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大致从尧、舜、禹时代开始，至今历时5000年而不衰。大概到殷周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第一次巨大变迁，即在充分发展宗法礼制的基础上，大体形成了能够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较为稳定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相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整个中华民族初步具有了这一共同的心理素质和认同感。
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演变及其三维结构
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发生了第二次巨大的变迁，即得到了充分的孕育和展开，形成了众多的派别和学说，史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司马谈在《六家要指》中指出，春秋战国时主要有阴阳、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六家，但他最推崇的是道家。⑶本来，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比孔子的年龄要大，并且孔子曾数次求教于老子，但老子的名著或道家的代表作《道德经》似乎成书较晚。同时老子也不注重教授学生，所以其学派的形成反而晚于儒家。
一般认为，孔子主要是一位道德哲学家或伦理学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核心思想就是一种伦理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民本的“仁”的思想，这是本体意义上的善之人性，亦是主体的仁之理念；二是宗法的“礼”的思想，这是客体的外在的礼之规定；三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这是整体的伦理政治目标和价值指向。实际上，儒家学说的这三个方面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伦理政治的稳定的三角架构，即：仁——礼——中庸，或者说，这三者就构成了一种由内在的善之人性和外在的礼之规定共同指向中庸目标的稳定的三角关系。仁与礼犹如车之两轮，仁是心之理，礼是实现仁的外在形式，人们通过礼，充分发挥其仁之本性，就可以达到中庸这一最高的伦理政治境界。当然，要达到这种最高境界，还必须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逐层递进上升的修养方法，只有不断修炼，才有可能登顶，这就是孔子整个伦理政治学说的基本结构。事实上，就孔子的整个伦理政治学说而言，内容上的仁、礼、中庸等，就是对厚德载物的充分展开；而修养方法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则主要是对自强不息的全面阐释，它教导人们要积极“入世”，都是对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扩展和进一步构建。
到西汉时代，经过了秦以来儒与道的激烈论战，在董仲舒的极力倡导之下，汉王朝经过反复比较和慎重选择，最终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从此，儒家就从春秋战国时的一个普通学派一跃而成为天下独尊，孔子也迅速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圣人。特别是董仲舒“三纲五常”、“天人感应”等所谓天人合一价值模式的确立，事实上就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封建化的最终完成，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分裂及其异化，中国人的价值和精神生活完全政治化、宗教化了。纵观整个两汉时代的文化史，一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宣告正式形成；二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精神形态或核心价值体系，这就是儒学。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西汉获得天下独尊的地位，首先是因为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的根本特征，不但最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且也最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其次是儒学在理论的发展上也比较充分，它基本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再加上两汉时代的大一统背景和董仲舒等人的封建强化，所以，儒学能够获得天下独尊的地位，既是社会历史的需要，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实际上，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一开始，就主要存在着儒、道两种学说的传播与较量。即使在今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是以儒为主，还是以道为主，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春秋战国时，老子以一部不朽的杰作《道德经》，奠定了道家学派的坚实地位。如果说庄子将老子学说中那大真归朴的理想主义发展到了浪漫主义的极致，那么同样可以说，稷下道家诸贤则将深藏于老学之中而不肯轻易示人的“君王南面之术”的精华大智若愚、以柔克刚等处世智慧，引申为了一套极其清醒、冷峻的政治权术。这一转变，意味着对道家学说的重大发展。到汉初，“黄老之术”进而转变为“黄老之治”，并且，在封建朝廷非常盛行，这标志着道家学说在政治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由于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使道家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到东汉，道家学派就逐渐转型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它们奉老子为教主，尊称“太上老君”，从而以另一种形式不断地传播和发扬光大。到魏晋时代，玄学以其彻底否定西汉独尊之儒学内在的价值冲突和分裂的面貌出现了。玄学的中心论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它经过了何晏、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向秀、郭象的“名教即是自然”三个辩证发展阶段，最后在动摇了儒学关于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之后，到道家那里找到了避世苟生、逍遥惟我的核心价值。
道家的核心价值观是隐世的，它强调的是人生智慧。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确定了道家见素抱朴、修身养性的自然主义人性基础，而以柔克刚、知足不争等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则是道家价值观的精髓。庄子充分发挥了老子学说的主观成分，形成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其保身为我、不谴事非、随遇而安等厌世逍遥的人生态度和真人人格，对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影响颇大。实际上，如果我们将道家的自然主义、逍遥避世、明哲保身、超脱老滑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强不息精神相结合，刚好形成为一个张弛有度儒道互补的双重结构。
两汉时，佛学流入了中国，魏晋得到了充分发展，到隋唐达到了鼎盛时代。事实上，佛学从一传入中国开始，就不断地在进行着“中国化”的过程，它经过了儒家精神的充实，用超人生的哲学方法解决了儒家学说中的人生矛盾。其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原理，在理论上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儒家人性与生命的矛盾，其“自度度人”的价值观又与儒家“己欲立而立人”的境界十分吻合，所以，佛学很自然地对中国人以儒家、道家互补的核心价值观又起到了结构上的补充作用，并在隋唐时代成为了显学、“国学”和中国人价值观的主导形态。
