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2-28
其实白狼不是甘肃人，只不过，他在甘肃活动过，势力范围很大，波及到湖北、河南、安徽、陕西、甘肃等省。
在袁世凯将革命党、国会议员等收拾得妥妥当当的时候，突然中原闹起了白狼之患。当然，白狼不是狼，是人，他的名字叫白朗。
白朗是河南宝丰人，1873年出生。幼年曾读书年余，据说原是第六镇统制、革命党吴禄贞的参谋，吴禄贞遇刺后便愤然落草为寇，后来竟然声势日盛，白朗也被误呼为“白狼”；以至于原名倒不为人知。不过，这是传闻，当不得真；也有人说白狼本名白瞎子，其实是一个半文盲的农民，曾在清朝的巡防营中当过兵，据说枪法很准，他见清室衰亡，群雄并起，也就乘机拉杆起事，渐成规模，想做一番大事业，算得上是一个草莽英雄（这倒有几分真实）。民国嘛，本就是英雄辈出的时期，管他草莽不草莽，张作霖、张宗昌不也都是草莽出身？
说起白狼这事，要按正统说法的话，其实是民国后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要论起其兴起方式与战法的话，则与之前的捻军、幅军等颇为相似。一般来说，这种农民起义一般发源与各省交界、土地贫瘠、天灾频频的黄淮地区，如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西南部等，而社会背景往往又是官府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之时。
由于黄淮平原一带地区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困苦，由此产生的民风十分强悍（非强悍无以为生），穷人一旦求生不得，往往纠众打家劫舍，俗称“拉杆”，为首的称“杆首”或“架杆”。在天灾之年，经常会有大股匪徒（或称杆匪）成群结队的前去外地打家劫舍，甚至绑架人质，勒索财物。最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匪徒多是在农闲之时由一些惯匪组织起来的，而农忙之时往往都是些本分的农民。
譬如太平军兴起时的幅军，最初被人称为幅党，兴起于苏北地区，后转入鲁南山区。幅党开始的时候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成员主要是些无地农民、被裁汰的兵勇、盐贩等，这些人昼散夜聚，常称“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有梁山好汉之遗风。幅军发起之初以索取金银财帛为目标，他们外出攻打地主围寨叫“做买卖”，称“出征”为“打粮”，被捉住的财主或者官员，均可以用钱赎回。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在出发前都要屠牲祭旗并叩头祷告：“天老爷，地奶奶，俺到北方做买卖，不管挣钱不挣钱，但愿人马回来全”。
捻军也是一样，最开始的时候被人称为捻党，所谓“捻”，便是“一伙人”的意思，民间也称之为“捻子”。捻子当时主要表现为民间秘密结社的形式，小捻子十几或者几十个人，大捻子则有数百人不等。在太平军北伐后的大好形势下，捻党也就逐渐转变为捻军，开始攻城拔寨，流动作战，并具有了相当的战斗力。
与此相对应的是，黄淮地区也有许多自发的地方武装来抵御这些流民杆匪的袭扰，譬如长枪会、大刀会等，他们往往在地主或者地方上有势力之人的组织下，守寨自卫，结团自保。在与这些流窜的杆匪斗争中，长枪会、大刀会之类的组织也会壮大，但他们一般以保境安民为目的，并不会演变成历史上的流军。
白狼在最鼎盛的时候，一‘杆’也有万余人，来如急风，去如骤雨，一度横行五省，攻城而不守城，一如当年黄巢、捻军的战法。这种战法，虽然组织不是特别严密，武器也未必先进，但其来势极为可怕，如同潮水一般，驻守各地的少量官军往往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倘若城墙不够坚固，也只能暂行逃避，不然只能送死。而这些流军，往往也专拣软柿子捏，一般不会纠缠于围攻固守之城。流窜作战的好处在于，一旦得势，往往附和者蜂起，声势浩大；而一旦战败，又没有强人领袖的话，徒从者往往又星散而去。
