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6-21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不朽杰作《离骚》是现存第一篇宏伟壮丽的抒情长诗。屈原和《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巍峨丰碑。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姓。他的祖先屈瑕，为楚武王熊通之子，受封于“屈”地，乃以“屈”为氏。关于屈原的生卒年问题，历来意见分歧，迄今尚无定论。据郭沫若考证，生年为前340年，卒年为前278年。屈原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史记·屈原列传》。但其所记，颇为粗略，且有牴牾扞格之处，或系后人窜乱所致。据现有资料看来，屈原才高学博，明于治乱，善于应对，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生当楚穗态裂怀王、顷襄王时代，曾任“左徒”和“三闾大夫”之职。他初得怀王信任，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有显著成就。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怀王听信谗言怒而疏之。他曾一度流于汉北。屈原既疏，群小得势，楚国政治日趋腐败。怀王昏庸贪婪，刚愎自用，因受张仪之欺，愤而两度伐秦，均遭惨败，后竟囚秦而死。顷襄王继位，谄谀用事，屈原竟被放逐于江南。这时候，楚国政治更加黑暗，“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战国策·中山策》）。百姓心离，国运危殆。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拔郢都，烧毁楚先王墓，顷襄王逃往陈城。眼见祖国沦亡，人民遭难，屈原万分悲愤，极端绝望，于是怀石自沉汨罗而死，其时传说为5月5日。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楚国的悲剧和时代的悲剧。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作品26篇，但未列篇名。按王逸《楚辞章句》，标明“屈原之所作”者为《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合于25篇之数。这也许本于当初刘向的校定。但后世学者对此颇多异议。或谓《远游》、《卜居》、《渔父》乃后人所作。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离骚》、《天问》确为屈原之作无疑；《九章》中虽有后人拟作之可疑者，但基本上仍可认定为屈原作品；《九歌》则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改造的再创作。另有《招魂》一篇，据司马迁之说，亦应认为屈原所作。
以《离骚》为代表的这些作品，奠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关于《离骚》题义，自西汉以来，亦颇多异说。司马迁释为“离忧”（《史记·屈原列传》），班固释为“遭忧”（《离骚赞序》），王逸解为“别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后人有从方言角度作解，以为“离骚”即“牢骚”者；也有从音韵着眼，认为《离骚》即《劳商》，为楚古曲之名者。此外说解还多，但猜闭都大同小异。现在看来，马、班之说最为近古，合乎诗人命题之旨，且于训诂有据，是较为可信的。据两汉诸家旧说，《离骚》作于怀王时代屈原遭谗被疏之时。但从近古至现代，一些学者则认为《离骚》是屈原于襄王之世被放逐江南时所作。值得注意的是，《离骚》中有一些关于年岁的反复咏叹：“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此外，“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还表现了诗人对国将倾危的忧患之情。由此可见，《离骚》应作于诗人将老未老之际、楚国将败未败之时。这个时期，应属怀王在位的最后几年之内。
《离骚》是屈原心灵的歌唱。它展现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深沉执著的爱国感情，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在全诗的字里行间，闪耀着诗人灿烂的思想光芒。屈原“美政”理想的崇高目标是实现天下一统。他在《离骚》中称道“前王”、“前圣”，但他所讴歌的典范并不囿于楚国的历史传统，如尧、舜、禹、汤、周文王等，都是属于华夏诸国所公认的楷模。而他所列举的破国亡身的历史人物，如启、羿、浞、浇、桀等，也都是天下所公认的昏君奸臣。诗人所描叙的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所在，也突破了狭隘的楚国境域，诸如天津、西极、流沙、赤水、崦嵫、咸池等等，几乎包括了神话传说中整个中国的辽阔疆土和广大空间。这正是诗人热切向往天下一统的形象表现，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具有深沉厚重的历史意识。主张以民为本是屈原“美政”理想的根基。他在《离骚》中反复吟诵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闭谈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明确表现了关心民生、重视民心的思想和“有德在位”的主张。在屈原看来，举贤使能是其“美政”理想能否实现的关键。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举贤而授能”的主张，并且对历史上不问出身贵贱、惟贤是举的圣王贤君大加颂扬。他主张修明法度，所谓“循绳墨而不颇”，“绳墨”即喻法度，认为这是实现“美政”理想的途径。因为现实是“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所以不仅需要“乘骐骥以驰骋”，而且必须“明法度之嫌疑”（《九章·惜往日》）
屈原的参政实践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参政意识却在心底积淀、升华，最终化为“美政”理想，再现于《离骚》。“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史记·屈原列传》）屈原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难的祖国。他在《离骚》中倾诉衷情：“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楚国不能容他，他却离不开楚国。以屈原之才干，当时不难另谋出路。他也确实考虑过“远逝以自疏”。然而当他神游四方之时，“忽临睨夫旧乡”，那积淀于胸中的爱国情愫千丝万缕缚住了他，使他“蜷局顾而不行”。诗人宁肯以身殉国，也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何等坚贞、纯洁、崇高的爱国感情啊！然而应该指出，屈原的爱国思想与狭隘的忠君意识连在一起，其消极影响亦不容忽视。
屈原经受了战国时代精神的洗礼，故其《离骚》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他责数楚王不察忠良、反信谗佞：“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怪楚王言而无信、变化无常：“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他更义愤填膺地痛斥世俗和群小：“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猒乎求索。”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颜之推也斥责他“显暴君过”（《颜氏家训·文章》），他们的讥评，正好从反面印证了屈原批判精神的思想价值。
屈原志洁行廉，正道直行，既怀内美，又重修能。诗人在《离骚》中抒写了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和对假、恶、丑的无情挞伐。他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具有峻洁的人格，崇高的追求，坚贞不渝的操守和不屈不挠的意志。王逸赞之为“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本回答被网友采纳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