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于1938年1月23日侵入临朐，占领县城。之后，陆续在冶源、南流、瓮石山、上林、常庄、大埠山、大关等地设立据点。为了震慑临朐人民，日军大肆杀戮，制造了一系列惨案。仅1938年3月26日一天，日军在唐立店子村用刺刀刺死村民10人，纵火烧毁了全村700多间房屋；在马存沟村烧毁房屋300余间，杀害2名村民；在南岳庄村烧毁房屋300余间和1所学校；在大岳庄村烧毁房屋186间，杀害村民4人，并抢夺大量财物，造成几个村1000多名村民无家可归。同年8月15日，日军“扫荡”龙岗村，将数百名农民围于龙岗村南的沙滩上，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75人，打伤40人。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至1943年期间，日军就制造了107起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屠杀事件，杀害无辜居民449人，其中妇女儿童占1/3左右，老人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日军极端地蔑视中国人的生命，“扫荡”时肆意杀害农村居民；演习时随意以附近农民作为攻击目标将人炸死、刺死；有时仅为取乐，将人当活靶子枪杀。五井镇黄崖头村蔚学武一家6口人，妻子和儿媳被日军杀害，两个儿子被伪军杀害，他本人去五井赶集的路上被日军当活靶子开枪击伤右臂，因无钱治疗，右臂腐烂脱落。
日军在对临朐各地“扫荡”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大肆掠夺人民群众的财物，烧毁房屋，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1940年8月19日，日军“扫荡”俊庄，打死村民5人，抢走羊400只，牛35头，驴60头。同年除夕，日军“扫荡”大车沟村，烧毁房屋47间，强宰耕牛76头，羊200只，抢走大量粮食，造成除夕夜很多村民无处安身。日军在全县各地建立了18处据点，修建据点时强占或强拆村民的房屋，给当地村民造成极大的损失。日军在杨善村修建据点时，以杨善小庄影响据点视线为由，将全村的房屋全部拆除，把村民赶到村外。1941年3月，日军抓夫修筑弥河桥，抢去群众门板上万副、箱柜上千个，有200多人在工程中因受冻饿和被打而死。无可置疑，日军是制造临朐“无人区”的元凶之一。
伪军在日军指使下，催粮逼款，抓丁拉夫，杀人行凶，欺压百姓，助纣为虐，无恶不作。上林据点伪军大队长刘茂春以要枪为名，公开大肆绑票索款，成为腰缠万贯的“富老虎”。大车沟伪军头子王立松暗地里绑票，以此发财。伪军士兵则拦路索要或抢劫财物，并行凶打人。伪军“清乡队”催粮逼款，无所不用其极，经常将村民抓到据点殴打，逼迫其家人典卖田产、牲畜，甚至卖儿卖女赎人。他们长年强迫村民为其修建据点、修路建桥或运输物资。仅上林据点的伪军，在东到桲林、西到弥河、南到大车沟的小范围内，平时征夫就在千人以上。徭役之重，服役时间之长，对行民夫之残酷，均为空前。为了获取所需砖、木等材料，他们强拆村民的房屋，强伐村民的树木。临朐县很多地方群众无法生存，被迫大量逃亡，伪军是罪魁祸首。 1940年5月，八路军撤出临朐、益都山区，向沂水转移，国民党顽固派吴化文部新编第4师占领了临朐西部和南部山区。同年8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进驻临朐县西部的吕匣店子村。此时，临朐县除日军和伪军外，驻有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其主要部队有：南部山区的国民党鲁苏战区第51军一部、吴化文的新编第4师；西部和北部的秦启荣的第三纵队第7、8、9支队、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东部有窦来庚的保安第17旅、张品三的保安第15团等部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吕匣店子村大兴土木，铺张浪费，劳民伤财。众多的国民党军队和省政府机构所需大量给养，却没有来源，致使穷乡僻壤的临朐县山区不堪重负，这是导致米山、九山、嵩山一带形成“无人区”的主要原因。
