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个回答 2007-11-03
个帖子，一笔用废弃饮料瓶筹集的捐款；一场病，一张寄出、退回、再寄出的汇款单；一个承诺，一些小小的愿望；一群新朋友，一张用关怀结成的网。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倾听这个带着传奇色彩的爱心故事，品味——
支教女孩的付出与回报
华芬的小脸红扑扑的，看上去不像个病人。但事实上她是个白血病患者，我见到她时她刚刚结束了免疫治疗从医院出来。她本打算一出院就回大石，好早点见到她的学生们，可医生给她开了5瓶液体，她只好在北京输完液再离开。绵延的牵挂使她不停地念叨着：“我耽误了学生的课……”
11月18日，在北京的志愿者朋友辗转为她借到的房子里，华芬笑呵呵地说自己总是那么幸运：来京途中在重庆钱包被偷，却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现在刚出院，志愿者姐姐们又发动她们的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为她找到了临时栖身的房子。“那是因为你也在帮助别人啊。”说话的是涵菥，一个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时尚女孩，跟她一起来探望华芬的还有一个名叫向灵的女孩，她们都是殷昆志愿者会的志愿者（殷昆，一位患白血病的研究生，已于9月22日去世，生前也是热心公益的志愿者——记者注）。她们为华芬的身体感到担心，怕她受不了贵州冬天的湿冷，因此劝说她暂时不要去支教了。“可是我承诺过我要支教一年的，因为治病已经耽误学生这么多课了。”华芬固执地说，“好想那些孩子啊！”她在遐想中仿佛已经踏上了回大石的路。
河南淅川-郧县-十堰-重庆-贵阳-黔西县，之后还需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目的地———位于贵州毕节地区大方县大水乡的华农大石希望小学，无论如何，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但对于带病支教的李华芬来说，自从去年6月第一次踏上这条路，她就感到熟悉，感到一种力量，在这条路上，她好像什么都不怕了。
爱心传奇这样开始
李华芬，河南财经学院电子商务专业03级学生。“我不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胆子也不大。”她这样评价自己。大一第二学期开始，她常跟同学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小饭馆找打零工的机会，看见哪家窗上贴着“招服务员”的字条，她敢率先走进去向人家发问。也许这与胆量无关，而是家庭经济的窘迫“逼”出了她的勇气。父亲是村小教师，母亲务农，弟弟妹妹正读初中，她想早点自食其力，为父母分担些重负。
一个女大学生的生活在紧张的学习和为凑足学费而焦虑的日子里普通着、平淡着，仿佛与“传奇”这样的字眼根本是不搭界的，然而2004年9月，从华芬在网上读到那条帖子开始，一个有着些许传奇色彩的故事就有了开头。
华芬还记得那个帖子的标题是《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由此她知道，在贵州的大山里，有个叫徐本禹的大学生支教者，有一群渴望上学念书的穷孩子。她尤其忘不了照片上那些孩子清澈的眼神。“小时候，一个作业本、一支笔都是很难得到的，常常要等别人写完作业借别人的笔来用，所以我小时候的最大愿望就是拥有自己的笔和本。”生长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淅川县的李华芬，不费什么劲儿就能读懂西部孩子肮脏小脸上那写满盼望的眼神。她了解他们的需要，她迫切地想帮助他们。
可是她有什么可以付出的吗？她又能付出什么呢？对于一个有助人之心的人，也许这样一份心意足以让他找到帮助他人的办法。华芬早就注意到了，那些喝饮料的人总是习惯于把空瓶子随手扔得到处都是，她也看到一些老人捡瓶子卖给废品收购站以贴补家用，她打听过价格，要是等收废品的人来收，是每个瓶子1毛钱，如果自己送到收购站，则每个瓶子能卖到1毛5分钱。于是，不管在校园还是在街上，她的眼睛总是盯着路边，或者盯着人家手里快喝空了的饮料瓶。她像藏宝似的把拾到的空瓶子堆在宿舍里，同学们也很配合她，喝完饮料主动把空瓶子留给她。
偶然中华芬得知，高自己一年级的白雪娇也想资助贵州的孩子，而且也在拣空瓶子攒钱，共同的愿望使她们成了好朋友。经过商议，她们决定发动更多的同学参与到这件事中来。就这样，每个班教室的角落里都放了一个空纸箱，空纸箱慢慢地被饮料瓶填满。
357块3毛钱，这是两个月后华芬和同学们用废弃的饮料瓶换得的钱，然后她和白雪娇一起把钱汇给了徐本禹，请他帮她们转交两个需要资助的孩子作为学费。
如果没有之后的那场病，也许华芬会在一段时间里以这种既环保又经济的方式把自己的心意传递给贵州的孩子们，但一个多月后，她病倒了，被医生诊断为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两次化疗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她知道治疗这种病要花很多钱，她还知道花了很多钱也不一定治得好。想起家里读书的弟、妹，想起父母负重的肩膀，她决定放弃治疗。“我不想因为我的病把整个家给毁了。”
