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27
1872年，上海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的企业就这样诞生了。官督商办可以解释为：由民间资本出钱，政府委派官员管理的一种企业经营模式，是为洋务运动时期的一大创举。至于官督商办最早由谁提出来有几种说法，比较主流的说法就是由李鸿章提出来的，是由李鸿章的得意弟子盛宣怀献策，后被李鸿章采纳，创办第一家官督商办的企业，开创了历史上独一无二企业经营模式。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开创中国历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等等。官督商办企业吸收了私人资本，其生产也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这样以来，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又能避免封建地方势力的干扰。
上海轮船招商局第一任总办叫唐延枢，广东香山县人，曾是英商怡和洋行总买办，来到轮船招商局后，向李鸿章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二是“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这两个建议的目的，是尽量淡化官督本质，让经营更加市场化，更加遵循企业的规则。在唐延枢的经营下，轮船招商局并在两年间扭亏为盈，成为一家实力不容小觑的航运企业，随后，上海轮船招商局从外国人抢80%的市场份额，可以少付给外国航运公司1300万白银左右的费用，成绩实在不容小觑，也为洋务运动拉开了序幕。
创立轮船招商局的初衷就是要打破外国人在漕运方面的垄断，完全按西方公司运营模式，吸引外资入股。在招商局成立初期，主要是与旗昌、太古、怡和三家英美洋行竞争长江内流河航运的市场份额。由于旗昌轮船公司亏损越来越严重，股价大跌，在唐廷枢、盛宣怀主持下，以220万两的价格并购了旗昌，招商局原本只有11艘轮船、并购后拥有了29艘轮船，成为国内最重要的一家航运公司。不久后，又分别与太古、怡和签订了“齐价合同”，打破常规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人的权利。
民国后，招商局脱离交通部改隶国民政府，实行了军管，1949年，人民解放军放上海，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招商局，招商局从此回到人民手中。新中国成立后，轮船招商局收归国家所有，后来其下又多设立其他公司，比如交通银行就是其一。其后这家百年企业不断壮大，更跻身世界前500强企业，成为一家大型的跨国公司，叫“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轮船招商局除了自己的发展之外，为了需要投资创办了不少中国第一家的企业。
1875年11月，上海轮船招商局旗下一艘轮船被怡和轮船撞沉，损失惨重，为此成立了保险招商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保险公司。75年招商局由英国工部局协助架设从总局至虹口码头的电缆，这是中国人自己架设的第一条专用电话线。1876年3月，招商局收购美资旗昌轮船公司举行换旗过户。1882年，招商局投资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型煤矿开采企业——开平矿务局。1887年在上海开始试办中国近代第一家保税仓栈，1896年投资创设南洋公学，就现在的西安交通大学。1897年，轮船招商局又投资500万两银子，创建中国通商银行，这也是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在李鸿章死后，轮船招商局依然在发展壮大，并孵化出许多著名的现代企业，如中国通商银行就孵化出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公司，这些都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因此，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其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也被称为李鸿章四十多年最得手之文字。
官督商办这个名称，在现在可能已经被世人淡忘，这种传统政府参与民间资本的一种经营模式，在官督商办这个名词下得以放大，让权力和资本得以尽享鱼水之欢。
先来说说，权力与资本这两个要素。
权力与资本这场游戏在清朝由来已久，早在清军入关的时候，就得到了商人的资助，当时以晋商最为出名。包括后来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等战役，在财力和物力上得到很多商人的支持，可谓是居功甚伟。在朝廷的眼里，商人们的最大作用就是作为朝廷推行财政政策和军饷供应的工具，是除国库以外的钱袋子。而在商人眼中，只要和朝廷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即可通过朝廷的政策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持久性，无往而不利。
具体到商人与清廷中的官员之间的交往，更是达到了一种水乳交融、共生共荣的胶着状态。当时官商之间有个怪圈，当时的清政府对商人存在一定的依赖性，甚至一些穷儒寒士需要依靠商人得以经济资助才能进京应试。当这些寒士考中后，又靠商人代为活动，使自己在官场上顺风顺水。而这些曾经受过商人恩赐、一旦在官场上站住脚或在地方上的官场得志后，又对商人给予多方关照，形成互利互惠的政商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形成，就像空气一样，无法从生活中剥离。不要说普通官员热衷于结交商人，就连我们熟知的左宗棠、李鸿章、端方等这些封疆大吏也都试着寻找机会与商人交好。这就衍生了利益链条，权力与资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融关系，不论清廷的王公贵族，还是达官显要与那些商人们，票号掌柜们相处的如漆如胶，资本与权力便得到了最为生动的写照。