至此，儒学、道学、佛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都得到了抽象性展开和否定性发展，它们都以克服对方矛盾的方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构之一。然而，任何一个单一结构都不足以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抽象必然复归于具体，否定必然复归于肯定。到宋明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就达到了辩证的综合阶段。在宋明理学中，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人性论基本解决了传统人性中的善、恶矛盾，而性、理、心的一体化，又克服了传统人性中灵与肉、德性与欲望的分裂和矛盾，“存天理灭人欲”又是加强传统人性修养的有效方法，因此，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在宋明理学这里，实际上演变为一切都得遵从“天理”。“天理”的概念使天与人、名教与自然、先验与经验、伦理与政治达到了所谓“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同时，它还通过道家与佛家把人与人之间的人伦秩序和人性完全融合起来，从而构建了一个自给自足十分完备的人性提升机制，实现了天与人的既现实又具体的合一。这时，一个以儒家为主干，道家、佛家为两翼或补充的三维结构终于形成了，这是中华民族古代典型的自给自足的传统文化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
总之，我们通常说的传统意义上的或封建时代的中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在先秦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充分地孕育和全面展开，形成了所谓的“百家争鸣”时代。但是，这些精神要素都是以胚胎的形式出现的，既没有形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价值系统，也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占据主导地位。到汉唐时代，不但儒、道、佛都得到了抽象性地充分展开，各自的发展已经相当丰满了，而且还确立了儒家大一统的主导地位。到宋明时代，宋明理学在复兴古典儒学的形式下，把儒、道、佛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最终形成为以儒家德性为主干，以道家道心、佛家佛性为两翼或补充的一体化的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三维结构。儒，催人在入世中积极进取；道，使人身处逆境时仍能逍遥洒脱；佛，把人的生前身后联系起来，教导人们怎样安顿自身的灵魂。中国人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生前还是身后，都有充分的理由从容应对一切。这种三维的文化结构和价值观，不但适合于中国的不同人群，同时也适合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不同时期。千百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这样一种三维的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中繁衍、发展自身，同时，它也积淀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价值基因。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送入了近代，一个异常坚韧的封建帝国终于成为了千疮百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灾难过后，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起来进行反思，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如何避免亡国灭种？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由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就发生了第三次巨大的变迁，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民族的存亡危机，迫使中国人民必需起来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率先起来“睁开眼睛看世界”。魏源为了抵抗外国侵略而倡导学习西方科技，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他们对内也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力求打破理学对人性与道德的禁锢，解放人性。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并且一度非常流行，也许在今天还有市场。这种理论既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又主张引进西方的物质文化，“体”是根本，“用”是表象和为“体”服务的。早期维新派薛福成说得非常清楚：“今诚取西人器术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⑷应该认为，“中体西用”的主张不但在洋务运动中起过积极作用，而且它还对于冲破儒家文化固有体系的禁锢，也具有积极作用。实际上，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是承袭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而来的，但二者也存在重大区别。在“中体西用”的主张下，儒家文化已不再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威了，儒学由“内圣”推出“外王”的逻辑遭到了破坏，而不得不把西方的物质文明引入到中国文化中来，这是破天荒的，因而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是，当戊戌变法触及到封建制度的根基时，“中体西用”反过来就成为了一股巨大的逆流和阻力，可见这一主张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时期，以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冲决罗网”的口号，特别是对“三纲五常”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并力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来代替中国的封建道德。在1898年爆发的“戊戌变法”中，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企图通过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教育、科学等变法革新，希望中国迅速走上西方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但历时仅一百零三天就归于失败。当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质问光绪皇帝为什么要“变乱祖宗成法”时，光绪皇帝战战兢兢地答道：“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行新法。”⑸应该说，光绪皇帝基本上说明了救亡图存与变法的关系。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以推翻封建的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根本目的的著名的“辛亥革命”，并一举获得了成功。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具有伟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当后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谈到20世纪初的革命风潮时，曾经非常感慨地说：“革命的这种风潮，是欧美近来传进中国的。中国人感受这种风潮，都是爱国志士，有悲天悯人的心理，不忍亡国灭种，所以感受欧美的革命，要在中国来革命”。⑹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⑺。1919年前后，中国爆发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掀起了追求个性解放和救亡图存的高潮，所以，“五、四”运动堪称中国的“文艺复兴”。