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医学上，抑郁症的发病基础是神经递质紊乱，其诊断依赖于患者表达、家属观察和医生问诊，而很多处在更年期的女性，受所处的 社会 环境与个人认知所限，患上了精神障碍却还在隐秘的角落里默默承受。目前中国抑郁症人群约有9500万，但关于更年期女性患者的确切统计仍是空白。年轻人开始在网络空间分享母亲「更年期抑郁症」的患病历程，病理因素之外，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一面——她们其实没有自己的生活，一生的时间交给家庭，既没能力让生活变好，又没办法接受现实。
文|蔡家欣
编辑|陶若谷
直到有一天，呗苦（豆瓣ID）发现母亲的购物车里藏着熟悉又隐秘的世界——送给女儿的小叶紫檀手串，给丈夫定期购买的养胃面包，没能下单的毛呢外套和羽绒服。在呗苦看来，这些都是母亲努力活着的痕迹，可是，买给自己的一条淡粉色雪纺丝巾，母亲却用它在家中浴室自缢，“就是这些平常的细节，才显得你的离开那么意外。”
她的帖子《逛了逛妈妈的淘宝》刺痛了很多拥有相似经历的人，多数都没有预料到母亲的离世如此猝不及防——在另一个家庭里，一个普通的清晨，全家人刚包完饺子，商定好第二天带母亲到医院看失眠症，对34岁的儿子来说，这原本是无数平凡日子中的一天，但几小时后，母亲从高楼的窗户一跃而下。
压倒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指向「更年期抑郁症」，医学上称为「围绝经期抑郁症」，是一种首发于更年期的精神障碍。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医生王雪介绍，女性更年期通常在45到55岁，意味着卵巢功能衰退，激素水平下降，是发生抑郁障碍的高危时期，小部分人属于首发，很多患者既往有过病史，但可能未重视，没有就医确诊，“一个人都已经自杀了，能完全没有变化吗？”
很多人和我们分享了母亲「更年期抑郁症」的患病历程。易怒，沉默，有时脆弱爱哭，就像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小孩，在成长过程中，母亲的这副面孔从未展示过——她曾经那样强势，无所不能，甚至是别人眼中的完美主义者。
（注：本文提到的「更年期抑郁症」泛指发生在更年期的精神障碍，为行文方便，简称「抑郁症」，涉及的相关疾病包括抑郁症、躁郁症、焦虑症等。由于患者个体差异较大，文中病例不限于更年期首发。）
患上「抑郁症」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直到剧烈的异常行为出现。七八年前的一天，李子玉的母亲突然剪断了家里门禁的对讲机线路，说别人会通过这个监控她。
李子玉从那时开始感觉不对劲：在小区里散步，熟人迎面打招呼，母亲会悄悄和她说，从表情就能看出那个人对自己有意见；李子玉戴着玩的戒指掉在父亲车里，母亲看到了，竟直接描绘出别的女人在车里的场景细节。“明显感觉是病态的。” 在日本读博士的李子玉如今回想起来，才发现早在这种“被害妄想”症状出现前，母亲已经变得易怒，一点小事就和父亲撕打，家里谁出门忘带钥匙了，也会大发脾气。但没人意识到她病了，只问她，“你整天在胡说什么？”
云冉是在母亲体重跌到80斤以下，才知道她近半年来的反常：整夜睡不着，情绪紧张，不再爱说笑。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丈夫是国企员工，女儿在北京工作，有什么好焦虑的？云冉也觉得，“明明更应该焦虑的人是我”。
而在2000公里外的广州，母亲的生活呈现出看似清闲却不为人知的空白。回想起她的变化和异常，远在北京的云冉一无所知，唯一能想起的，就是去年外公去世。此前六七年时间里，母亲没有工作，总是一个人在家，每天上午都去照顾生病的外公。云冉从没想过，外公离开后，每天空出来的那个上午，母亲都在做什么？
