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二十世纪辩证的文学理论》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詹姆逊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美国的主要代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出版于1971年，被公认为一部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思想杰作。
詹姆逊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较之于苏联的传统，可以称作是一种更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兴起，在德国可以追溯到1929年卢卡契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所引起的理论热潮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发现，在法国则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后期黑格尔的复兴。在此书中，詹姆逊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理论家——T·W·阿多诺、华尔特·本杰明、赫伯特·马尔库塞、恩斯特·布洛赫、乔治·卢卡契、让—保罗·萨特进行了评述。
詹姆逊认为，一个形式，无论是什么样的哲学假定来说明它，作为一种实践或者作为一种概念的活动，它总是涉及两极之间一个火花的跃动，两个不等的术语的连结，两种明显不相关的存在方式的连结。因此，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社会学方法必然将个别艺术作品与更大的社会现实形式并置起来，这种社会现实形式被以某种方式视为个别作品的来源或本体论基础，视为它的格式塔场，而作品本身则被看作是一个反映，一个象征，一个典型的显现或是一个简单的副产品。詹姆逊认为，一旦获致这种文化统一体的概念，社会学活动的两个基本要素——作品与背景——便开始以一种辩证的甚至可以说是化学的方式相互作用了，而这种相互联系的事实先于任何概念范畴，诸如起因、反映和类比等，这些范畴是随即用来解释这个事实的。因此，这种思想也就明显地以一个愿望为标志，这个愿望就是在一个图式中连结两个无法比较的现实，两种独立的符号代码或系统，两种不同质不相称的术语：精神与物质，个别经验的材料与公共社会的更大形式，存在的语言与历史的语言。詹姆逊指出，传统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提供了进入辩证方法之微妙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学之复杂的捷径，但是，恩格斯从内容中所了解的东西，一种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却应该能够表明，它从形式里面也可以了解到这些东西。
詹姆逊试图呼唤一种辩证的文学批评，并进一步呼唤一种总体上的辩证思想，这种辩证思想是作为时间中的一个形式，作为过程，作为一个独特的决定性结构的经验。一种辩证的文学理论首先关注的问题，是文学作品本身的统一性问题，作品作为一个完整事物的存在，作为一个自主的整体。
詹姆逊认为，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区分，尽管它可以应用于各种各样的现象之上，但其本质上却是起源于美学的，因为它来自黑格尔对神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当然还有对艺术的研究，换言之，它来自那些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的材料之中，这实际上也就解释了它在马克思主义手中具有巨大力量的秘密。因为在文化领域中相对明晰的和可以展示的东西，即变化，从本质上讲是内容寻求其合适的表现形式的作用，恰恰是政治、社会、经济现实的具体化世界中不明白的东西，因此，隐藏的社会或经济材料根据自由的逻辑发展的观念，就具有爆炸性的解放效果了。历史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正如艺术一样，并且也服从类似的动力：这就是这种形而上转换的力量，并且它终将解释文学批评与总体上的辩证思想的近似原因。因为在这个方面，辩证思想可以被看作是由亚里士多德发展起来的那种以形式为主导的模式的倒转：在这里，形式不被看作是我们所由出发的原初图式或模式，而是看作我们借以结束的内容本身的深层逻辑的最终表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对个别艺术作品的判断在性质上终究是社会的和历史的。因此，完成了的形式，或者没有完成的形式，或者依据某种既定比例完成的形式，它与内容的适应，从长远来看，是它完成于其中的那个历史时刻本身的最珍贵的表现之一，确实，形式本身不过是内容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完成而已。
他认为，在这个方面黑格尔与马克思持有相似的观点：完美的艺术作品，也就是说，形式完全适应于内容的作品，在理论上讲是不存在的。但是，在黑格尔的理论中，其原因是因为艺术终究将要超越自身而变为神学和哲学，在艺术越来越接近于那个完全的自我意识即绝对精神的时候，它将自身作为感官游戏而摈斥了。对马克思主义来讲，与此相反，随着思想的逐渐具体化，哲学抛弃了自身。但是，只有当艺术以某种方式具体地完成于社会自身之中时，客体与主体的适应，或者说形式对内容的适应，才会作为一种想象的可能性而存在，因此，形式的完成，正如形式的缺陷一样，都可以看作是某种相对应的深层的社会和历史结构的符号，这种结构正是批评所要探索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