国民党军为了盘剥农民，巧立名目，设立抗日捐、胜利捐、警务捐、军事附捐、土地房产税等数十种捐税。初期由各村保长向村民摊派，交不上的被国民党军队抓去，逼着家人拿粮款赎人。吕匣店子村冯立本因交不上款，被保长逼得走投无路，撇下不满10岁的孩子自杀了。因交不上粮款被逼自杀的事件当时多有发生。1942年春，各村普遍不能按规定交纳捐税时，就由军队直接向村民索逼和抢夺，农民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下庄村赵田安老人说：“要给养的真多，一个班也要，一个人也要，俺庄一天总有40起。”寺头镇王瑞村王永圣家一天就接到12张要捐的条子。同村冯兴禄家一天被国民党军队士兵翻了8遍，见什么拿什么。老百姓把粮食和值钱的东西深埋地下，国民党士兵就用特制的尖头铁棍捅，千方百计地搜寻埋藏地下的粮食和东西。寺头镇河庄村苗园田老人家里断粮，为了救命，只好卖掉仅有的1亩地，换了2斤豆子，结果全部被国民党士兵抢走，老两口饿死。当时，村里吃饭时已看不见烟火，谁家灶里冒烟，即会召来抢粮的士兵。
国民党军队的搜刮，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导致大量土地撂荒。1941年4月26日，于家庄农民于维正买来谷种10斤，可耩地3亩，刚耩了6分地，被国民党士兵发现，将耧斗里的种子全部抢光。王瑞村农民张法文天不亮偷着到地里耩麦子，怕被国民党军队听见，把耧斗锤子绑上棉花，结果还是被秦启荣部士兵发现，将麦种抢走。张法文上前阻拦，被打得头破血流。农民为了种子不被抢走，将种子拌在粪便里。国民党士兵连这样的种子也不放过，淘洗干净后拿走。国民党军队还抢收群众的庄稼。1941年秋，谷子刚有黄粒，国民党军队就在东文山村和王瑞村等地抢收群众的谷子，不少农民辛勤劳作之后棵粒无收。国民党军队的所作所为，导致大量农田荒芜。土地荒芜更加重了粮荒，群众无法生存，被迫离家逃难。
国民党军队中，吴化文部新编第4师（1943年1月公开投敌编为伪军）和秦启荣部第7、8、9支队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罪恶格外深重。 临朐县多山地丘陵，土质和抗旱能力较差。1941年7月上旬，天气酷热无雨，玉米、高粱、谷子等秋作物减产。同年秋，旱情持续发展，直至1942年夏，夏收减产。1942年秋，又遇早冻，秋作物减产。因此，临朐县农民连续几年普遍缺粮，这也是形成临朐“无人区”的原因之一。
无人区”的形成及惨状
日伪军的摧残和国民党军的搜刮，严重扰乱了临朐县农民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造成土地荒芜，饥荒和瘟疫频繁发生，社会生活出现恶性循环。
由于严重缺粮，当时群众主要是靠吃谷糠、野菜、榆树皮渡日，甚至吃高梁秸芯、包谷芯子、蚕屎和各种树叶。人们缺乏营养，普遍身体浮肿或极度消瘦。
为了填饱肚子，群众被迫变卖家产。先是卖破烂，然后卖农具、衣服、门窗、檩条、木料等所有能卖的东西，最后连鏊子、镢头都卖掉。东西主要卖往沂水、昌乐、寿光、广饶、安丘等周围各县。卖东西后，村民黑夜走山路返回，路上小心翼翼，但仍有很多村民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拦路抢劫。
变卖家产后，继而典妻卖子。为了给孩子找条生路也保住大人，很多人家将自己亲生儿女卖掉。主要卖往沂水、广饶、寿光、博兴等地。有的卖不掉，就扔掉了。在鹿皋、孙旺庄集上，经常有被大人故意遗弃的儿童和头上插着草标出卖的大姑娘，不少孩子没有人理睬就饿死了。寺头镇石佛堂村梁福友一家原有7口人，1942年因断粮梁福友被迫将两个孩子卖掉，不久哥哥、嫂嫂饿死，梁福友只好将妻子典到平安峪村。当他背着典妻换来的12斤玉米回家时，途中遇到国民党军秦启荣部第8支队的士兵，结果人被打昏，粮食被夺走，梁福友连饿带气死在路边，他的老娘饿死家中。据五井公社社志记载，黄崖头、小辛庄两个村共200多户，卖儿卖女的超过半数。