“2005年4月19日，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华农大石希望小学的全体同学一来学校就在‘为李华芬姐姐募捐’的纸箱前排起了长队。”徐本禹在自己的博客上记下了当时的场景。“当我得知李华芬得了白血病的消息以后，一直牵挂着她，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帮一帮她。”徐本禹说，虽然我们身在贫困山区，但我想让学生明白：别人帮了我们，我们也要帮一帮需要帮助的人，更何况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现在遇到了困难，我们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回报好心人。当孩子们把攥在小手里皱巴巴的一角、两角、一元、两元纸币放进捐款箱时，那种来自单纯心灵质朴的爱令人动容。
就在华芬决定放弃治疗的时候，她收到了一笔寄自贵州大山的汇款。“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大山里的孩子念书不容易，他们更需要钱，而我反正已经没有希望了。”华芬红着眼圈说，“我给孩子们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好好学习，并把汇款单寄了回去。”但就如地球是圆的，世界上的许多事都像那条优美的曲线一样重复着，不久，来自贵州省大方县大水乡大石小学的那张汇款单再一次回到了华芬的手中，和汇款单一起寄来的还有徐本禹和孩子们的几十封信。“你把钱退回来其实是拒绝了孩子们的爱心，他们会伤心的。”徐本禹在信里鼓励华芬安心治病，相信希望总是有的。孩子们的信则支撑着华芬度过生命中那些最绝望的日子。“我没事就会拿出信来看，从没见过的那些孩子，却让我感到无比的熟悉，就像我的亲人。”信里的句子她几乎背得下来：“姐姐，你是好姐姐，你自己都不富裕，却这么关心我们，所以你不能死，你要把钱收下，赶紧治病。”“姐姐，我好想去看你，但家里穷，我也找不到去郑州的路。快好起来吧，那时姐姐可以过来看我们，还可以像徐老师那样给我们上课，我们盼着你来。”……
什么都阻挡不了她的脚步
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华芬的病情暂时得到控制，去年6月，她踏上了通往贵州大水乡的路。从淅川老家到贵州大水，乘汽车坐火车再转汽车，需要经过四五个中转站花两天的工夫才能到。
当时，由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捐资修建的大石小学新校舍刚刚竣工，华芬看到的校舍与徐本禹刚来这所学校时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但孩子们的生活仍然很艰苦，穿着破旧的衣裳，中午没有饭吃，然而他们又是那么天真善良，“他们采了好多野花送给我”。在那里，华芬有种被需要的感觉，这使她“当时就不想走了”，“我想把各界捐给我的3万多块钱捐给孩子们，然后留下来跟他们在一起。”徐本禹劝她说：“你先回去治病，以后能为孩子们做更多事。”
华芬用一周时间在学校听课，访问贫困学生家庭，亲身感受了那里孩子的贫穷与渴望。“我会再回来的。”她默默地在心里做了决定。
在完成了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手术后，今年4月，华芬又一次上路了，这一次，她是作为一名志愿者去大石小学支教的。家人朋友为她的身体担心，也有人对她冷言冷语，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她的脚步，“我也不知道病能不能治好，我只想在活着的每一天做有意义的事情。”
用电难，吃水难，买菜难，支教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华芬似乎忘了自己是个病人，不光尽心尽力地教课，还承担起帮其他支教老师做饭的任务。“他们都爱吃我炒的土豆丝。”她说。他们做饭用的是电炉，一停电，吃饭就成了问题。华芬的宿舍有4个大瓶子，专门用来储水，那些水是从山上接下来的，虽然很浑浊，但做饭、洗漱全靠它。每星期只有周五赶场那一天才可以在乡里买到菜，但从学校到乡里要走近两个小时的山路，一下雨，路滑得很，买菜更是成了难事。所以华芬他们和当地的老百姓一样，成天吃的就是土豆、玉米。
困难客观存在着，但态度可以部分地决定人的感受，华芬在10月8日的博客里开心地写道：今天我吃到自己种的菜啦，好开心！这儿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学校到乡里的路没法走，连片菜叶也买不到。还好，前段时间我带学生种了一些菜，现在已经能吃啦。这儿的菜可是纯天然无公害的啊！
上课、家访、带学生种菜、到更远的山里春游……华芬的支教生活单调却别有乐趣。刚去时，校长安排她教一至六年级的英语课和音乐、历史、地理、科学等科目，这学期她当五年级的班主任同时教四、五年级的语文，四、五、六年级的英语。没有受过师范教育的华芬在来当老师之前，曾认真地向做小学教师的父亲“取过经”，除了必要的教学法，她知道一个好老师的首要条件是有爱心。这种情感在她是无比丰沛的，因而她很快就赢得了孩子们的喜欢和信服。