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国人民正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并且，马克思主义又是先从欧洲的德国、英国、法国等国传到俄国的，革命导师列宁等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可以认为，中国人是向俄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及其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道桥梁。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一传到中国，很快便成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的指导思想，并且，他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1929年，胡适首次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但到30年代，又声明要用“充分世界化”来取代“全盘西化”。虽然“全盘西化”对于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致命的错误是完全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所以是根本行不通的。1935年，王新命、陶希圣等十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正式提出了“中国本位文化论”。虽然这种观点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最终不过是“中体西用”的翻版，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国民党文化统治政策的需要。
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也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广泛地探索，并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就是张闻天于1940年1月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⑻同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赞成张闻天的提法，并进一步归纳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纵观近代100多年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演变过程，有两方面的基本特点：一是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相互冲突为主线，并以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告终。从1919年到1949年，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西方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三者交织以及相互冲突为主线，并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二是从内容上看，虽然“中、西、马”三者的演变各有侧重，但“西、马”基本上是处于对“中”冲击和相互冲突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演变上，重点是反对“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要“冲决罗网”，解放人性，这一点，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几乎都是一致的；在大力引进和宣扬西方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上，重点是宣扬西方的天赋人权、君主立宪、民主法制、功利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等，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等。在马克思主义方面，重点是传播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从中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道路。
早在新中国即将建国前夕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就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新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1956年，毛泽东又提出了繁荣学术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说，新中国不但迅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地位，而且整个文化事业也得到了短暂地发展。但是，随着我们党和领导人的头脑发热，以及国际风云的变幻，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全面“左倾”引领下，文化领域也迅速走上了一条“左倾”的道路。1957年，重点在文化领域进行了残酷的“反右”斗争。1966年到1976年，更是爆发了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而把文化领域的“左倾”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事实上，在长达20年的“左倾”年代，中国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很有一点当年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味道，不过现在是“罢黜百家，独尊马术”而已，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的一些先进文化等等，完全被排斥在新中国的文化之外，这不但极其可悲，而且更严重的是使中国的文化完全走上了一条自我封闭和自我毁灭之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迅速结束了长期的“左倾”时代，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经济建设中心，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很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便出现了一场空前的“文化热”，其特点是现实性、广泛性、世界性的大融合，甚至可以认为，这场“文化热”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当然，从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热”一开始，事实上就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西方文化的引进三者的相互交织和争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但怎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呢？应该认为，传统文化无疑是中国人的文化之根，是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基因所在，不管中国人怎样发展变化，最终都是离不开这一根本的，但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糟粕是需要抛弃的。可有人从全盘肯定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复兴儒学论”，认为只有复兴儒学才是根本，才能够有效解决当代中国的一切疑难问题，并且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复兴儒学的高潮，至今仍在蓬蓬勃勃地发展。怎样对待西方文化的强势引进呢？当然，中国的国门全面打开之后，是应该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优良成分的，如民主、法制、人权、科学等等，但又有人搬出了当年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同时，还出现了所谓“西体中用”论、“新启蒙”等主张，这与“全盘西化”具有共同性。另外，也有人提出了“彻底重建论”，认为必须要使中国文化发生彻底断裂和消解，彻底反传统，才能最终构建新文化。⑽
