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中共五大上成立后，由于当时形势需要，委员、候补委员们很快被派到各地领导地方党的工作。王荷波于1927年5月30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这个时期他在武汉主持全国铁路总工会常委会工作，领导开展全国各地铁路工人运动；许伯昊于“七·一五”政变后调上海工作；张佐臣于5月下旬离开武汉返上海，负责恢复、重建上海总工会工作；杨匏安于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后不久离开武汉，奔走于广州、香港、澳门之间开展统战工作；刘峻山随南昌起义军南下后，经香港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济难总会秘书长，1928年10月起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周振声于大革命失败后在郑州、开封等地开展地下斗争；蔡以忱于1927年5月15日起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七·一五”政变后，奉调离开武汉到湖南；杨培森于1927年5月下旬离开武汉返回上海，继续组织上海工人反抗国民党新军阀和推翻反动“工统会”的斗争，6月26日当选为中共江苏省委委员；萧石月于中共五大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阮啸仙本人在香港，没有出席中共五大会议，5月20日，奉命与彭湃等5人组织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由此可见，第一届中共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中，有2名不在武汉，另外8名也在中共五大后不久先后离开武汉，因而根本无法集中办公，加上当时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忙于对革命形势的应变，无暇顾及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此后，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在“七·一五”政变、蒋汪合流后大部分牺牲，中央又没有及时补充。王荷波于192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天津成立后，为在北方开展土地革命，亲自深入到河北玉田县农村，发动和组织玉田农民武装暴动。10月18日，因叛徒告密在北京被捕。11月11日深夜，就义于北京安定门外箭楼西边。许伯昊于1928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中共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2月16日，出席上海总工会在酱园弄召开的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5月2日就义于上海龙华。张佐臣于1927年6月底在上海总工会秘密机关被捕，7月初就义于上海龙华。蔡以忱于1927年秋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历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湘西特别委员会常委兼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1928年7月中旬，在常德中共湘西特委机关被捕，就义于常德。杨培森于1927年6月底在上海总工会的秘密机关被捕，同年7月初就义于上海龙华。萧石月于马日事变后，1927年5月28日，在率领新化锡矿山工人纠察队开赴进攻长沙的途中，遭敌军袭击包围，终因寡不敌众中弹牺牲。除以上几名成员在中共五大后不久就牺牲外，还有杨匏安于1927年11月被临时中央政治局给予留党查看处分，并被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周振声于1928年初脱党，之后下落不明。在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就有6名牺牲，到最后仅剩下2名了。当时的中共处于十分严峻的革命关头，没有精力及时补充监察委员会成员，此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实际上只剩下机构的存在，基本上无法再进一步开展工作了。加上当时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党忙于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和武装斗争，没有及时充实监察委员会，使得监察委员会在人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难以开展监督工作。
鉴于此，中共中央于1927年12月31日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十六号——关于监察委员会的问题》。通告说：“五次大会后因为国民党在各地背叛革命，我们整个的党转入地底秘密工作的地位，监察委员会似已成为不必要的组织，同时各地党部因为种种关系有监察委员会组织者极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因为委员散在各地，加以正主席王荷波同志及委员张佐成（即张佐臣——引者注）萧石月杨培森等同志之被难，副主席杨匏安同志之被处罚，至今未能行使职权。最近临时中央政治局重新提出讨论，决议监察委员会之存废问题须在第六次全国大会解决。”（《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第158页。）这样，在1928年6月至7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取消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代之以职权范围较小的中央审查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