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张之洞因为母亲去世守制三年，回京后他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疏通关节，张之洞亲自拜访了当时山西协同庆票号，提出借银10万两，对此协同庆票号的经理随即应承下来。张之洞后来出任两广总督开始“知恩回报”，将两广地区的财粮国税全部交给协同庆解交汇兑，协同庆票号也因此在三四年间，就盈利上百万两白银。这是一个例子，像这样的事数不胜数，很多商人在政治的大树下茁壮成长，而官员们在商人金钱支持下官运亨通。就这样，商人与清廷、官员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各取所需、各获其利、互惠互利，形成了一种三方互动的利益捆绑关系，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这种关系，又在晚清时期表现出极致，具体原因可归究起来包括以下几点：
权力是个至高无上的东西。常言道：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因此皇权至上，再加之士农工商的官本位心理，任何朝廷历来是万能型的，权力无所不能。社会发生动乱，可以举全国之力，征兵征粮征饷，至于商人你有钱得出钱有力得出力。关键时期，朝廷可以调集社会的一切资源，所谓集中优势干大事。洋务运动就一个很好例子，调集国内的一切力量搞改革，以图国家自强，以为摆脱西方列强的资本控制，在权力这个高傲头颅面前，任何资本都低下了身姿，寻求改革发展的出路，因而官督商办就是最优选择。
战争赔款也是个烦心事。据不完全统计，晚清整个战争赔款竟达十几亿两白银之巨，再加之太平天国之乱导致江南半壁税收难以征收，军费开支巨大，导致财政枯竭，需要借助民间资本的力量。自封为天朝上国的大清迫不得已，不得不进行改革，但清政府又没钱，所以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放弃完全官办，吸引民间资金，解决启动资金问题。朝廷利用手中的权力出政策、出优惠条件、民间商人出资金，一起将企业搞活，把企业搞大，这也是官督商办的本质。
李鸿章在《论试办轮船招商》中说：“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中国的铁路、航运、矿山等关键命脉的大部分利权长期被洋人占有，而推行官督商办就是要尽快培植、壮大自己的本土企业，以抗衡洋人，争夺利权。“冀为中土开此风气 , 渐收利权”，“轮船招商局之设 , 原期收回中国利权 , 徐图自强之计”。 清政府对李鸿章的建议大力支持。
另外，还有不能摆到台面上的原因，那就是权力的傲慢。权力无孔不入，是渗入到社会的血液中的。说白了，政府要具备对社会的完全管控力，任何无法干预的事情都会被视为威胁。所以，经营企业这种事情，权力必须介入，通过政府的干预实现对企业直接掌控。说到底，清政府也爱钱。清政府的正常运转需要税收来维持，晚清时期战争、腐败、赔款等很多方面的原因使政府财政压力加大。当税收无力承担的时候，清政府就要想办法从其他方面攫取，办企业是再好不过的途径。
由于轮船招商局有清政府的保驾护航，发展迅速，不仅经营规模持续扩大，盈利能力也逐渐增强。最重要的是，轮船招商局产生了强大的带动能力，相关上下游产业迅速活跃起来。比如围绕轮船航运这个行业，又产生了轮船修理厂、炼铁厂、保险公司、机器制造公司。轮船还要烧煤，就要采煤，于是又诞生了开平煤矿等采矿企业。一个行业带动另一个行业，各种衍生企业不断诞生，有了煤矿企业，又刺激了制砖业、制灰业。开平煤矿在唐山，而轮船招商局的轮船行驶在全国各地，于是，又促进了铁路的发展。企业虽多，但稍微大点的企业也基本都是官督商办的模式，经济命脉仍然要掌控在清政府手中。
如此一看，貌似官督商办的模式也很不错。政府犹如护身符，为企业遮风挡雨，企业运营无忧，不愁没市场。但这种模式的毛病同样也很多，因为权力在任何地方都会滋生腐败。
李鸿章为了掌控轮船招商局，安排自己的亲信盛宣怀担任专职督办，完全架空了董事会，而董事会的成员大都是出资的商人。所以，在这种半官半商的企业，实际上，商人并没有多少权力，他们必须让位于政府权力。在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就成了实际控制人，同时也是李鸿章的傀儡，任由李鸿章操控。
盛宣怀虽然人在企业，但本身还是一个官僚，又受控于李鸿章，因此，他根本不会按照现代企业的运营模式去管理企业。在他的管理下，企业任人唯亲、贪污腐败、效率低下，其他股东敢怒不敢言。这样的企业失败是早晚的事。
企业赚钱了，就是官僚们发财的机会。比如最差也要安排个亲戚到轮船招商局上班，或者直接拿空饷。总之，大家都想占便宜。据《洋务运动》（第六卷）记载，“闻该局轮船每年遇运载漕粮之际，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函牍盈尺，平时亦复络绎不绝。所荐之人无非为图谋薪水起见，求其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亦有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拿个空饷还是小钱，清廷一伸手必是大手笔，慈禧过大寿，直接就拿走了5万两。
最要命的是，企业一旦做大做强后，官僚们就打起了收归国有的主意。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海道台叶廷眷都曾先后给李鸿章写信，希望清政府出资200万两将轮船招商局收归国有。收归国有的好处就是，每年可以省去钱庄20万两利息，7万两股东股息。至于原来政府的借款，干脆就债转股，直接成为官股。如此这般，清政府就可以成为最大的股东。当时，持这种想法的官僚并不在少数，幸好，因李鸿章力排众议而作罢。
另外，作为官督商办企业，出生就依靠权力的庇护，所谓含着金钥匙出生。但这样一个在温室里长大的企业，根本不知道竞争啥滋味。平时靠特权垄断存活，一旦失去特权，就立马没有了生命力。轮船招商局也同样如此，看似发展欣欣向荣，但完全依靠的是李鸿章。当李鸿章这颗大树瞬间倒下的时候，轮船招商局甚至一度只能靠举债度日，昔日荣光顿时不再。
官督商办也好、官商合办也罢，说到底，都是权力凌驾于资本之上。商人地位自古就很低，权力的任性又会让官僚为所欲为。因此，权力肆意欺负资本便成了常态。或许只有当政府不再伸手乱摸的时候，民间资本才会真正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