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04-29
如果要列举出具有先锋精神的揭阳作家，以现代诗闻名广东、走向全国的郑培亮，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诗歌作品见诸《作品》和《诗歌月刊》、入选《中国新诗年鉴》、荣获省级比赛一等奖、出版两部诗集、创办诗歌刊物等等，都是郑培亮作为先锋诗人的角色扮演。而短篇小说集《给你一支枪》的问世，则更加还原了郑培亮创作中秉持的先锋精神的作家本色。
从传统意义上而言，“先锋”具体指一个文学流派及代表作家群。笔者提出“先锋”，并非要拿“先锋”说事，通过“先锋”的精神性命名，将郑培亮圈入这一作家群，或者对号入座，为其作品打上“先锋文学”的标签。郑培亮创作生涯正值精壮之年，作品风格和创作前景存在无限可能，以“某某文学”进行定性，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也毫无意义，况且命题强调的先锋并非此“先锋”。评论家谢有顺认为先锋是“自由”、是“脚踏实地的创作”；法国作家欧仁·尤奈斯库则认为“真正的先锋应当是艺术和文化的一种先驱现象，……应当是一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应该是当下的“先锋”抑或“先锋性”的科学认识和时代理解：先锋不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言论上的另类前卫、或者观点上的反叛传统，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坚持自由思想、独立思维和创造创新的精神，是能支撑作家走出现有“秩序”、不断破解创作陈规、寻找新的创作精神和写作激情的力量源泉。郑培亮就是具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作家。
要品读出郑培亮短篇小说的深刻意义，必须紧紧抓住每篇作品的创作日期。我认为这些日期是作品的“密码”，是我们走进故事世界、推开其创作艺术之门的“钥匙”。纵观《给你一支枪》收录的全部作品，大致可按时间“密码”划分为2000年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其中2000年之前即1986年至2000年的作品，是内容丰富、思想飞扬、闪现时代光芒的上佳之作，比如《孤独者》（1986年）、《C城的故事》（1987年）、《洞》（1991年）、《夜色》（1992年）、《给你一支枪》（1993年）、《回家》（1998年）、《我不是英雄》（2000年）等等。这些作品虽然各有完整的故事独立性，但如果沿着时间“密码”的指引，将这些作品视为一个整体去仔细探求，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故事都依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上，共同讲述了这一时代的社会人生百态、生命精神风貌。所以，我觉得可以将这一时期的作品称为郑培亮“改革开放系列”短篇小说。这一系列作品的整体性呈现，具有很高的时代价值，是郑培亮短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春天，代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一个时期的创作高峰。
短篇小说是一种对社会生活极其敏感的文体，但由于篇幅和容量上的限制，决定了它不可能描写众多的人物和广阔的社会场景，或者对人物的历史和事件的来龙去脉展开细致的描写，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作家才华的尽情发挥，也使得“怎么写”这一本应服务于“写什么”的创作技巧，在很长时间里成为短篇小说创作的头等大事，并时不时跳出来牵绊短篇小说发展的步伐。短篇小说应该“写什么”，才能在小“天地”写出大意义、体现大价值，达到鲁迅先生说的“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的境界，是短篇小说创作的生命所在，来自于小说家对风云变幻的社会人生的天才发现，对生活和艺术邂逅时的“诗性形式”的领悟，以及对先锋精神性的解构建立。