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旧唐书·魏徵传》记载，有一次，唐太宗与魏徵交谈。魏徵对唐太宗说："希望陛下使我成为良臣，不要使我成为忠臣。"太宗感到奇怪，煞有介事地问："忠臣、良臣有什么不同吗？"魏徵说："良臣，是说象后稷、契、皋陶那样的人；忠臣，是说象龙逢、比干那样的人。良臣使自己获得美好的名声，使国君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幸福与禄位无穷无尽。忠臣则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使国君陷于深重的罪恶之中，国破家亡，空有一个忠臣的名声。以此而言，相差太远了！ "唐太宗很是赞成魏徵的话，奖励了他五百匹绸缎。魏徵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指出忠臣与良臣具体差别的人，但他确实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者的差异。在传统的观念中，忠臣和良臣常常是合二为一的，忠良也常常成为忠臣的别称，究其原因，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儒家所谓“君仁臣忠”思想的影响，忠臣历朝历代都是备受推崇、大书特书的典范，都是留名青史、流芳百世的英雄，因而，给人的感觉也都是形象饱满、毫无瑕疵的。受着这种观点的影响，在人们的感觉中，忠臣往往也与能臣混为一谈，忠而且能似乎成了忠臣的属性。事实上，这两个却是并不相同的概念：从衡量标准上讲，忠臣往往侧重于道德水准，是从思想、观念以及行动上符合“天理”要求的人，而良臣往往偏重于能力，是在能力上能够安邦治国并使国民大治的人；从数量上讲，忠臣远远多于良臣，忠臣无朝没有，而良臣却并不多见，这是由于成为忠臣要比成为良臣容易得多，历史上许多忠臣往往只是凭几句“直言”便可造就，但良臣之成材则非经一般磨砺万难成功；从结果上讲，忠臣往往是悲剧性的，常常用生命的代价换得百世芳名；良臣的结局则难有定论，往往用自身的努力谋得天下之利。从类比上讲，忠臣往往与*臣对应，而良臣则常常对应于庸臣。忠臣往往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董仲舒为汉武帝设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儒家那一套“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听”的人之太义的思想，尚未成为官方主流思想时，忠臣的市场并不很大，界限也不很明显，活跃在历史上的忠臣也相应减少。特别是先秦时代，伴随着弱肉强食的政治特点，人才们也迎来了展示自身价值的黄金时期，追求良臣，寻求民富国强之策成为各国君主的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管仲、商鞅、吴起、乐毅、范蠡、大批良臣也就应运而生了。尤其是*着人才优势称霸诸候的秦国，虽然拥有着一大批文臣武将，但基本上是其它国家的空降兵，这些人只是借助于强秦的平台施展自己的人生报负，大抵与忠臣沾不上边。在这个时代，能称得上忠臣的大概只有楚国的屈原了，这位老先生忠心为国，却无罪遭谴，他因此借助于楚辞这种文体，写了一大堆怀才不遇的文章后，干脆对着汩罗江水，纵身一跃，从此，在中华历史上多了一位忠臣，相应地也多了一位昏君——楚顷襄王。屈原的自杀留给时人（后人）的是一种精神财富，并不能改变楚国被灭亡的命运，这大概也是魏徵愿做良臣，不愿做忠臣的原因吧。当历史到了大汉王朝，由于大统一帝国的建立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忠臣们逐渐走上政治舞台，这也是迎合帝王们的政治需要的。乱世需要良臣治理，治世需要忠臣维护，但毕竟水能载舟，亦可覆舟，能臣能够帮助君主打下天下，也可以夺取君主天下，所以，历代皇帝上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考虑如何处置这些良臣，汉高祖、明太祖的办法是大开杀戒，光武帝、宋太祖的方法是是厚赠金帛，方法也许不一样，目的却大抵相同，都是让功臣们远离权力中心，不要危及他们的统治，也即是鸟尽弓藏的意思。正因为长治久安的需要，开国帝王们从江山坐稳后，他们需要的就是忠心耿耿，思想无二的忠臣了。当然，这样讲是一种理论上的趋势，具体到实际中的皇帝本人，则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忠臣们虽然忠心耿耿，但并不容易驾驭，他们拘泥于各种所谓的正统思想，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对皇帝也有着更高的期待与要求。他们认为，皇帝一举一动都应该符合圣人之道，不能恣意妄为，甚至连七情六欲也不能有，比这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忠臣往往自恃着正义的天平倾向自己，常常直言不讳，甚至为表忠心，侮辱皇帝也在所不惜。譬如大明朝天启二年，新科状元文震孟指责天启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竟上疏说：“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这封奏折上递后，权阉魏忠贤故意留压二没有立即上奏。却乘天启帝观看木偶剧时，适时将疏中“傀儡登场”语告诉皇帝，说文震孟恶意将皇帝帝比作偶人，并要求皇帝杀之。皇帝当然点头同意，但终经众臣苦劝力争，硬是将震孟给保了下来，只让天启皇帝憋了一肚子火，这也是忠臣们虽然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身家性命，而皇帝们却对这些忠臣恨之入骨的原因了。当然,忠臣与良臣虽然并不相同,但也并没有必然的界限:忠臣也可能具有良臣的能力,良臣也可有忠臣的忠心，两者一般不太好区别，但就做事的具体风格而言，忠臣重视的是事情的过程，往往宁折不弯，不计后果；良臣则务实一点，坚持原则性但往往又掺杂些灵活性。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意欲征辟贤隐，粉饰太平。当时有两位贤士，深受王莽器重，一个是汉哀帝时光禄大夫龚胜，一个是齐人薛方。两人都不愿就征，但朝庭都欲强而起之，无奈之下，龚胜采取的是绝食式的抗争，饿至十四日才气绝身亡，薛方采取的方式则相对轻松些，只对着来使拜谢道：“尧舜在上，且有巢由，今明主方著唐虞盛德，小臣愿守箕颍高风，请善为我辞。”使人回复朝命，将事情经过告诉王莽，莽听他称颂自己，很觉惬意，倒也放他过去了。两者当时都被视为贤良，相较而言，龚胜付出的成本、代价更大些，这也是忠臣的成本与代价。南宋岳飞也是位著名的忠臣，他在绍兴年间被任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时，当时湖北刑狱万俟卨以为这是一个巴结朝廷重臣向上爬的机会，悄悄向岳飞面陈拥兵自卫之计，让岳飞不顾朝廷旨命、扩充兵力、积累财帛，结交权臣，联络党羽，以图大计。岳飞听了，勃然大怒，忍不住将他痛骂一顿，使得万俟卨挟怨而去。后来，万俟卨为报私仇，竟然为虎作伥，帮着秦桧将岳飞迫害致死，这种结果，大而言之是忠*不容，小而言之，却也是由于岳飞为人忠直，容易得罪人的缘固。武则天时丞相狄仁杰则相对圆融得多。长寿元年（693年）正月，狄仁杰因被武承嗣、来俊臣等诬告谋反，被捕入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也爽快得很，立刻承认：“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其收监，不复严备。狄仁杰回到狱中，暗暗地在被单上写明冤情，并通过家人上告武则天，终得辩白冤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李氏大唐的江山。岳飞身死，而使北伐成为画饼，狄仁杰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大唐的社稷，这其实也是忠臣和良臣的另外一个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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