出于保护孩子的目的，有人干脆隐藏病情。李子玉是独生女，从小到大长辈生病，父辈争吵，她都被瞒着，不参与任何纷争，“只用专心学习就行”。母亲出现“被害妄想”后，为了不影响高考，李子玉很快被父亲送到外婆家。她不知道母亲和家人经过了怎样剧烈的挣扎，甚至后来母亲被送往精神病院，也是几年后才从亲戚口中获知。
李子玉生活在西北的一个二线城市。时隔六年，家里长辈还在回避这件事，母亲有时主动提起“那个时候得精神病……”，话音还没落，舅舅赶紧打断，“你不要胡说八道”。周遭环境对抑郁障碍的污名化，也在加剧她的「病耻感」。
在精神科医生王雪看来，像李子玉的家庭这样，对抑郁症有耻感认知的患者和家属太多了。接诊经历中，很多病人看到诊断结果都会反问她：凭什么给我诊断为抑郁症？年龄越大「病耻感」普遍越强，王雪分析，可能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有关，“那个年代精神病是一个污名化的称号，等自己年纪大了，却得了精神病，太丢脸了。”
这种「病耻感」让她们倾向于隐藏疾病。河南女生苏一潞的母亲四年前被确诊为抑郁症，担心被人说神经病，总擅自停药，不见好转。而在老家村庄，母亲告诉她，有很多和自己一样的妇女不敢说，“就这么难受着，在病痛里挣扎着。”
在北京安定医院，王雪超过一半的门诊患者来自外地，以山东、内蒙、河南、东北地区的中小城市居多，到北京求医时病情已经比较严重，她分析，可能与当地医疗资源有限有关——通常只有一个精神专科医院，没有亚专业分科，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混杂在一起就诊，体验不好。
大城市的通常也会先去寻求妇科或者中医。广州曾针对500名更年期女性做过一项调查，76%的人认为遇到情绪障碍要去妇产科，选择内科或精神科的不到20%。一个重庆母亲49岁停经，很长时间没办法仰头看天花板，左边胳膊抬不起来，她选择去神经内科就诊，诊断为植物神经功能混乱，就自行概括为「更年期综合症」。她告诉女儿，“排了好多女的，都是更年期综合症，比我还严重。” 后来到市精神卫生中心，才被确诊为「中度抑郁+轻度焦虑」。
经常有患者问王雪，“这更年期怎么就过不去了？” 她介绍，国内目前对「更年期抑郁症」的识别率和治疗率较低，由于它的早期症状与更年期有重叠，通常被认为是女性必经的、正常的生理现象，“运气好的，被其他医生推荐到精神科，才得以发现治疗。”
即便确诊，一些子女也会认为“看起来也没什么危险”。母亲做全身检查的时候，云冉很怕是恶性肿瘤，查出是精神问题导致体重暴跌，她反而松了一口气。事实上，抑郁障碍的自杀率在4.0% 10.6%之间 （注：数据源自《2019中国抑郁症领域白皮书》） ，更年期反而会变成一张掩盖的面具，让「抑郁症」演化成一个隐形杀手。
这个杀手在2020年9月夺走了一个豆瓣网友的母亲。“没了柾了”（ID）在帖子里写道，暑假期间，母亲曾提到“睡眠不好、没力气”，但她没在意，只是提醒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开学后忙着学习，有一天给母亲发微信，没回，“我以为她在工作”。就在那个上午，母亲跳桥自杀了。
得到消息的一刻，她才知道母亲一直在生病，已经一周多没上班。那段时间妈妈是怎么度过的？她没有概念，“当初妈妈失眠一定很痛苦，为什么我没有坚持陪她去医院？”
为了将母亲“哄骗”到精神科，沈阳女孩刘玲以同学的母亲为例，讲述相似病症，隔一个月再讲治疗进展。前后花了三个月，母亲才终于坐到精神科医生的对面。但还是抗拒，不断重复，“我反正也难受了这么多年”——长达十年时间里，刘玲的母亲看什么都不顺眼，坐公交，去超市，在小区散步，到医院看病，都要投诉。身体隔三差五会宕机，几乎全身每个细节都查过，看遍了呼吸科、脑科、消化科、骨科，曾有医生建议去看精神科，刘玲的母亲快气疯了，“这怎么可能？”
最后精神科的医生问：阿姨，你觉得你活得委屈吗？刘玲看到，母亲的眼泪立刻啪啪往下掉——她要强了一辈子，却因为一句话哭了。
王雪在门诊经常遇到这样性格好强的病人，“就怕这种硬撑着的，她们一辈子都在尽力扮演好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绷得太紧。”