郑培亮的“改革开放系列”小说基本创作于1990年前后，是“新文学时期”向90年代的“后新时期”迈进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短篇小说经历了从勃兴、到“向内转”、到分化衰落的曲折过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类型小说春风得意，诸如《伤痕》、《班主任》、《芙蓉镇》、《陈奂生上城》等风光无限，但始终未见产生深远意义的以“改革开放”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力作，一直到了1989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而微妙的变化，对时代变革最为敏感的短篇小说，才开始把艺术的目光聚焦在了社会变革上。倒是刚二十出头、身处改革开放前沿广东的郑培亮，蜗居于粤东某小城师范院校的一角，切肤地感受到这场正在进行着的“历史”对人的物质、精神、观念等的严重影响，以先锋作家特有的精神气质，热切地关注着社会现实，从1986年开始，尝试性地把短篇小说创作的对象指向这段历史，用“改革开放系列”作品的成功创作，实践了短篇小说从“怎么写”到“写什么”的先锋性发现。
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物欲膨胀、放逐思想的年代，市场化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人们沉溺在物质财富的追逐中，知识份子的崇高感消失殆尽，作为高校教师的郑培亮当然也不能幸免。面对这种时代冲击，作家郑培亮通过短篇小说创作，以曲折的作品情境，透射人生、隐喻时代，在不偏废人的社会性的同时，开始了对人物精神、情感世界的开拓，一步步逼近社会人生的内在脉络和精神内核，写出了“灵魂的深”（鲁迅语）。他笔下的艾生（《洞》）、王老师（《给你一支枪》）、陈秘书（《夜色》）、揭人哥（《C城的故事》）以及《孤独者》中的“他”等等，都被心灵的慌乱和精神的迷茫所缠绕，在“一地鸡毛”中摸爬滚打，对物质生活的盲目追求、对精神家园的无所适从、对安身立命的人生原则的焦虑与绝望，构成了作者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人的精神状态的悲剧的追寻。郑培亮笔下的这些人物的悲剧实质，是从人物的外在生存和内在精神心灵两个层面传递出来的。作家正是通过时代人文精神的执着书写、通过对现实与时代人文关怀的精神逼问，有力地“介入”那段进行着的“历史”，借助笔下一个个“主人公”，记录了底层生活经验，呈现了社会人生主题，最难能可贵的是增加了精神的元素，从精神气质方面，给短篇小说提供了新的元素：寻找精神家园的焦虑与建立精神文明的渴望。这可能是短篇小说创作在改革开放时期较为先驱的探索，也正是郑培亮短篇小说先锋精神性所在。
评价小说作品、探讨作家的创作艺术，必不可能回避作品的创作手法、叙事风格、语言特点等要素，因为“怎么写”始终是短篇小说家创作的“看家本领”。特别强调郑培亮短篇小说精神上的先锋性，并非认为其作品在形式上不够先锋、不值研究，郑培亮短篇小说形式上的先锋性也是有迹可寻的，故事结构、心理描写、长句子运用都明显深受“先锋文学”、意识流等的影响。只不过形式上的先锋可以模仿借鉴，精神上的先锋却是复制不了的，形式上的先锋终究会被新的“先锋”形式所替代，而精神上的先锋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历经岁月不褪色。但是，2000年后郑培亮短篇小说的先锋精神性显得不那么突出了，作品数量减少，整体性不强，这或许是因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变，他把创作重心放在现代诗上，暂时以诗歌作为文学表达形式，可喜的是，从小说到诗歌形式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他的先锋精神却一直在延续，并在诗歌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所以说远一点，对于郑培亮的剧本、小品等其他体裁的作品，我同样充满期待，相信一如既往很“先锋”。
小说的价值在于时代担当的精神性，作家的价值则在于发现时代的先锋性。在追求一夜成名、迷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今天，郑培亮出乎人们意料地隐藏起名声大振的诗人身份，将二十余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以厚积薄发的“行为艺术”诠释了“精英写作”，给予虚、假、空的文学创作风气闷声一击，这或许又是对先锋精神的另一种演绎。
一个写小说的人，后来却狂热地写起诗来，并且以诗而获奖，以诗而在《中国新诗年鉴》中占了一席之地，并且还以诗集先行问世，那么，当我们来回访他的小说，它们是怎样的景观呢？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探询的是，他轻而易举地就向诗转换，是不是某些属于诗的质素，原本已经存在于他的小说之中？这样的问题增加了我对郑培亮前不久出版的小说集《给你一枝枪》的阅读兴趣。