可以认为，今天的中国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现状，基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强势文化三者的相互交织。当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主流的和主导的文化，是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一个基本的文化发展方向；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伦理道德体系，也在蓬勃发展和复兴，并日益成为今天中国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西方文化特别是民主、法制、人权、科学等，也包括“突出自我”、“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都以其强势的姿态，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成为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正在经历一场转型与重建同时并存的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艰难过程。
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到底应该怎样构建？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构建的路径。其实，早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人开始接触所谓“泰西之学”（主要是指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时，著名的徐光启就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史学家万斯同则认为，要“兼通中西之学而折其衷”；经学家焦循也主张“会通两家（指中、西方）之长，不主一偏之见”；晚清时，魏源提出：“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虽说这些主张很难与折衷调和完全划清界限，但它们对于冲破华夏中心主义的樊离，却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到近代，这种古今融合、中外会通的观点，几乎成为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章太炎主张要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孙中山则认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蔡元培也主张：“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⑾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相继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沟通互补的思想。李大钊认为：“凭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恽代英也提出：“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⑾毛泽东在充分吸取其他人真知灼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辩证综合的文化观，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法”。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徐特立曾非常通俗地解释过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为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⑿
当代已故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教授，曾在综合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会通超胜”的“综合创造论”，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⒀张岱年教授还进一步认为，“要把经过认真挑选的来自古今中外不同文化系统的文化要素综合成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系统，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它们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必须弘扬民族主体精神，走中西融合之路，必须以创造的精神从事综合并在综合的基础上有所创造”。⒁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根据张岱年教授的基本观点，对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路径也进行了探索，他在一些论文和讲演中认为，其基本路径是“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后来，他又概括为“马学为宗、国学为根、西学为鉴”。应该认为，这些探索都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党的“十七大”完整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丰富思想文化成果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精华，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内涵的科学揭示。简言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灵魂；共同理想是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精髓；荣辱观是基础。我们相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之下，中华民族一定会早日复兴，一定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追问呃，是社区工作的核心价值观诶，不是传统文化
追答社区应坚持以人为本，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围绕创建和谐文明社区为目标，以社区服务为重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居民教育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进一步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增强了社区凝聚力，提高了居民素质，促进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探索出一条切合辖区实际的创建之路，把社区创建成了一个环境整洁优美、生活方便舒适、居民和睦相处、治安秩序井然的和谐温馨家园。其主要做法是：
一、加强教育引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社区群体意识
1、把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区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结合起来。
2、把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
3、把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紧密结合。
二、营造宣传氛围，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社区的每个角落中
三、注重实践养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日常工作生活之中
1、改善社区基础设施，提高社区品位。
2、开展主题活动，和睦邻里关系。
3、优化社区环境，构建和谐社区。
4、繁荣社区文化，提升居民素质。
通过系列活动，密切党群关系，增进邻里和睦，进一步凝聚党心和民心，形成了家家平安、户户和谐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