派她随总政治部到前方。她还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的主任。次年2月，她出任中央警备团政治部副主任。8月15日她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到前线，1938年7月才返回延安。丁玲带着兴奋喜悦的心情投入到迥异于“莎菲女士”的新生活之中。1937年8月1日在日记中她这样写道：“我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注：《丁玲全集·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5)，第48页。）但丁玲初到延安的喜悦之情并没有完全湮没一个女作家应有的敏感。尽管1939年她在《我怎样来陕北的》说过“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注：《丁玲全集·我怎样来到陕北的》(5)，第130～131页。），但我们注意到丁玲把她对生活的细腻而独到的观察放在小说中来表现了，小说成为她表达自己微妙感情的一个最好方式。短篇小说《东村事件》写于1937年5、6月间，描写发生在宗法制控制下的农村里的一场纠纷。农民陈得禄的媳妇被地主赵老爷抢去，他因男人的尊严被侮辱而壮着胆子冲到赵老爷家，但一见赵老爷，他立刻就蔫了。丁玲充分发掘了陈得禄性格的复杂性，并将之刻画得丝丝入扣。短篇小说《秋收的一天》写于1939年丁玲在延安马列学院的短暂小憩中，它没有什么情节，像一篇散文，讲述了一个知识女性在集体生产劳动中的种种细腻感受。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敏感而细腻的丁玲。这篇小说的风格很类似于她早期的一些小说，全篇几乎都是同性之间的琐屑故事与她们感情上的互通与理解。最巧合的是里面的女主人公叫“薇底”，与她早期的一篇小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1928)的女主人公的名字相同，这似乎暗含着丁玲对过去心情的留恋和对新生活的游移。在《秋收的一天》中“薇底”的心情是异常矛盾的，她一面肯定地评价自己的生活状态：“自从来到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生活于我很相宜。我虽说渺小，却感到我的生存。”（注：《丁玲全集·秋收的一天》(5)，第123页。）一面却又对集体生活的热闹和别人的欢愉保持着怀疑和距离，“‘为什么大家那么兴奋而愉快呢？’她一面怀疑地问着，那些动人的场景和演说词，便像银幕一般地连续映了出来”（同上，第116页）。“薇底”不像别的同伴在劳动后就能甜甜地睡去，她常在熄灯之后思考一些问题，因而“一到四五点钟就睡不着了”（同上）。由此我们隐约感觉到了“薇底”的困惑——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丁玲延续着通过小说来表达其异于“集体”的敏锐感受和独到观察这样一个思路，在1940年写出了《在医院中》。《在医院中》中丁玲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视角看到了自己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
1938年后丁玲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故，她的心情也随之黯淡下来了。丁玲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马列学院之后，遭遇到了被孤立的尴尬。1938年上半年，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公开在党校大会上宣布，丁玲“不是我们的同志”，党校不接受丁玲前来学习（注：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康生为什么这样说一度春风得意的丁玲？我们可以推测，负责审查干部的康生对丁玲被国民党逮捕以及和冯达同居这一段历史抱有怀疑和蔑视的态度，因此才把丁玲孤立于“同志”之外。1940年丁玲的旧伤疤又被揭开了。在这一年，新一轮“审干”已在公开状态下全面推开。中共还把“审干”与“除奸”联系起来，划定了大量的“嫌疑分子”。丁玲因为自己的那一段历史又受到了冲击。虽然这次审干不像1943年整风时那样猛烈，但可以想象，丁玲，作为一个女性，由于自己在被捕期间与冯达同居这样的私生活而受到审查时的尴尬与痛楚。这些使丁玲感受到了延安生活的另一面，它不再是喜悦的欢歌，而是革命的严酷。写于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流露出了丁玲精神上的痛苦。《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村子里的人们对失去贞操的贞贞的冷漠和嘲笑，是“我”所鄙夷不屑的：他们的麻木、自私、冷漠使“我”失望之极。可以猜想，丁玲通过贞贞这一形象在努力传达出自己的清白和对党的忠诚，而对村子里叙述者“我”的孤立（因“我”对贞贞的热情与赞赏）也暗示出了丁玲自己此时的落寞情绪。这篇小说透露出了丁玲由对环境和人事的不满而产生的失落和孤独的情绪，这种情绪成为她写作《在医院中》的背景。
为何把陆萍写成二十岁？还有一个原因值得分析。回到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里，“青年”在延安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抗战期间，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抗大里都是青年知识分子，青年问题，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问题，更是延安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问题。陕甘宁边区于1939年把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注：当时国民党迫于压力，同意了这一规定。后来国民党又改定以三月二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广州黄花岗革命烈士纪念日）为青年的节日。