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05-05
在明、清两代五百余年的时间里，山西商人的经营足迹遍布海内外，汇通天下。不仅全国各地均有山西商人开设的商号、票号，而且北达莫斯科，甚至更远的欧洲腹地，西至中亚，东通朝鲜、日本，南到南亚各地。山西商人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被誉为“海内最富”。如太谷县曹家的企业在19世纪20到50年代有640多个商号，3.7万名员工，资本达1000多万两白银。祁县渠家的资产，有人估算约合今人民币200个亿。著名的旅蒙商号大盛魁的资产，可用50两的银元宝从当时的库伦，即今天的乌兰巴托铺一条通达北京的路。山西商人的商业活动使许多城市兴盛。如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西北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等。像呼和浩特、包头、张家口、大同、运城、西宁、齐齐哈尔、乌兰巴托（库伦）、科布多、恰克图等名城重镇均因山西商人的商业活动而建或兴。京、津、沪、渝、汉、宁等大商埠的繁荣亦有山西商人推动的历史功绩。山西商人的经营理念也对后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他们的以义制利精神，开拓创新精神；严格的管理制度，产权、经营权分离的经营方式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晋商得到空前发展的第二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是清前期。清王朝入主中原，使中国统一的局面更加稳固，政治局面也相对稳定。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先后内附。边疆地区的战乱得到了有效平息，清政府加大了对四边农牧业的开发力度。主要是派军队驻防边疆，实行屯田，建立牧场，建设城市，使许多边疆城镇出现了“流人回至，商家云集”的现象，其繁华程度让人以为到了内地中上等的州县。与此同时加强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驿站网络的建设。按定制每一百里设一驿站，每站备有夫、马、车、船等。一般省份驿站上百，最少的有十至数十。其中山西境内设有驿站125个，在全国属第5位。同时，在蒙古地区也设立了大量的驿站。入清后，仅在蒙古地区设置有交通干道15路，驿站230多个，可达恰克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