她曾接触过一个53岁的病人，是家里的二女儿，从小挑水种地的活儿抢着干，公婆卧床五年，全是她在伺候，还要照顾儿子学习和老公生活，在工作中也是一名优秀教师，不论做什么都尽力达到完美。一次生病卧床，来不及做饭，老公指责她：你怎么能这样不孝顺？从这一刻起，抑郁症发作了。这些女性平时心理压力就很大，王雪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一下子就承受不了。”
很多生病的母亲，曾是别人眼里的完美主义者。苏一潞的母亲从前和丈夫在北京打工，每隔两个月回老家一次照顾孩子，再返回北京照顾丈夫，“特想让周围人都夸她”。后来丈夫退休，她还是拼了命打工赚钱，但又觉得委屈，直到绷不住的时候，才告诉苏一潞，“我不想活了，就想从楼上跳下去。”
而更年期遇上抑郁症，看病历程就像一个「疼痛、就医、无病、疼痛」的死循环，不断加剧患者的身体焦虑，也让她们逐步失去家人信任。
很多丈夫认为「抑郁症」就是“想多了”，“装出来的”。王雪的那位53岁病人，发病后突然起不来身，做针灸也不管用，老公就认为她装病，不想干活。而另一个女性确诊后，医生嘱咐不要过多刺激她，但起冲突的时候，丈夫还是会当面指责她——“神经病”。
在成都女生林绿的家庭里，母亲对父亲的埋怨远远多于欣赏。母亲生于干部家庭，年轻时出了名的漂亮，婚后一年，还有飞行员上门求婚。嫁给了一个普通工人，她总埋怨丈夫没能力，赚不了钱，有时会在一天之内给女儿打二三十个电话，疯狂责骂丈夫。
直到母亲确诊为躁郁症，林绿才知道母亲多年的心理伤口：她做过三次子宫肌瘤手术，很怕死，怕是癌症——但强势的母亲在生病时居然没有任何求助对象，丈夫什么都不懂，女儿逃到外地读书。这是林绿所不了解的母亲的另一面：无助。
后来父母离婚，母亲又开始抱怨，说一个人在家孤单害怕。在林绿看来，“她其实没有自己的生活，一生的时间全交给家庭。对生活不满意，既没能力让它变好，又没办法接受现实。” 这是很多中老年女性的境遇，对家庭既控制又依赖，即便与丈夫已经分离。
“价值感的丧失是抑郁症高发的一个因素”，王雪说，不管家庭还是工作，很多人会感觉生活失去控制，“她们需要存在感、被尊重和认可。”
退休也是标志性事件之一。中国医科大附属第四医院精神科医生陈雪说，她所在的医院，曾经有好几个护士，退休半个月后，突然兴冲冲跑去坐班车，到了医院才想起来，自己已经退休了，“你突然间会不知道自己是谁，该干什么，特别失落。”
李阳青的母亲到了53岁，岗位上突然调来一个年轻的领导，每天都在催工作进度。母亲不得不调整、改变保持了30多年的工作节奏，还是跟不上年轻人的速度。她在哈尔滨，每天给远在青岛的女儿打电话哭泣，就连蒸锅忘记放水被烧焦，也会自责到哭，“觉得自己脑子很差，没有用。” 母亲一辈子好强，看起来无所不能，承包了家里的大小事情，连换灯泡、修电器也做。
这些强势的母亲，常常让人忽略温柔可爱的一面。母亲生病后，林绿才想起一件事，母亲曾买过一本性教育书籍，放在家里的书架上，整天偷偷观察，最后忍不住才提醒林绿要看，“你姥姥从来没教我们这些东西”。
在医学上，抑郁症的发病基础是神经递质紊乱，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常见症状包括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睡眠差、食欲减退、体重下降、自我评价降低等。对子女来说，观察和陪伴母亲的过程，就像一张灰色的网，怎么也逃不开。
生病的母亲总是一个人安静地看着窗外发呆，曾经会说一口最标准的普通话，病了却只愿意说最土的方言；姥姥来了她不愿见，父亲单位有食堂，但每天中午必须回家陪她吃饭；李子玉放假回家，母亲就一个人靠着房门，静静地看着她玩电脑的背影。
面对这个陌生的母亲，李子玉会忍不住埋怨，“为什么是我的妈妈这样？” 直到有一天，姥姥打来电话：“快打电话给你妈，她一直哭着让我和她一起去大学找你。” 李子玉才明白，上大学后，母亲一直很想念她，也已经尽力克制住个人情绪，没有插嘴反对她离开西北到南方，又到日本读硕士、博士，每周和她也只保持一次通话。