但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则继续以五月四日为青年的节日。），此后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纪念活动。中共中央委员会还出版了一份关于青年工作的杂志《中国青年》。在延安特殊的语境里，丁玲把陆萍写成“二十岁”，会使她更具代表性，会使得陆萍这一人物得到更多读者的共鸣。丁玲之所以塑造陆萍这一人物与青年特有的精神气质——“青年是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注：朱鸿召编选：《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8-129页。）有很大关系。丁玲把自己中年的人生体验灌注在青年陆萍身上，使得陆萍这一人物对延安的青年更具魅力和感召力。陆萍的遭遇和经历是来到延安的许许多多知识青年的遭遇和经历，陆萍也就成为来到延安的许许多多知识青年的缩影：他们往往自视很高，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张闻天曾分析过青年知识分子的优缺点，优点是他们有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不满意黑暗的现实社会；反对迷信、黑暗、无知、愚昧，爱好光明真理。缺点是斗争的坚定性、坚持性不够，了解问题的具体性与透彻性不够；对群众的接近了解不够（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国文化》第1期第2卷。）。因此对党来说青年知识分子如何改变自己以适应延安的环境和革命的需要是当时延安一个核心问题（注：谢挺宇：《第二代》，《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文章标注的时间是1941年6月26日。发表比《在医院中》还要早几个月。里面的女主人公史玮，也有着与陆萍一样的艺术爱好，割舍掉音乐在她内心是非常痛苦的，“自己会去做看护什么的，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沮丧地回到窑洞，翻了翻扭着蝌蚪般的音符的五线谱，看看一些这几年苦心画下来的速写，像有东西在心里面扎进去似的，她痛楚地感觉到今后是要跟这些心爱的东西分离了，眼泪就懊恼地流出来了……”。），1939年毛泽东曾提出了“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的口号（注：《毛泽东选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2)，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但丁玲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从自己的体验出发看到了知识分子与延安的环境的冲突的某种合理性。所以陆萍在延安的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小说的最后一句话：“人是要经过千磨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正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据说在延安被很多青年当作语录和座右铭广泛传抄。
陆萍对环境的不适集中体现在小说的环境描写上。《在医院中》的环境描写一直受到批评家的特别关注，燎荧在文中说：“作者在小说里面的环境的安排，便是不正确的。作者为了表现她的人物，她是过分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张光年为了驳斥丁玲对医院环境的描写，讲述了自己在边区医院的亲身体验：墙壁是多么的洁白、医护人员是多么的热情等等。）这些描写可用一个“冷”字来概括。一个是自然环境之冷，另一个是人事之冷。“人们都回到他们的家，那惟一的藏身的窑洞里去。”（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用“惟一”、“藏身”来形容人们最熟悉的居住地——窑洞，包含了对艰苦环境的几多无奈！还有她初次踏进窑洞，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当她一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到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惨凄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同上，第235页）。同为女性的陈学昭对窑洞则有迥异于陆萍的感觉：“这是一个小小的土窑洞，里面用石灰粉了的，也还洁净，面南。那些住惯了西式房子的人，他们一定不能想象住窑洞的乐趣。那天我住窑洞实在是太快乐了……”，在陈学昭看来，窑洞冬暖夏凉，而且“光线也还充足，在窗口，只觉得光线太强烈”（注：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窑洞在延安是人们最普遍的居住场所，但它对陆萍来说却如此冷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陆萍的落寞沮丧心情是有关的。正是由于陆萍的这种落寞沮丧心情，在陆萍的眼中，窑洞里的旧的白木桌和凳子“也似乎是从四面搜罗来的残废者”（同上，第236页）；“院子里的一个粪堆和一个草堆连接起来了，没有插足的地方”（同上）。老鼠也出来捣乱了，“被子老裹不严，灯因为没有油只剩一点点凄惨的光。老鼠出来了，先是在对面床底下，后来竟跳到她的被子上来了”（同上，第238页）。可以想见，这里物质条件的落后是出乎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的想象的。此外，作者还把故事的背景选择在冬季，自然更增加了一层萧瑟冷清的气氛。