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审批人员与贷款公司实控人同为一人，自己编造了虚假资料贷款并进行审批后，400万元资金就此落入口袋。此后多年，身兼双重身份的王某一直在银行体系内安稳工作，直至2021年案发。而在同一家银行，还发生了多起员工违规放贷的案件。农村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仍然亟待加强。
左手贷款右手批复 银行员工自批自贷 400 万元
一个人名，两种身份。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披露的一份判决书再度揭示了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内部流程制度混乱的一角。
2013年初，既是浚县农信社善堂信用社客户经理，也是浚县胜利包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胜利公司）的实际经营人的王某，将两个角色“绑定”到了一起，上演了一起“左手转右手”的戏码。
身为客户经理，主要是负责受理客户申请，实地调查客户提供的材料真实性等的王某，对自己“大开绿灯”——为了给自己的胜利公司筹措经营资金，王某利用自己负责收集贷款资料、核实贷款材料真假等职务便利，以胜利公司的名义，使用虚假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工业品买卖合同等贷款材料，从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400万元。过程也显出几分随意，“贷款手续是王某整理，王某负责审核资料，王某知道真假，所以也不用去核实贷款资料。”
在贷款到期后，王某又分别于2014年、2015年换据续贷。期间，一共偿还了177.7万余元利息，直至2017年5月后无力偿还本息，期间还曾因赌博被行政拘留十日。
值得一提的是，王某在浚县农信社系统内可以说是一位“老兵”，自2004年3月起至2021年7月被辞退，其在浚县农信社体系内工作时长超17年。
裁判文书中披露的细节显示，被告人王某于2004年3月至2015年4月在浚县农信社善堂信用社任客户经理；2015年4月至2017年5月在浚县农信社公司部任客户经理；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在浚县农信社善堂信用社任综合柜员；2017年12月至2021年7月在浚县农商银行善堂支行任综合柜员；2021年7月被浚县农商银行辞退。
这意味着，在2013年王某首度为自己“审批”了400万元贷款、且在2017年起停止还本付息后的多年间，一手经办的始作俑者始终“潜伏”在银行系统内未被查出。最终，王某在2021年9月27日，接到民警电话通知自动到案后前去自首。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作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违法发放贷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终法院支持公诉机关指控，判决被告人王某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法院引用的法律条款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制度，并且应当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
不得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所称关系人包括：商业银行的董事、监事、管理人员、信贷业务人员及其近亲属；前项所列人员投资或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等。
农村金融机构违法放贷案例频发 内部治理亟待加强
无独有偶，裁判文书网上同一天披露另一份判决书显示，该行另外两名员工因违规发放贷款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判决书显示，2017年4月，原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更名为河南浚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业务部经理靳建龙、客户经理吴存山，在明知鹤壁市腾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贸易公司”）不符合发放贷款条件的情况下，仍同意为腾达贸易公司办理贷款550万元并进行上报。后浚县农信社发放给腾达贸易公司贷款550万元，贷款到期后腾达贸易公司未归还。
2021年12月23日，浚县农商银行收回贷款本金65万元，利息5万元，目前仍欠本金485万元。2020年12月28日，经民警电话通知靳建龙、吴存山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判决书显示，经查，在决定放贷的过程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靳建龙明知贷、用不一，贷款人不符合贷款条件，仍违反规定，在其授意下发放该笔贷款。
银保监会官网显示，2019年，浚县农商行及该行四名负责人曾接到的一份监管罚单中便含有靳建龙的名字。违规案由包括：（一）违规发放贷款；（二）从事账外经营；（三）未经任职资格审查任命高级管理人员。其中，靳建龙对违规发放贷款、从事账外经营负直接责任。最终浚县农商银行被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41745.74元，合计罚款841745.74元；靳建龙则是给予警告并处罚款5万元。
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对 财经 网金融表示，银行员工在明知申请人不符合发放贷款条件的背景下，仍然帮助其贷款，往往都是内部人控制或串谋导致的，大家有达成了共同利益，违规操作，或者迫于领导压力不得不做。
对于中小型银行而言，违法违规放贷的案例屡见不鲜。此前辽宁省纪委监委的通报中曾披露，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王中印在2014年至2019年间，在明知相关私营企业存在贷款用途不合规、贸易背景虚假、财务数据造假等违规问题的情况下，向多名下级行社负责人打招呼，为上述企业违规发放贷款10.43亿元。
山东聊城润昌农商行的多名客户经理违规放贷38笔，金额478.6万元，最终仅收回16.75万元等。
由于种种因素，农村金融机构仍是违规风险高发区。2021年四季度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显示，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风险最高，高风险机构数量分别为186家和103家，资产分别占本类型机构的5%、7%。
从罚单来看，农村金融机构也是当前受罚最多的银行类型。融360数字 科技 研究院数据显示，一季度从不同类型银行收到的罚单数量来看，2022年一季度农村金融机构（含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收到的罚单数量及金额均最多，罚单数量为166张，罚款总额为15362.36万元。
审计署也在日前发布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审计的23家中小银行普遍存在治理结构不完善，治理制度不健全，监督制衡机制失效的问题，主要是董事会和经理层职责模糊，监事会职责悬空或走偏内控合规形同虚设，授信管理、贷款“三查”等核心业务制度和内控流程缺失或执行不严。
对此，廖鹤凯认为，农村金融机构频繁出现违法违规贷款乱象主要还是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操纵等问题比较严重，股东及高管员工之间的裙带关系严重，关联交易层出不穷。在完成数字化构架后，进行全流程操作管控，所有操作可查，监管定期不定期抽查等多种方式，或许可以堵住这个痼疾。
【作者：王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