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汉民族没有形成统一和强大的宗教信仰，可能与皇权专制和儒家文化传统有关。汉兴以后，统治阶级崇尚黄老之道，无为而治。汉武帝之时，无为变成有为。当此之时，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儒生董仲舒向皇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学说推崇为正统意识形态。但是，儒学本身是不能变成宗教的。因为儒学本身提倡“入世”，儒生通晓儒家学说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精神上信仰上获得满足，而是为了获取一个进身之阶，从而影响当政者，达到内圣而外王的境界。孔子办学的指导思想就是为政府输送治国之才的，而不是为了精神上信仰上的追求，更不是为了探求什么大自然的奥秘之类的目的。儒家的创始人孔丘，有人请他去做一个小小的县令，他都非常得意。个人修养也是一种手段，是达到进入政府机构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政府从儒学者中取仕，当官的辉煌前途及俗世的幸福吸引力消解了儒生在精神领域的追求，儒学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努力为统治阶级服务，这是其一。其二是儒家提倡祖先崇拜，并且规定了一套宗法礼教，这一套类似于原始宗教的东西受到皇权的支持，作为了宗教的替代品，在汉民族中筑起了一道抵御其他宗教的防火墙。这里附带说说董仲舒。董仲舒善于逢迎，无限抬高皇帝的地位，尽量贬低臣子和百姓的地位。且听他是怎么说的：“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之君，恶皆归于臣”（《阳尊阴卑》）。“民者，暝也。” 干脆说人民是瞎子、愚昧之人。皇帝一高兴，封他为江都相。并且下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者只准研究儒家经典，博士学位只设“五经博士”，做官只从通晓儒家经典的人中选择。这样一来，当然大家“有识之士”谁都明白要有“前途”只能研究儒家学说，儒家学说就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特别是隋朝开始的科举取仕制度后，历时一千多年，儒家学说与专制皇权互相依靠，排除异己。其他意识形态就更难以占据统治地位了。皇权专制政府也曾经利用土生土长的道教。曹操、曹丕鉴于黄巾起义，害怕农民起义者利用宗教组织起来进行革命，便对早期道教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进行限制或镇压，另一方面又进行利用和改造。曹操将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一些神仙方士，如左慈、甘始、郄俭等，召集到身边，既可以谋求养生方术以延年，又可以防止他们鼓动老百姓造反。最后分化瓦解了当时的道教组织，使之陷于混乱。隋文帝对道教采取怀柔政策，修建道观。隋炀帝崇道更甚，在位时于长安为道教修建了10座道观。大业七年（611年），还亲自召见茅山宗宗师王远知，并以帝王之尊，“亲执弟子之礼”，敕命于都城（长安）建玉清坛以处之。北宋历代帝王承袭唐朝道儒释兼容和对道教崇奉扶植政策，宋真宗称赵氏始祖“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赵玄郎下降于延恩殿。于是，加封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次年（1013年），虔诚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并行幸亳州太清宫，谒拜老子神像。明朝正一道的政治地位居道教各派之首。早在1361年朱元璋攻占南昌时，正一道第42代天师张正常就曾谴使拜谒，密告“符命”，与朱氏接上关系。明朝开国后，张正常于洪武元年（1368年）入朝礼贺，明太祖封他为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视二品。洪武五年，又敕令张氏永掌天下道教事。从此正一天师便上升为道教各派首领，其地位较元代正一天师统领江南道教更高。道教处于历史上的辉煌时期（资料来自《中国道教协会网》）。为什么道教没有成为汉民族统一信仰的宗教呢？笔者认为道教的思想是把个人的健康长寿当成目的，讲求个人清修对于激烈的社会竞争不是像儒家那样去采取积极适应的态度，而是采取消极避让的态度；其二是道教的思想非常玄，道教经典对于一般老百姓也十分难懂，制约了它向中国广大不识字的民众传播。再来说说佛教。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为什么没有取得正统地位呢？这是因为儒家学说获得皇权的青睐，占据了正统地位后，晚来的佛教一时难以改变这个局面，只有慢慢地等待时机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大一统皇权专制没有了，儒家正统地位也失去了依靠，中国四分五裂，佛教乘虚而入，从此在中国大地占稳了脚跟，并且主要还是先在北方那些非汉族政权那里获得成功，然后才突破长江进入南方。可是，一旦中国在隋唐恢复了大一统政权后，儒家正统地位很快获得恢复，毕竟儒家学说才是皇权专制的同构体。从隋朝开始的科举考试，仍然只考儒家经典。相信佛道，在政治上是没有前途的，制约了佛道的传播。只有那些政治上一时失意的官僚和文人，才把佛道作为精神寄托的手段。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宗教随其他传统的东西一起遭殃。当时全国各地大小寺庙被毁无数，全国性宗教组织禁止活动。改革开放后，国家拨乱反正，宗教组织开始恢复活动，各地寺庙恢复很快，信教群众也逐渐增多。但是，根据我的观察，汉人信教不像其他民族那样纯粹。一会儿往佛教寺庙拜佛求签，一会儿去道观请签，哪里有神就到哪里去拜。遍及全国的乡村的庙宇，也是三教大小诸神都供奉。一方面表明汉人的信仰包容性强，另一方面也表明汉人缺乏坚定的信仰，对于信仰抱着实用主义的目的，大多为现世牟利，解决眼前困难等物质上的追求。什么都信仰，恰恰是什么都不信仰。谁管事就求谁，谁起作用，就给谁进贡。就像他们对待政府官员那样的态度来对待诸神，难道是有宗教信仰吗？活脱脱的功利主义的写照。老实说，这不是有信仰的表现。中国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破坏了汉人的宗教信仰。儒家文化传统又消解了汉人的宗教信仰。没有信仰，没有对神灵的敬畏之心，没有原则，没有良心谴责，剩下的只是对专制政权的恐惧。一切以眼前利益为行为准则，这样的社会如何产生和谐？老实说，如果连儒家宗法礼教都被破除了，维系这个民族团结发展和抵御外敌的纽带就只剩专制政权了。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什么世界第一大人口民族在外敌面前就像一堆沙子那样没有力量，难道没有原因吗？中国在历史上也不止一次亡国，近现代也几次几乎成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难道还不令人深思吗？所以，我附带得出一个结论：恢复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宗法礼教也许对恢复这个民族的伦理道德准则有好处。当然，现代社会恢复和光大儒家传统文化也不能禁止信仰自由。与我国同样属于儒家文化传统的韩国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儒家文化传统在韩国保存得相当完好，并没有被资本主义冲跨；同时，信仰基督教的也日渐增多，也并没有说要亡国灭种了。相反，韩国的政治也民主化了，经济也跻身发达国家水平了。所以，宗教信仰自由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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