民国初年，河南西部一带遭受天灾，流民甚众。据当时官方记载：1912年5月间，仅宝丰、鲁山、临汝一带便有杆首二十四人，这些人少的有二三十个，多是上百人，而且都有快枪几十把。白朗从巡防营回到家乡之后，便也“拉杆”起事，并很快成为当地知名的绿林头目，基地就在舞阳县母猪峡一带。据说，白朗曾将宝丰县长的儿子劫去勒赎，索得新式五响钢快枪十支，由此挖得第一桶金。民国元年后，白朗又打出“打富济贫”的旗号，并趁着清朝覆灭的时机广泛吸纳了那些被裁的士兵、游民、饥民等，势力大振，周围的一些杆首如李鸿宾、宋老年、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人也纷纷归附，听其指挥。
到1913年春的时候，白朗的人马已经达到二三千人，而且是时聚时散，飘忽无定，聚则成军，散则为民，令官军十分头痛。由于队伍混杂，耳目众多，白朗的人马往往在官军派兵围剿之时散去，等到其收兵的时候却突然聚合，给予官军致命的打击。
最开始的时候，袁总统听说白狼不过是一杆悍匪，只需派出少量军队即可一鼓荡平，何必大做文章。但他那不争气的表兄弟、河南都督张镇芳却接二连三地发来告急电，说这股悍匪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官军被他们引得晕头转向，以至于本省兵力不足以追剿，要求袁世凯增兵协助。
不错，白狼军的战法的确是飘忽如风,有人说他们骑白马、着白衣，每天行军一百二三十里,避实就虚, 一般不打攻坚战,所谓“兵来匪去、兵去匪来”, 令官军防不胜防。等到官军调集兵力的时候，白狼军却又不知去向。
二次革命爆发后，北洋军精锐南下镇压革命党人，中原一带十分空虚，这给了白狼军一个发展的好机会。据称，当时黄兴还曾写信给白朗，让他进攻湖北，以配合讨袁军作战，只可惜所派信使在开封被捕杀，信未送到。白朗对当时的形势也颇为了解，他当时也曾以“抚汉讨袁司令大都督”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六言告示，怒斥袁世凯“假作民国扬名”，俨然有北方讨袁之势。
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派赵倜增援河南，当时进入豫西的总兵力达到三万人。在北洋军队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白朗并没有坐等挨打，而是迅速跳出包围圈，向官军防守薄弱的地方进击。1913年12月下旬，白狼军急速南下，到泌阳附近后却又突然东进，并于1914年1月初越过京汉铁路，在1月中旬连续攻下光山、光州和商城三座县城，在劫掠了一番后又继续东进。进入安徽境内后，白狼军于1月24日攻陷六安，2月6日又攻克霍山。由于连战连胜，白狼军不仅缴获了大批枪械子弹、战斗力得到明显增强外；而且各地会党和游民也都纷纷投奔而来，队伍扩大到四五千人。
除了常用的游击战、运动战，白狼军的战法也颇有精妙之处，令人不可小觑。譬如在官军跟踪追击时，白狼军往往故意诱敌深入，他们一边退却，一边将抢来的银元或财物等故意扔在路上，等到那些贪财的官军士兵拾取钱财时，埋伏好的白狼军便突然杀出，将官军杀得落花流水。在攻城的时候，白狼军也很有一套，他们往往先派人去刺探城内虚实，如城内空虚可攻的话，便派出小股人马装扮成小贩或乞丐等分批混入城中潜伏，或策动城中的会党及守城士兵作为内应；等到布置妥当，白狼军的主力便长途奔袭而来，猛然间便兵临城下，令守军猝不及防，最终一举拿下。
白狼军的一再胜利令袁世凯“龙颜大怒”，他随后便撤了张镇芳的河南都督，改由段祺瑞兼任。段祺瑞虽然看不起这些农民军，但也不敢怠慢，随后便亲赴信阳，召开豫鄂皖三省联席会议。在会议上，段祺瑞强调，不要急于将白狼军击散，而是要合围聚歼，消灭白狼军的有生力量，地点就放在于霍山、六安、霍丘之间。
段祺瑞是陆军总长，在北洋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随后调集了二万多精兵强将前来助剿：除赵倜所率领的毅军八营外，又有王占元的北洋陆军第二师一旅、王汝贤和陈文运两个混成旅、皖军十营，拱卫军一团等。为了给北洋军树立军威，安徽都督倪嗣冲还亲自下令将弃城逃跑的六安知县枪毙，并通令皖北各县一律戒严，倘再失城池，定按军法严惩不贷。
在北洋军四面包围之下，白狼军的活动范围日趋狭小，多次突围也都未能成功。2月下旬，白狼军与王占元部两次激战，这农民军毕竟干不过正规军，结果白狼军损失惨重。所幸白狼当机立断，他在将队伍化整为零、分为几股的同时，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出其中一路偷袭光州。等到北洋军前去援救光州时，白朗军则已经乘机跳出包围圈，并再次越过京汉铁路西进。可笑的是，当时设在信阳的豫南围剿司令部还在那里张灯置酒、大宴将士呢。