学生们大多住在十几里以外，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才能走到他们破旧的茅草屋，华芬的周末通常都是走在去家访的路上。她在9月28日发给涵菥姐姐的手机短信中，详细记录了一次家访感受：我今天去一个叫王维的女生家家访了。她家太远，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王维是个非常懂事又爱学习的女孩子，她的家庭条件让我忍不住想掉眼泪，房子到处都是洞，下雨时，外面大下，屋里小下。我想如果不是大石小学免收学费，她是不可能读书的。她告诉我说每天早晨都要割完猪草再到学校上学，晚上放学回家也得割草或放牛。但我每次留的作业她都完成得非常认真，大石通电没多长时间，徐本禹老师到这里一年多才用上电，学生家里的电灯都非常昏暗，真不知道她是怎样写完作业的。姐姐，您放心，我一定会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的，我会尽我最大能力帮助他们。
家访的目的一方面是与学生的父母沟通孩子在家和在学校的情况，一方面则是具体考察学生的家庭状况，为有意资助贫困学生的好心人确定资助对象。目前，华芬已经为自己班上的12个孩子找到了资助。
“山里人是最懂得感恩的，你对他们一点点的好，都能收获他们更多的回报。”说起学生和家长对她的好，华芬有讲不完的故事。有一次她去家访，临走时学生家长硬要留她吃饭，她婉拒了，那家长却追出好远，一直快追到学校。虽然这里的山民穷，但他们常把积攒了很长时间的鸡蛋、蔬菜这些家里最好的东西送给华芬。
大石小学现在有5位当地老师和4位支教老师，279名学生。因为华芬到这里支教属于个人自愿行为，所以和其他支教老师不同的是，她没有任何补贴，生活全靠父亲每月寄来的200元钱维持。她为此感到愧疚，内心常常在自己的选择和对家庭的责任中矛盾重重。
上课，备课，放学后还要给一些学习上需要帮助的孩子补课，晚上打开只能收到两三个频道的电视看看新闻联播，然后，她会站在窗前用手机记下一天中最值得记忆的事情（只有在窗口手机才有微弱的信号），再通过短信发给北京的涵菥姐姐，由涵菥姐姐上网发到她的博客上……这就是华芬作为支教教师的日常生活。
我第一次去采访华芬正赶上她要到中关村附近的诊所输液，那天陪她去医院的是个白净的男生，询问得知他叫郑泽明，是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四年级学生，目前正在热心筹备救助华芬的志愿者会，而说起他跟华芬的相识又是一次“巧遇”。
“暑假我们班准备组织同学到养老院慰问老人，并希望带上社会的祝福。一天，我带着纸笔一路向人们征寻祝福和签名，不知不觉到了圆明园门口。刚好从一辆大巴上下来一群看上去像是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和老师。我便凑上前去对一个老师模样的女孩说明了来意，没想到她很痛快地答应了。她和同行的曹老师写下祝福之后我们简单聊了几句，知道他们是在贵州支教的志愿者。”就这样，清华大学紫荆志愿者队的小郑结识了华芬。
这次华芬来北京治病，小郑只要没课就来陪她，还从同学那里搜了好多的书带给华芬看。在他的发起下，紫荆志愿者队正在为华芬学校的孩子们开展捐冬衣活动。
要说华芬的胆子真够大的，孤身一人走那么远的路，在北京又举目无亲。可她笑得那么放松，看上去非常有安全感。如果看看她在北京治病期间写下的《离开大石的日子》，就会了解她的安全感来自哪里了。涵菥、向灵，从安徽追过来的陈哥（据说是从电视上看到对华芬的报道便一路赶来，表达感动，给予帮助）……太多的呵护围绕着华芬，所以尽管是冬天，这个病着的支教女孩却周身洋溢着温暖。
得到温暖，再把温暖传递给别人。
贵州常年多雨，可山里的孩子哪有雨伞啊，只能任雨水淋湿全身，湿漉漉的衣服和头发只能自然风干。华芬在大石看到此景，担心学生们长此以往会久湿成疾，于是，她向学生们许诺，今年一定不再让他们淋着雨上学了。
细心的涵菥知道了她的这个心愿，一边在博客上发布了《为爱心撑起小雨伞》的文章，动员有心人关注此事，一边以自己的奶奶、男友以及父母的名义为大石小学捐赠了280把新雨伞，分装三箱快递包裹从北京寄往贵州。
“我在万通小商品市场一家商铺挑选雨伞，当该商铺老板得知雨伞将送往贵州山区，不但帮我将三箱雨伞送上车，还在送上车之前耐心检查了每一把雨伞。她问我：‘这是爱心活动么？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这还是第一次亲身遇见。’在邮局，工作人员见我一个人搬运70公斤左右的三箱雨伞，都很好奇。他们以为这是需要邮寄的退货，当大家得知这些雨伞将寄往贵州山区，都过来帮忙，周围一些正在寄东西的热心人还让我向他们介绍贵州山区的现状。”———这是涵菥和小雨伞的故事。
10月20日下午，李华芬收到了包裹单———看来，又冷又湿的雨再也淋不到她的孩子们了。
10月27日华芬抵京，11月24日她又一次踏上了回大石的路。临行前，她托朋友用陈哥捐的钱为学校的孩子们买雨鞋。“279双。”她说。这个数字在她是烂熟于心的。
28日，华芬平安到达大石。
大石下雨了吗？当她的学生们打着雨伞，穿着雨鞋走在泥泞的上学路上时，相信华芬感受到的温暖和爱一点也不比他们少。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