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这本书的来历本身就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老子在周朝任藏书的史官，眼见周朝日益衰落，便决定西出函谷关，从此隐居避世。函谷关关令尹喜知道老子将要一去不返，便请他著书传世，于是老子著书上下两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从此不知所终。
《道德经》篇幅很短，但意蕴深刻，可以说是一本无法穷尽的书。《道德经》的核心思想就是“道”。在中国文化史上，“道”的最初含义就是我们所走的路。《说文解字》说：“道，所行道也。”后来含义逐渐扩大，自然与人事所遵循的途径（即规律）都称之为道，因此便又有“天道”、“人道”之说。至老子，始将“道”提升为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老子之“道”，兼有宇宙的本原、万物存在的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修养的最高境界等多重含义。自从老子赋予“道”以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后，“道”就成了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
道的基本特性就是自然和无为。老子说：“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所谓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意思，指事物自己如此而没有外力强迫的状态。所谓无为，就是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趋势而不以外力强加干涉。自然是事物的理想状态，而无为则是保持这一状态的方法。老子希望人们以道为榜样，按照自然、无为的原则处理一切事务。
道与德密不可分，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道是德的根据，德是道在事物中的具体表现；道落实到人身上，就是人的德性。一个人的所作所为，符合道的要求，就是有德。反之，就是无德。所以老子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
道的运动方式就是“反”。老子说：“反者道之动。”由此，老子总结出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柔胜刚，弱胜强”等具有深刻辩证法思想的格言。
在《道德经》中，老子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他认为统治者应当顺应民意，体贴民情，他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充分反映了老子的民本思想。老子反对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不合理现象，主张帮助弱势群体。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道德经》比《论语》更具抽象思维特质，它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富于诗意的语言。《道德经》一书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其文章犹如一组语言洗练、意蕴深远的哲理诗。使用了大量的韵语和排比、对偶等句式，行文手法多样，变化多端，善于用平常的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
《道德经》中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譬如，先秦的韩非作《解老》、《喻老》，以老子之道作为法家的理论依据。曹魏王弼通过注释《道德经》，开创了玄学，《道德经》与《庄子》、《周易》一起被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当中最重要的三部经典，同时，《道德经》又是中国传统宗教道教的基本典籍之一。《道德经》和《庄子》所发扬的“自然无为”等哲学思想，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士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当中能够与儒学分庭抗礼的另一极，像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这些中国文化的巨人，都可以说是老庄精神的嗣裔。很多儒家学者，特别是革新派和改良派的政治家，如王安石、魏源、严复等人，也都对老子哲学有所借鉴。
老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经过大的战乱、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后，为了安定社会、恢复生产，统治者大多选择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实行轻徭薄赋、减省刑罚、与民休息的治国政策。为史家所称道的汉初文景之治、唐初贞观之治，都是以老子之道治国的结果。
《道德经》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老子的影响却并未从此消逝，他的学说后来形成了道家学派。汉代被演变为宗教，这就是道教。老子被奉为教祖，由人变成了神。他写的《道德经》也成为道教的经典。到了唐代，老子的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唐太宗李世民自认是老子的后裔。唐高宗追封老子为玄元皇帝，诏《道德经》为上经。唐玄宗时，诏各州府广置玄元皇帝庙，建立玄学，令生徒诵习《道德经》。
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一直和儒学及后来的佛学一起构建成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深远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哲学、医学、工程、艺术等领域。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派，无不从老子的思想里面汲取营养而加以利用。从积极方面看：他的天道观，经过庄子的发挥，成为魏晋的玄学，又影响到宋明的理学；他的无为观，成功地应用于西汉的政治实践，成为历代统治者的统治之术；他的玄德观，经过孔子的发挥，成为主宰中国数千年德治的主要内容；他的用兵之道，经过孙子的发挥，成为变化莫测的军事理论；他的雌柔观，成为诡辩家的理论基础，造就了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中华武术、内家武功及历代气功，也无不从老子的思想中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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