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汰馀（1886—1948年9月），著名爱国实业家。四川省巴县（今重庆市）人，光绪十一年（1886年）出生于巴县的一户书香门第，幼年时家境清贫，就读于其父的私塾中。十五岁时，其父受聘在成都西川书院任教习，他才有机会进入学校的大门，随其父在该书院附读了三年，父子同榻，半夜即起，勤学苦读，后又回重庆，进入存仁书院继续求学。
1907年，在重庆广益丛报报社担任编辑。《广益丛报》是近代四川出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旬刊。1903年由辛亥先贤杨庶堪、梅际郇、朱必谦等创办。时值国难当头，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无力抵御，屡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国运濒危，痛心疾首，具有浓郁的爱国思想和强烈爱国精神的苏汰馀不禁提笔撰文，在《广益丛报》上发表讥讽抨击清廷腐败、专制独裁、懦弱无能遭致日本侵略的文章，以致触怒当局，为逃避通缉，无奈只得背井离乡，星夜兼程只身逃到汉口，投奔其父的好友刘象曦家谋生。从此，他便弃文从商，在刘家经营的川帮“德厚荣”（百货土产）字号里当一名小小的文书，起草作复来往商业函件，日夜忠于职守，有时还能提出很有见地的建议。晚间，当其他伙计仨仨俩俩去吃馆子、逛妓院的时候，他一人独守孤灯，勤奋读书。由于为人勤勉通达、刻苦自励、精于文墨，深得副总经理徐荣廷的赏识。“德厚荣”的老板刘象曦系川人巨商，光绪末年将“德厚荣”总部迁往汉口，资本数百万两白银，在汉口首屈一指。刘象曦在汉生意主要交由徐荣廷来打点。很快苏汰馀在商场上崭露头角，成为徐荣廷的得力助手。
辛亥革命后，徐荣廷任湖北官钱局总办，徐利用其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金兰之交”的关系，承租官办纱、布、丝、麻四局组成楚兴公司，所谓“四局”，是指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纺织、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四局”是湖北最早采用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的官办民用工业，也是中国近代机器纺织业大型企业之一。徐荣廷自任楚兴公司总经理，委任苏汰馀为协理兼管财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市场，加上楚兴管理得当，公司大量盈利，战后的1919年、1920年，楚兴公司的销售利润竟达八百万两白银，相当于原始股本的十几倍。除去主要股东刘象曦获得的巨额利润外，徐荣廷分得股息、人红五十万两，苏汰馀和其他两位高管张松樵、姚玉堂也各分得了三十万两白银。这为徐荣廷等人后来另起炉灶打下了基础。
1921年，与徐荣廷投资白银210万两，创建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河北石家庄开设大兴纱厂。次年，又投资组建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武昌建成裕华纱厂，创立“裕大华”纺织工业系统。
1927年，“大兴”、“裕华”两公司改为董事长负责制。当时，局势极其混乱和动荡，加上连年灾荒，人民生活极度困窘，购买力大大下降，出现了“花贵纱贱”的局面。许多厂家陷入严重亏损，纷纷倒闭或者转卖。裕华鄂厂同样陷入了危机，每日产量仅仅十余包，而工资、税收一切开支照旧。年近七旬的公司董事长徐荣廷看着这一切心急如焚，又束手无策，决定让位于苏汰馀。在徐荣廷一番推心置腹的激励下，苏汰馀不再推辞，挑起了董事长的担子，苏任董事长直到1948年，前后长达20年。
1930年冬，苏汰馀出任湖北棉业改良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努力扩大棉种试验场规模，派遣总技师出国深造，做了大量工作。1935年汉江突发大水，汉江中下游各县棉产漂没无余。有鉴于以往改良棉种过程中之种种困难，苏汰馀力主利用此次水灾后之机会，全力推进棉种改良。经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汉江流域的棉产改进工作取得了较明显的成绩。1936年的细绒棉年产量达到122万市担，皮棉苗产量达到35.5市斤，超过山东、河南、陕西等产棉大省的单产水平。到抗战全面爆发前，汉江流域巳成为国内主要的细绒棉集中产区。
1931年，开办湖北大冶（今属黄石市）利华煤矿，
1934年10月，苏汰馀、徐志平亲赴西安，给杨虎城将军之父祝寿，并拜谒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提出在西安创建大兴分厂之举，得到杨、邵二人赞成。徐志平负责筹建大兴二厂事宜。
1935年2月，大兴二厂开始创建施工。4月，大兴董事会决定，调大兴厂长石凤翔赴西安，主持大兴二厂的建设，聘任汪文竹接替大兴纱厂厂长之职。5月，苏汰馀赴南京拜见军政部军需署长，谋求向军方出售大兴纱厂所产棉毯，双方达成协议。9月，大兴向军方出售棉毯4万条。12月，大兴二厂土建工程竣工。
1936年7月，“裕华”、“大兴”两公司召开联合董事会，讨论商定两公司联合投资、扩建并合办西安大兴二厂，取“裕华”、“大兴”两公司名称中各一个字，将原厂名改为“大华”，建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苏汰馀任董事长，同时建成西安大华纺织厂。从此，武昌“裕华”、石家庄“大兴”、西安“大华”三大纺织企业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合，成为裕大华纺织企业集团，被誉为旧中国民族工业的“航母巨舰”。