除过自然环境之冷，还有人事之冷，这是比自然环境之冷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这种冷从一开始就布下了阵脚，陆萍以为李科长“匆匆地走了”大约是找斧子帮她修理床铺去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回来，她只好在地上熬过了过一夜。她碰到两个在铡草的女人，和气地问：“老乡！吃了没有？”但却受到了她们的嘲弄：“呵！又是来养娃娃的呵！”对她这样一个未婚的二十岁的女性简直就是侮辱。因此陆萍感觉“如同吃了一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了欲吐的嫌厌”（同上，第236～237页）。化验室的林莎见到陆萍，眼睛只显出一种不屑的神气：“哼！什么地方来的这产婆，看那寒酸样子！”（同上，第241页）并没有“同志”般的亲切。医院里的病人，渐渐地对陆萍的付出也并不在乎了，她拿着扫帚把院子打扫干净，但“不一会儿，她们又把院子弄成原来的样子了。谁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抱歉”（同上，第242页）。她成了医院中“小小的怪人”（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不被人理解。1942年燎荧的批评文章已经隐隐约约地指出了陆萍与周围环境冲突的合理性，“一个热情但不知世故的青年，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矛盾和纠纷是不可免的吧？”（注：燎荧：《“人……在艰苦中成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时〉》，《解放日报》1942年6月10日。）小说的最后，陆萍与环境得到了和解，“她所要求再去学习的事也被准许了”（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与小说前面的环境描写相比，这个结局和小说最后的那句话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了，但它们似乎反映了身处革命环境的丁玲为融入到集体生活、为满足党对自己的要求而作的内心的挣扎，以及她在孤独失望中愿与党和集体保持一致的复杂心理。
《在医院中》的发表与当时兴起的“暴露文学”的潮流有关，1941年在延安形成了“暴露文学”的热潮。延安的许多文人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讽刺延安黑暗面的作品，如《老马夫》《废物》《夫妇》《一个钉子》《厂长追猪去了》《鸡啼》《丽萍的烦恼》等。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延安存在的官僚主义、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注：《老马夫》（刊于《文艺日报》）描写一个在军中的老马夫，由于工作辛苦，弄得背也驼了、膝关节也硬了。而一个骑死三匹马的领导干部却比以前壮实，说起话来也很响亮。《废物》（《解放日报》1941,6,16）描写一个老士兵由于年迈体衰，被视为部队的累赘废物，部队的人怀疑他万一被俘会出卖大家，想开除他的军籍，最后他被部队拉下了，他引爆手榴弹，和要活捉他的三个日本兵同归于尽。此篇小说让人感觉甚为悲凉。《夫妇》（《解放日报》1941,7,2-4）描述一对来自山西的农民出身的红军夫妇未脱离愚昧落后的故态，丈夫粗暴愚顽，常打老婆，妻子则好贪小便宜。《一个钉子》（《解放日报》1941,7,24-26）描写两个干部争执得面红耳赤，只是为着一个钉子，一个要去，一个要留。因而小题大做，争论不休。《厂长追猪去了》（《解放日报》1941,10,15）描写一个安塞工厂的厂长终日所做的只是在马棚、厨房、员工住室、猪圈、厕所穿梭查看，十分琐碎无聊。《鸡啼》（《解放日报》1942,1,12）描写一只公鸡在夜里看见月光惨白，误认为是天亮，就喔喔地高声叫了起来，作者以此来讽刺“歌颂光明”论者。《丽萍的烦恼》（《西北文艺》）描写一个名叫丽萍的知识女性嫁给一个工农干部后，因为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而冲突不断。）。“暴露文学”潮流的出现是延安读者，主要是青年读者推动的结果。丁玲刚主办《解放日报·文艺》栏时，有读者反映文艺栏的文章使人感到不活泼、太长。于是丁玲在考虑读者的需要上改正，使《文艺》减少了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因此，她在1940年10月号召大家写杂文，征求批判社会、文艺的短作。此后出现了一些批评国统区的短文，不久又有人反映“子弹打得太远，不知别人读到没有！”（注：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因而他们把枪口调转对内，批评延安的文章开始一一涌现。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测，青年读者的口味促使了《在医院中》这一类作品的出现，并使得它们有了活跃的读者市场，因为它们的犀利和敏锐正合了青年的胃口。
丁玲塑造了陆萍这一人物形象，通过她——一个初来乍到的女孩来传达出了丁玲自己在延安的生活感受。在延安特殊敏感的政治环境里，《在医院中》的小说的虚构性既可以使丁玲传递出自己内心的微妙感受，又可以避免读者和敏感的批评家把陆萍与丁玲本人等同起来。另一方面，丁玲从自己的体验出发触及了延安的青年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揭示出了陆萍与环境的冲突的某种合理性（注：我们注意到延安整风时，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受到了批判。对陆萍和环境的矛盾，当时还没有把它上纲上线。看来，当时人们对此持宽容态度。）。随着整风的开展，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了，丁玲本人和陆萍这一形象所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必须改变自己以适应革命的需要。《讲话》以后，延安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开始了“改造自己”和“改造艺术”的漫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