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八旗与绿营军主要有两点区别
一：汉军八旗的人员如八旗户籍，享受满洲籍待遇；绿营只有汉族待遇 二：汉军八旗相当于中央军，归皇家调动；而绿营相当于地方军，地方的总督、巡抚﹑提督皆可调动。 绿营军，因使用绿色旗子而得名，也称绿旗兵，又以营为主要编制所以通称绿营军，兵员以 *** 为主，清初开始设置为清八旗军的主要辅助军队，驻扎在全国各地，受到八旗军的严密检视，清中叶以后成为清军主力，清末裁减。 汉军八旗的主要来源是明末主动归附或在之后的战争中被后金及其后身清朝俘获于辽东的人丁，以 *** 为主，也有少部分汉化女真人和曾入明为官的蒙古人等等，起初均编隶于满洲八旗之下。由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对 *** 的种种苛政，起初的地位并不高。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便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汉军的始建就是体现之一。八旗和绿营都是清朝常备军，八旗相当于野战军，绿营相当于地方部队。
清朝初期，只有八旗军，包括满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八旗。八旗是一种军民合一的制度，它既是军事编制，也是行政编制，平时按旗籍从事生产劳动，战时按旗籍 *** 男丁出征打仗。 清廷入关后，地盘大了，人口多了，既要镇守地方，又要和南明军队、农民起义军作战，而满、蒙、汉八旗军队加起来满打满算也才十几万人，很明显不够用，所以清朝接收了大量的投降的明朝军队，改编为仆从军，地位待遇低于八旗兵，用来守备地方和当炮灰，因为使用绿色的旗帜，所以称为绿营兵。 清朝中后期，由于八旗军腐化堕落，到了不少马甲兵（八旗骑兵）连马都不会骑的地步，所以不得不把原来低人一等的绿营兵当主力使用，也就是说，绿营兵的地位和作用提升了。比如三潘之乱时，绿营实际已经是平叛的主力。 总而言之，绿营兵就是清朝入关后投降的原明朝军队，而汉八旗则是清朝入关前投降的明朝军队。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明朝是被自己的军队给推翻的。清国的绿营是在清国灭亡明国后参考部分明国军制将投降的明军和其他汉兵整编而来，因旗子为绿色得名，这是相对于八旗正镶黄白红蓝讲的，从这可以看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协助常备军八旗军作战弥补八旗军的不足，负责维护地方稳定，镇压小规模 *** 起事，兵为世袭，将领由兵部任命，到弘历时形成的旗人为将 *** 为兵的绿营格局，和八旗军一样绿营有正式编制，在胤禛弘历时开始出现一种勇营，遇事则招事毕则散，人事权指挥权都归地方督抚，由于八旗军和绿营镇压太平军不力，清国允许地方官员编练团练勇营，曾国藩对勇营组织进行了一些调整，后勇营规模不断扩大，需要统率的自己筹饷，就任命一些地方官职给曾国藩等如总督巡抚，镇压太平军后，曾国藩的团练大部分被解散没正式编制，将领授予绿营官职，李鸿章以海防需要为名保留下来一部分称防军，有五万，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还获得了清国的爵位，当然不高，李鸿章死了才追了个一等侯，李鸿章的防军在清国日本战争中基本都打完了，太平军后各省督抚手下称需要都有些勇营，这些勇营归自己指挥以及人事权，袁世凯的新式陆军对军事组织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在编制上还是勇营性质，1903年建立的北洋常备军，对组织结构又进行了进一步调整，编制上是地方性质常备军，接着清国决定成立练兵处，编练新的国家常备军，想让各省督抚练好各镇新军后将指挥权人事权交给清国中央，达到收回兵权的目的，让地方督抚只有些巡防营性质的部队，在这一过程中，满人 *** 单独编制，如旗人第一镇禁卫军等，有高下忠诚之分。清国军队分为三等，一八旗军，二绿营，三勇营，各有各的任务职责，八旗军按驻防地又分为驻防八旗禁旅八旗，八旗军从内部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
首先纠正一下,您的问题里八旗和绿营中间应该加个顿号，八旗是八旗，绿营是绿营，他们是两支不同的军队，八旗军就是清朝入关时由满洲人和取得满洲籍的 *** 组成的军队，在清朝入关后从关外带来的八旗兵数量不够了，就又招募 *** 组成了绿营，所以绿营里的兵基本都是 *** ，八旗兵的待遇要比绿营强，战斗力曾经也很强，但入关后满人作威作福逐渐失去了战斗力，绿营就成了清军的主力，到了清末，绿营也不行了，太平天国的时候以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根本对付不了太平军，朝廷就获准地方督办团练，湖南地方的团练战斗力很强，后来成了正规军也就是湘军。
以上我说的这些可以总结出三点湘军与八旗、绿营的不同： 第一，来源不同，湘军的来源是由湖南地方的团练演变而来，他们最初是经过 *** 允许的民间武装，之后经 *** 同意收编为正规军，八旗、绿营一开始就是通过 *** 正式招募的军队。 第二，由第一点区别就产生了第二个区别，由于湘军是地方团练出身，士兵和各级将领间往往有宗族上的血缘关系或是世交关系，所以湘军不象直接由 *** 招募的八旗和绿营那样只听朝廷的话，湘军自成体系，与湘军这种管理体系相同的还有淮军，这两只军队后来演变成了近代中国的北洋军阀。 第三，战斗力不同，湘军战斗力很强，八旗、绿营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 要说湘军和八旗、绿营有什么相同点的话，那就是这三支军队都是请 *** 的正规军，都要听请 *** 的调遣。绿营起到重要作用，参战人数虽多但是当时并不是主力，主力是八旗骑兵和依附清廷蒙古骑兵。更有新设立的火器营等。