饥饿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同时伴随饥饿的还有各种疾病，主要是黑热病、伤寒、麻疹、天花、霍乱、痢疾、疥疮等，由于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东福泉村王文政一家3代11口人，9口饿死家中。同村王世禄夫妇和孩子死在炕上，很长时间无人知道。瑞庄陈学瑞一家15口人，先后全部饿死、病死。崔册村的高来增全家5口人，一个月内先后死光，尸体无人埋，蛆虫爬到街上。宫家庄村民吕同明的遗孀和她的两个孩子死在屋里无人掩埋，直到1945年其大儿子逃荒回乡后才将他们安葬。同村聂炳会4口之家，饿死3口，剩下的大儿子外出讨饭时被狗咬伤，伤口感染，死在他乡。同村另有井姓、牛姓4户人家死绝。夏庄村一天内饿病而死的达10多人。寺头镇到吕匣村8里远的路上，一天内即饿死5人，无人掩埋。据《大众日报》记者顾膺1944年的调查记载，米山区1942至1943年期间死亡3177人，占当时本地原有人口总数的22%；西安村死亡290人，占全村原人口总数的42%；大山东村死亡160人，占全村原人口总数的26%。父子不能相顾，夫妻不能相依，人死道旁，无人掩埋，饿死家中，无人下葬，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在实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大量农民被迫举家逃亡。有的逃往东北，有的逃到周围各地。据《大众日报》记者顾膺1944年的调查统计，当时米山区8476人外出逃荒，占全区原人口总数的58%；九山区10866人外出逃荒，占全区原人口总数的69%；崔册村639人逃荒，占全村原人口总数的78%。寺头镇镇志记载，王瑞村298人逃荒，占全村原人口总数的93%，全村只剩下6户、6口人；宫家庄279人逃荒，占全村原人口总数的83%，全村仅剩下10户、17口人。九山镇镇志记载，该镇夏庄村逃荒和死亡473口人，占全村原人口总数的95%，只剩下7户、27口人.大量人口出逃或死亡，使临朐县人口急剧减少，八区的米山、九山和五区的嵩山一带剩下的人口只有原人口的四分之一，被称为“无人区”。其实，大量人口逃荒和饿死、病死不止是临朐八区、五区，临朐的其他各区和蒙阴八区、益都三区、博山四区、五区、七区也非常严重。地处原临朐四区的杨善公社的社志记载，抗战前该地4100户、24676人，1943年剩1053户、4523人，外出逃荒要饭的13076人，去东北卖劳工的3168人，儿女妻子卖到外地的1162人，冻饿而死的2271人，其中死绝户304户。地处原临朐四区的治源公社的社志记载，1934年该地4466户、23528人，1942年剩2015户、10760口人。1942年2月，临朐二区的辛寨镇河北村刘兆敬一家5口人，先后饿死、病死4口，剩下仅12岁的刘兆敬逃荒要饭。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临朐二区的王家庄村抗战前有村民94户，400多口人，1943年时仅剩下27户、110人。地处平原的临朐一区西朱堡村原有村民55户、298口人，1943年时52户逃荒，只剩下3户、27口人。临朐三区的上林村，共37户人家，1943年时下关东19户，去青岛1户，外出讨饭5户，全村只剩下12户，饿死、病死10余人。地处原临朐三区的城关公社的社志记载，抗战前该地有村民7103户、29487人，1943年时有5789户、9780口人，外出逃荒14403人，冻死、饿死2464人，典妻卖子1162人（见表2）。
当时，“无人区”范围内剩下的基本上是保甲长和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有的地方连保甲长也外逃了。老弱病残走不了又缺少食物，生活非常凄惨。各村不断有人死去，人死后没人埋，到处都是死人，后来死人竟比活人多。死去的人被老鼠等动物咬得残缺不全。勉强活着的人饿得奄奄一息，有的脸肿得象铜盆，肚子很大，肚皮透明，连肚子里的青菜都看得见，走动时用手拉开下眼皮，才能看见路；有的瘦得皮包着骨头，并患有黑热病皮肤呈黑色，走动时一手扶墙，一手柱着拐杖，头发长得跟野人一样，讲话都没有力气。一切家畜、家禽和猫、狗都绝迹了。白天，村里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井口被青草所罩，井水发出难闻的气味，街上、庭院甚至屋里到处是高达房顶的黄蒿，有的黄蒿竟有手腕粗，房屋东倒西歪，没有门窗，布满蛛网。夜里，只听得见狼的嚎叫声。野兔、狐狸经常出没于废弃的庭院，有的人家甚至成了狼窝。1943年，八路军沂山支队司令员钱钧就曾在崔册村西头一户废弃的民房里逮过一只狼羔。田野里没有庄稼，长满野草，道路全部被一人多高的黄蒿淹没，方圆几十里地没有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