也许我们都会有相同的体验，即诗的形态之一，常常是在平淡的外表之下，包蕴着太多的不确定的所指。据此，我们惊奇地发现，这情形在郑培亮的小说集中，恰好汨汨地流动着。小说集中的作品，无论篇幅短长，都未见有曲折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即使像《洞》这一篇，无钱且想钱的“他”，遭遇算是有些传奇色彩的了，却也是平波缓澜，一切都在日常生活的状态下，就这么发生着，出现了。至结尾，眼看“他”就要发大财了，忽然一条眼镜蛇“从箱子后面伸直它的头，正朝他吐着舌头”……故事戛然而止。这就有点像是诗留下了余韵，在淡淡的叙述中，出其不意地把不具确定性的意义，引向了恍惚迷离的深处。当然，如果认为这种类似于诗的特点，就是郑培亮的小说的全部，那是不确的。我们只能说，是郑培亮的诗的写作气质，使他的小说获致了某些诗的品质而已。小说最需要落实的关键点，其实是它的真实性问题。
按当代西方的理论，小说的真实性不同于经验世界的真实，小说只是语言构建之物。但郑培亮小说真实性的形态却是多样的。集中的《路》，表现的是高考制度与学生个人才能的矛盾冲突，是对高考制度的合理性的质疑，然而小说中“我”的内心活动和行为方式吻合于生活常态，所以尽管话语常带嘲讽，书写的实质并没有完全割断现实主义的脐带。
不能否认的是，郑培亮的小说确实未尝拒绝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血液的输入，甚至于跳动着大同小异的脉搏。集中的《给你一枝枪》，作者除了直接表明自己是故事的叙述人，使读者相信故事的真实外，“枪”实际上具有象征性，暗喻了人的压抑的情绪是需要宣泄的。主人公王老师便是一个被压抑的情绪扭曲了的人物。作品中回忆与现实、实境与梦境交叠流转，时空变幻，在主人公的梦境中，还把一些相似性的往事情景在他潜意识的另一层面显现出来，造成特殊的互文效果，使小说抹上了一层现代主义的色彩。
集中的《我不是英雄》，同样可看得出郑培亮的虚构才能。“我”的名字叫英雄，“我”随时都想成为名副其实的英雄，但“我”不能被人理解，“我”当英雄的愿望只能落空。小说以反讽的形式，喻指了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价值在人耽于满足的现实语境中，正遭遇尴尬和面临着被消解的可能性。
把虚构之维伸向了现实关怀的，是《回家》。“我”是一个来到城市打工的打工仔。寒冷的冬夜，“我”坐公共汽车的遭遇就像经历了一场荒诞派的戏剧。回到了出租屋，“我”才知道祸不单行，枕头下准备春节前带回家的二千多块钱被人偷了。“我”陷入了孤苦的绝境，“屋子里只剩我一人。”小说渗融着些许存在主义的意味，揭示了打工仔在城市生活中的边缘状况和他们找不到归宿感的命运。
《来访登记簿》也表现了人的孤独，不同的是它指涉的是城市里的老人。“我”作为叙述人，不再是自传性的形式，而是以“我”的视点讲“我”看见的辜大伯其人。佝偻着身子的辜大伯大门上挂着一本“来访登记簿”，每天都盼望着有人来找他，但直至他悄然去世，奇迹从未出现，他的“来访登记簿”每一页都是空白。小说用冷静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平面化的故事，却凸显出了城市老人的孤独感和他们空寂的内心，作品的虚构性掩不住它真实性的光线。
《车祸》这样的作品则潜藏着一点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庄璜婆遇上车祸死了，她的死出于不能弄明的偶然，但伴随着她的死又发生了更多的巧合和偶然。小说中“我”的叙述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揭示了偶然性在人的生活中无可规避的事实和它的吊诡性。
郑培亮的小说呈现的是素朴的语言风格，但又流动着诗的灵性，以时常透出的俏皮和冷幽默，激活小说的氛围。作者可以通过不同的“我”说：“我并非不知道这个结果，但我知道这个结果就意味着我能没有这个结果吗”（《路》）；或者说：“我习惯于别人教训我就是自己对了也喜欢这样，我知道别人教训我而我又不失掉什么，这样双方都满意别人见我的表情也很满意”；或说：“我晕了，我懵了，我最好是去精神病院”（《希望》）。此类自我嘲讽的语言，它们的背后都深埋着小说人物的痛苦和睿智，往往给读者带来更多的体味和阅读快感。
不能不承认的是，郑培亮的小说似乎还不是每一篇都写得一样地好，个别表现青春爱情的作品就比较一般化，一些有意表现改革开放的弄潮人物的作品也显得浅表了些。但是，如果我们要求一个作家的作品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在同一水准上，那已经是苛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