满蒙战争是清代康熙 、雍正 、乾隆三朝为统一西北地区与准噶尔贵族进行的多次战争，在清代文献中通称为平定准噶尔。 这一些列战争，起于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迄于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迭经三朝，历时70年，最终弭叛息乱，取得了完全胜利。
主要有两点
一：汉军八旗的人员如八旗户籍，享受满洲籍待遇；绿营只有汉族待遇 二：汉军八旗相当于中央军，归皇家调动；而绿营相当于地方军，地方的总督、巡抚﹑提督皆可调动。（一）按民族分编，首崇满洲
清代前期，军队是按民族分编的。国家的“经制兵”（正规军）为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是继承中国北方民族的军事传统，以满族为主体，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军队，内部按部族分编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绿营兵是清初仿明朝边防镇戍制度，收编明朝降附的官兵和新募汉兵组建的各省地方武装，它是清王朝在取得全国政权的新形势下，面对广阔的国土和人口众多的 *** 而八旗兵力严重不足的矛盾，采取以汉治汉政策的产物。除经制兵八旗、绿营之外，各地还有一些非正规的地方武装，如蒙兵、藏兵、番兵、夷兵等等，也基本上是按民族分编。八旗与绿营虽同为国家的经制兵，统治者对其并不是一视同仁，而是扬八旗而抑绿营。由于八旗兵是太祖努尔哈赤亲自创建，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巩固其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在各方面都给予特殊照顾，不但粮饷、装备等优于绿营，而且拱卫京师和驻守战略要地等重要任务也交由八旗兵执行。清王朝虽然不得不建立由 *** 组成的绿营，但对它并不完全放心，一方面在 *** 上用八旗兵来监视和控制绿营兵，另一方面在军官的职权和铨选上规定，八旗都统、将军可以指挥绿营官兵，绿营统兵将领却不能指挥八旗；八旗武官不但可以充任绿营 *** 的职位，而且直隶（约今河北）以及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区的绿营中还设有只能由满人充任的满缺。对于八旗兵，清王朝也并不同等看待。八旗之中，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皇帝直接统辖，称为上三旗，享有特殊的待遇，如担任御前侍卫任务的亲军营，成员只能从上三旗中挑补，于下五旗中挑取者也要移人上三旗当差；满、蒙、汉八旗，八旗满洲被视为基于，地位最高，八旗蒙古次之，八旗汉军又次之。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清王朝首崇满洲、优待八旗、以满治汉的思想。 （二）兵权归一，高度集中 清朝的军事领导体制经历了一个由分权制向集权制转变的过程。后金时期，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与之相适应的军事领导体制带有分权制的特点，由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凡军政大事皆由旗主共议集体裁决，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最高决策机构。清定鼎北京后，统治者认识到，必须对旧的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进行改革，以加强皇权。随着王权的不断被削弱，有名无实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终被取消。雍正年间设立的军机处，虽然总揽了军、政二方面的大权，但它只不过是一个秉承皇帝旨意办事的秘书班子，实际上大权完全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康、雍、乾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皇帝“乾纲独断”。康熙帝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东华录》康熙朝卷91）与此相适应，在王权不断削弱过程中，原为各旗旗主私属的八旗兵逐渐变为国家亦即皇帝的军队，军权由分散趋向集中，皇帝把军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康熙帝曾说：“部院诸事，朕尚与诸巨商酌之，惟军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筹画。”为了达到兵权归一的目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如作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的兵部，并无实权，“不过稽核额籍，考察弁员而已”，一切军务皆由秉承皇帝旨意的军机处办理。为了防止武将擅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清王朝一是实行以文督武的方针，即地方军权分寄予总督、巡抚，以文臣总督、巡抚节制武将提督、总兵，法律明确规定：“国家军旅之事，专任武臣，其在直省者以文臣监督，日总督，日巡抚。”（《康熙大清会典》卷93）作为各省绿营的高级将领的提督、总兵，只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督、抚在管区内虽有调兵权，但也要同时奏报皇帝认可。