白朗军越过京汉铁路后，于3月7日攻占鄂西重镇老河口，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获得两门火炮。老河口当时号称湖北第三商埠，当地有不少外国洋行，譬如英美烟草公司、美孚洋行等，另外还有教堂、教会医院，白狼军不管洋人不洋人，通通给予了国民待遇，加以大肆抢掠，令洋人损失惨重，还有一名挪威医生因拒绝为白狼军士兵作手术而被杀。老河口被占后，令列强极为不满，这给袁世凯带来了极大的外交压力。
白狼军在老河口休整三天，随后又打出了“公民讨贼军”的旗号（又称“扶汉军”），据说当时还有不少革命党人也加入了白狼的队伍。三天后，白狼军继续北上，3月14日再次攻克入陕西门户荆紫关，随后又接连攻克商南、武关、龙驹寨（今丹凤）、商县等地，陕西都督张凤翙被打得狼狈不堪，唯有困守西安并向袁世凯连连告急，乞求派兵协剿。
张凤翙不属于北洋系统，袁世凯正好乘机派北洋军进入陕西。随后，袁世凯的亲信陆建章被任命为为“西路剿匪督办”，赵倜为会办，分别率领北洋第七师和毅军进驻西安，而其他各军这继续尾追堵截白狼军。
白狼军进入陕西后，并没有进攻西安的打算，而是折入渭南一带，连克武功、乾县等地，一路上势如破竹，直至在醴泉县附近与陕军陈树藩旅激战两日，这一仗白狼军吃了大亏，折损了上千人。所幸当地哥老会前来归附，白狼军暂时得到了补充，随后进入甘肃境内，并一度攻下秦州（天水）。正当白狼军想取道徽县南下时，遭到川军的一再堵截，最终只得西向占岷县，破洮州，可惜在这里又被回民（马家军）杀败，白狼军再度折返陕西。
屡受打击后，这时的白狼军兵员折损、士气低落，已经是今非昔比，而且北洋各军据守各口，严阵以待，白狼军陷入了困境。这次，白朗召集各首领开会，宋老年、李鸿宾等大首领居中，众谋士侍立左右，小头目散坐四周及门外。白朗扫了各位一眼，说：“我们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但又进退两难，各位兄弟说说，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谁的办法好，大家击掌为号。”
谋士徐某说：“前清端郡王载漪发配在甘肃，可将他请了来，立他为王，还打宣统的年号，可收拢民心。”徐某说毕，鼓掌者稀稀拉拉，看来忠君爱国派无甚市场。白朗说：“满人当皇帝的时候，他仁义也好，暴虐也罢，都和我等无甚干系，不过他坐他的朝，我赶我的车，如今他们倒台了，我们也不必拿他们来充门面”。
这时，大首领白瞎子高声叫道：“罢罢罢，请什么满人做什么王，还不如让大哥黄袍加身来得痛快！倘若事情搞成了，大哥便是洪武皇帝，哪怕搞不成，做个洪秀全也快活。”
白瞎子话音刚落，一大半的小头目都在鼓掌赞成，唯独谋士中却无人响应。白朗见后，也不以为然的说：“我看我家祖坟也无甚热气，还是不做此等妄想的好。”
这时，另一个谋士又献计道：“如今之计，莫过于入川。四川自古便是天险，易守难攻，可进可退，何不从长计议？”白朗听后，倒是颇为赞成，但那些小头目多是河南人，不愿远涉他乡，一个个都鼓噪起来，说：“去什么四川，去了还是要回来，倒不如现在就回家罢。”说罢，这些人起身便走，白朗连声呵斥，也没人肯听。这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5月末，白狼军返回河南，但一路上遭到赵倜等部北洋军的痛剿，损失惨重，等回到鲁山、宝丰一带时，队伍散为数股。8月初，白朗率数百人在鲁山县石庄一带时被张敬尧部发现，结果白朗在战斗中负伤，数日后死去。其他各杆听说白朗已死，也都先后瓦解星散。
白狼军被剿灭后，袁世凯正好将失职的陕西都督张凤翙罢免，召入京中，改由陆建章接任陕西都督，陕西的军队也被整顿裁减，北洋第七师则编为第十五、十六两个混成旅（以贾德耀、冯玉祥为旅长），进驻陕西。由此，陕西也被纳入北洋系统。当年9月，袁世凯发布褒功令，封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张敬尧所部第二混成旅编为第七师，张升任师长。
白狼之役，蔓延鄂、豫、皖、陕、甘五省，五十余城被攻陷，狼军扰，官军追，只苦了那些老百姓，兵锋所到之处，地方一片糜烂。据不可靠的传闻，中原一带在建国前还称逃避乱兵乱匪为“跑白狼”，武装自卫则称“打白狼”，恐怕就是白狼之乱的记忆吧。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