很多人更是直观地见识到了「父母皆祸害」的爆炸场面。林绿母亲病情发作时，怒火会随时往女儿身上泼，鞋子沾上泥巴，衣服没洗干净，有任何不顺心就开始打人骂人，甚至摔东西，“就像一个混世魔王”。而且这颗炸弹不定时，随时会爆。
此时林绿也陷入崩溃和绝望。生病的母亲拥有许多副面孔，有时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反思起从前控制式的教育，林绿就得在不同的模式中来回切换——和她站在同一战线说父亲的坏话，或者给她买东西，疏导情绪。“想逃避但又做不到”，林绿说，因为如果从她这里得不到回应，母亲还会伤害其他家庭成员，“等于全家人都被这个病折磨”。
社交网络上有不少帖子记录了子女的痛苦，写「更年期抑郁症」的母亲如何将情绪强加在自己身上，因为母亲的悲观，自己也没有了自信，觉得不如任何人。最痛苦的时候，林绿甚至想过，“她死了，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解脱了。” 而这种消极和低落反过来又会激怒和伤害母亲，家庭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抑郁症的诊断依赖于患者表达、家属观察和医生问诊。“与内外科疾病不同，现有的医学检测手段还不能发现抑郁症有明确的病灶，很难从检查结果上直接定性为抑郁症，需要医生综合临床表现、精神检查及辅助检查结果来确定。” 王雪说。
早期能够发现母亲异常并带她们前往医院的子女，大都生活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对抑郁症已经有充分认识。但母亲还是认为这个病不光彩，除了子女，从不让朋友陪看病。而子女大多二三十岁，正处在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面临巨大的工作和经济压力。
母亲中年离异又患上抑郁症，对刘慧慧而言，是一个沉重的、只能自己驮着的包袱。一方面，刘慧慧会卷入母亲懊丧的情绪中，被要求去打听离异的父亲过得好不好，“她总是强调，不能让我爸好过”。同时，她还要给母亲治病，两人分别住在北京和重庆，母亲病发时，刘慧慧频繁请假回家，因此耽误了工作。
“当生病这件事劈头盖脸砸来时，我才意识到‘陪伴’这个词他妈的有多难。” 刘慧慧说，她最终决定将母亲接来北京养病。但并不轻松。单独租下一套房子，每月得花去大半工资。对于刘慧慧而言，母亲擅自断药，抑郁症反复无常，这些未来的不确定性，都让她感到忐忑和疲惫。
这是目前抑郁症患者的陪伴难题。抑郁情绪就像一个黑洞，不仅会将病人吸进去，还会“吃”掉周围的人。自杀倾向是家庭照顾的重点，医生会建议家属常陪伴患者，观察其一言一行。一个广州女孩辞职在家陪伴母亲，从早到晚只能坐在床边，听着她各种消极的想法，“观察，祈祷，她舒服，我才能舒服”。女孩因此没了收入，还要经常半夜陪母亲跑医院，“很消极还要装乐观向上，太难熬了”。
在王雪看来，病人只要能接受治疗就好。很多患者让她开药治失眠，接受这是生理问题、情绪问题，却不一定能接受自己是抑郁症，“想改变一个人的思维很难，能接受治疗就好，随着治疗的进展，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可能会有所改变。”
现在，林绿算是找到了一种应对母亲的方式。分开住，但每个月都往家里买东西邮寄过去，只有这样母亲才会觉得，“你心里有这个家，还在依赖她”。一旦她情绪来了，林绿就假装生病，抱怨自己的生活，这时母亲因为担心她，焦点也会被转移。两代人的角色仿佛颠倒了，母亲的慌张无措只有在看到自己的孩子时，才会感觉到被保护，露出安心的神色。
但长期笼罩在压抑的家庭气氛里，林绿自己也在看心理咨询师。对于未来她的期待值也没有放得太高，“只是不碰触她的底线，也没有太糟糕，就现在这样吧。”
（除王雪、陈雪、苏一潞外，文中其他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