二是不准武将久任一地。康熙帝从吴三桂叛乱的教训中总结出兵权不可令武将久擅的思想，他说：“边疆提镇，久据兵权，殊非美事。兵权久握，心意骄纵，故每致生乱……即此观之，兵权不可令久擅也。”他还说：“武官久任非善事。在昔唐朝藩镇骄蹇跋扈，皆由久典兵权之故耳。” （三）兵农相分，专于为兵 八旗兵是满族社会特有的军事组织，皇太极在谈到八旗兵制时曾把它与明朝兵役制度进行对比，说“南朝规矩兵民为二，民有常业；兵有常粮；我国兵民为一，出则备战，人则为农，兼以收拾兵器”（《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敕谕副将高鸿中稿》）。八旗兵役制度的特点是兵民合一、耕战结合，这是由当时满族人口少、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入关之后，八旗兵逐渐失去生产职能，不再从事生产，成为常备兵。这种变化，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它又很不彻底，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兵民合一的传统，当兵披甲局限于旗人狭小的圈子里，成为一种特权，给八旗兵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统治者对此视而不见，相反却对兵民合一的传统大唱赞歌，说：“设兵之制，历代因革损益，虽互有不同，而其实不甚相远，其出于特创而无所因袭者，则我朝八旗之制是也……其制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盖几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非如前代有签派招募充补之烦而后收兵之用也。”（《清朝文献通考》卷179，《兵》一）相反，不少官员和学者充分认识到八旗兵民合一的弊端，以评论寓兵于农为幌子，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一定的条件，“三代寓兵于农，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后世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兵民分为两途，农出粟以养兵，兵用命以卫农，“固分途而各靖”。腐儒不懂得“因时而利用”的道理，称说寓兵于农而不绝，其愚足以祸天下。“农之不可兵也，厉农而以弱其国也；兵之不可农也，弱兵而只以芜其土也”（《读通鉴论》卷17，《简文帝》）。陆世仪（1611~1672）也指出，兵民合与分，要视情况而定，“人习战斗，法令森严之时，宜于兵民合；太平日久，人不知兵之时，宜于兵民分”（《论兵制》，《清经世文编》卷71）。顾栋高（1679~1759）认为，兵民为一，行之愈力，危害愈甚。王昶（1724~1806）认为，治国者不应当承袭寓兵于农的迂谈，而应任良将，驭精兵。乾嘉时期著名的散文家姚鼐（1732～1815）则指出：兵民相分是历史的必然，“虽有圣人不能使之复合者，势也”；后世由于战争规模巨大，参战兵力众多，而战争的胜负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可决出，这就要求士兵必须具备极高的军事素养，军队应以强军为本，“士卒知战斗而已”，兵农无法兼顾；否则，“兵农两为，战则速败，而田野为芜莱，国何赖此哉”（《议兵》，《清经世文编》卷70）。清统治者中也有人认识到军队只有专于为兵，精于训练，才能有战斗力。然而这一思想并没有真正贯彻到军队建设中去。 （四）骑射为本，振奋精神 对于满族人来说，骑射既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一种基本的生产技能，又是重要的军事活动。清王朝马上得天下，所以统治者历来都十分崇尚骑射，认为骑射“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清朝文献通考》卷192，《兵》十四）。他们重视骑射，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八旗兵建设的重要内容，乾隆帝曾说，“满洲素习，原以演习弓马骑射为要”，“武备尤以弓矢为要务”。另一方面，骑射还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品格，这在和平时期尤为重要。也更为统治者所重视。满族本来有尚武的传统，在长期行师围猎中形成了不怕劳苦、勇敢强悍、锐意进取的精神。但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特权以及和平安定的生活，严重地腐蚀着满洲贵族和八旗官兵，统治阶级日益腐败，武备逐步废弛，“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败，不及曩时”。 *** 官员和军队官兵中滋长着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的坏风气。统治者对此十分忧虑，为改变这种情况，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一再谕令八旗官兵要勤习骑射，并特别强调军队建设中的精神因素。雍正帝告诫八旗官兵，要“以柔弱怯懦为耻，以安逸华丽为戒”。乾隆帝则指出：“行围出猎，既以操演技艺，练习劳苦，尤足以奋发人之志气，乃满洲等应行勇往之事”。他特别强调这种精神因素与国家命运的关系，说：“若惟事偷安，不知愧耻；则积习相沿，实于国势之隆替，甚有关系。”他还一再强调，八旗官兵应为戒贪图安逸、怯懦畏敌、不求上进的坏风气，培养耐受劳苦、不尚浮华、敦崇淳朴、勇往直前等优良的精神品格，以振奋清军的士气。 汉军(9)绿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