1936～1937年上半年四川发生空前的大旱灾，苏汰馀得知四川旱魃肆虐以后，心情非常难过，带头捐了1万银元救灾款并募集到10余万银元救灾款送往灾区。他在生活上一贯严谨朴素，力戒奢侈。平时自己省吃俭用，全心全意发展实业。对于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的兴办，从不吝惜，慷慨解囊。
抗日战争爆发后，对武汉地区工厂的拆迁，受到军政当局最为关注的是武汉纺织业。江汉平原是我国著名棉产区，丰富的棉产量，催生了武汉纺织、染工业的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纺织业集中地。武汉拆迁的民营工厂最为重要和最为困难的是几家著名的大型纺织厂。布匹十之八九供军用，可见其对抗战的重要性。由于军事需要，早在1937年12月25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上书蒋介石，要求将武汉纱、布各厂全部迁入内地。何应钦认为：北战区之石家庄、安阳，东战区之上海、无锡、常州各地工厂因时间仓促，主持者未能充分考虑，或因厂商自相因循，以致十分之九未能迁出，国力因之减耗，资源因之缺乏，影响抗战前途。武汉官营、民营各厂，已如硕果仅存，不容再遭意外。“所有武汉民营纱、布各厂以及手工织机，似宜一并迁移……。以免重蹈东北两战区各厂之覆辙。”蒋介石于1938年8月5日下达手令后，武昌裕华纱厂开始全厂总拆迁。为了执行蒋介石的手令，招商局有“江华”等四大江轮及“海祥”、“海瑞”、“快利”共七艘轮船，三北公司有“龙兴”、“长兴”轮，从8月10日到10月下旬，连续不断搭运裕华器材，将武昌裕华纱厂纱锭3000余吨、机料3000余吨，共约7000吨机件器材；湖北黄石利华煤矿的800余吨机件西迁至陪都重庆。进江海轮“英平号”在运送军事器材外，也多次迁运裕华器材，利华煤矿的一艘大趸船，也由“江安”轮于1938年8月25日拖往宜昌。利华煤矿一批机油到汉后，由三北公司“龙兴”轮运宜。同时装出的还有裕华的1265件货物。
1938年10月25～27日，武汉沦陷，举家迁往四川巴县冷水场后，出资兴办巴县冷水场（今重庆九龙坡区华岩镇）第一所小学——半山小学，免费或提供助学金培养贫苦儿童。该校现为重庆市重点小学。
于1939年在重庆南岸区窍角沱沙草坡、柑子坝区域购地280亩，重建新厂——重庆裕华纱厂（简称裕华渝厂），同年建成四川广元大华纱厂。次年在重庆开设永利银行。
1941年在成都建立裕华纱厂。抗日战争时期，苏汰馀组织生产了大量的军布供应前方，还组织募捐，为接济难民，筹措不少资金、寒衣和药品。兼任汉口孤儿院副院长。苏主持工厂工作期间，在选派人员去国外学习、培训人员、推广技术、改良棉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注重营销方面均有卓越建树。
1943年，3月18日举行“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成立大会，苏汰馀、刘鸿生、胡西园、吴蕴初、吴羹梅、李烛尘、胡厥文、章乃器等人当选为理事，在3月25日的第一次理事会上他们都被选为常务理事，吴蕴初被公推为理事长。
1946年，开办了从事外贸的华年进出口贸易公司，统属“大兴”、“裕华”、“大华”三个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裕大华公司。“裕大华”纺织工业系统直接的业务，除纺织工业拥有工厂6个，纱锭约20万枚（当时占全国总锭数的4%），布机2000台外，发展到包括煤矿、银行、进出口等各个方面。截止解放时止，直接经营的“裕大华”纺织工业系统的资金共达5000万银元。另外，苏汰馀还投资山东枣庄中兴煤矿、聚兴诚银行、四川川康毛纺织厂、重庆庆华染料厂、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西安大秦毛纺织厂、秦平烟草公司等企业，均任常务董事。历任湖北省商会会长、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主席、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监事等职。
1948年，制止动用公司外汇和所订英国纱机去台湾设厂，拒不交纳蒋介石颁布的所谓“戡乱救国捐”，并走避上海。
1948年9月，苏汰馀先生因病逝世，享年63岁。苏汰馀遗孀傅尚信女士毅然留武汉迎接解放。建国初，将苏汰馀先生遗留的巨资创办妇幼福利事业，除个人兴办武汉吉庆街幼儿园外，全部捐献国家兴办幼儿园。并捐资创办妇女文化学校，将贫困妇女培养成幼儿教师及纺织工人。1950年，傅尚信女士出席武汉市第一届妇代会，任常委。翌年，出任武汉市妇联妇幼福利部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尽迫害。1984年落实政策后，又向武汉儿童基金会、红十字会、残疾人基金会捐资。数十年来为发展中国妇幼福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曾任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汉市妇联妇幼福利部部长、武汉儿童福利基金会荣誉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