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是如何在战场之外进行道统之争的?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0-11-22

战争是两个集团之间的对抗,这其中除了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厮杀,攻城掠地外,在话语权上的争夺也是非常重要的:掌握了话语权的一方可以通过舆论手段扩大己方的影响力,以便取得更多的资源;同时通过抹黑,造谣等手段打击敌方,在敌人内部制造混乱,打击对方士气,并争取敌方阵营中某些不稳定势力的“反水”……

双方在话语权上的争夺便是“舆论战”,正所谓“攻心为上”!

在19世纪后半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中,湘军与太平军除了沿长江一线进行了激烈的战场厮杀外,在“看不见的领域”还上演了一出精彩的“舆论战”!和最终结局一样,这一次对决仍是以湘军的胜利而告终。

那么,这场对决是什么样的呢?

一, 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天经地义!

1851年1月11日,正是洪秀全38岁生日,拜上帝会众在金田村发动起义,史称“金田起义”,后世通常也是将这一天视为太平天国运动正是爆发的时间,自18世纪末以来,大清王朝已经呈现出颓靡的势头,各路大小民变层出不穷,太平天国运动一开始实在是不起眼。

但,太平天国的发展速度则出人意料的迅猛!自广西打出,挺进荆襄,再一路东下,长江一线是望风糜烂, 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竟攻克华中重镇,湖北省府武昌!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竟然攻破了江宁,并以此为都建立政权!这可是全中国地位仅次于京城的城市,也就是说,短短2年,太平天国竟然席卷了半壁河山!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这种速度是非常罕见的!其根本原因自然在于清朝当时的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以“人地矛盾” 举例,按照当时的生产力,维持基本生活平均人均需要4亩耕地,但经过人口膨胀,到19世纪中期,全国人均耕地只有1.7亩,而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广西省,这个数字竟然是1.1亩!

这种情况下,社会不生乱才怪!但是为何最终闹得最大的是太平天国呢?太平天国为何有能力吸引更多的力量,取得更多的资源呢?原因自然有很多,其中太平天国在舆论上的优势自然也是一个原因,那太平天国是如何进行舆论宣传的呢?

1852 年,太平军先后发布了多篇檄文以宣传自己的思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这些檄文中,太平天国宣传自身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民族大义和宗教思想!

所谓民族大义,便是攻击满清“异族政权”的“执政合法性”,太平天国政权罗列满清统治者毁弃衣冠、变乱种族、歧视汉族、残暴统治等多项罪名,希望通过传统的“华夷之辨”以激化满汉矛盾。

““......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

而宗教上则是通过宣传“拜上帝教”来团结自己的队伍,同时吸引一些贫苦人民加入,“拜上帝教”中所谓“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平等思想对于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又没有文化素养的底层人民有很强的吸引力。

应该说,太平天国的这些宣传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的,曾国藩方面的《贼情汇篡》中便记载到:“恨贼者虚,资贼者实,尤为可虑,或谓乡民处处助贼打仗。”

但,太平天国的宣传,是存在很大隐患的!

二, 曾国藩:“为捍卫吾教而战”

太平军势如破竹,腐朽的八旗绿营早就不堪一击,所以后来太平天国的主要对手便成了湘军,这支军队脱胎于湖南的团练(地方民兵),实际上是代表了汉族地方乡绅的利益,湘军的曾国藩是秉承传统思想的知识分子,他自然明白舆论战的重要性,于是他也开始了对太平天国的舆论反击,而他的代表作品便是《讨粤匪檄》!

《讨粤匪檄》是知名度相当高的一篇文章,早期在并称阶级史观的时候,历史课本对这篇文章给出的评价是“臭名昭著”,说它“恶毒攻击太平天国朴素平等的思想,集中代表了反动地主阶级的意志”,当然,这种评价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但如果抛开立场不谈,这种评价是十分精准的,《讨粤匪檄》是十分成功的一篇政治文告,因为他“攻击太平天国恰到好处,同时能够集中地主阶级的力量”!甚至可以这么说,这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讨粤匪檄》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简明扼要说就一点:攻击太平天国不伦不类!

纵观中国历史,各种民变一旦成了气候,如果还想混下去那都需要对儒家知识分子进行优待笼络,同时尊重地主阶级的利益(典型的是朱元璋),否则永远是流寇,最终必将失败(典型的像张献忠),这是旧时代中国的封建制度决定的:皇帝是地主阶级和儒家知识分子的利益总代言人!

而太平天国运动和历代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相比很大的区别:其指导思想的根源是从洋人当中舶来的基督教,同时太平天国可以说完全是泥腿子出身,即使是成了气候后仍没有联合乡绅地主成为新的利益集团。

这导致一个结果:太平天国绝无可能融入中国主流社会。

对于那些科举无望仓皇四顾的士子,田产被收倾家荡产的地主,爵禄遭夺怀恨在心的官吏及相当多数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普通民众,太平天国毫无疑问是异端,曾国藩便抓紧了这一点进行攻击。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讨粤匪檄》

曾国藩直接指明了,太平天国要干的可不是改朝换代,因为改朝换代仅仅意味着皇帝,最多是大臣换套班子,而地主照样收租,社会照样崇儒,整个社会的整体秩序是不变的,但太平天国这种“令天地变色”的事情一旦闹大,只有一个效果——传统秩序中所有既得利益集团将变得一无所有!

这下子事情就变了,当时的大清王朝的确是日落黄昏,统治能力下降,社会各个阶级都对其出现了不满的思潮,如果太平天国“合适”的话,那么“城头换大王旗”,很多乡绅地主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提醒了这些人:太平天国绝不可能成为那个“合适”的政权!

“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讨粤匪檄》

曾国藩甚至直接将太平天国和李自成和张献忠对比,表示太平天国连反贼都不是,根本是个异端!

三, 天国遗恨

这次对决最终是以曾国藩的胜利而告终的,其根本原因便和《讨粤匪檄》中指出的一样:太平天国这个政权并不能适应中国社会。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有一个话题始终没谈——民族矛盾,因为他知道,这是己方的软肋;然而太平天国在统治区域内到处砸孔庙,焚庙宇,视儒生为猪狗却给了曾国藩更大的把柄。

曾国藩的宣传至少起到一个很重要的效果:将原本呈观望状态的社会中上层全部团结起来。因为曾国藩令他们意识到:太平天国的成功对于在旧制度中有一定既得利益的人来说都是灾难,即使是对清政府不满,也绝不要将宝压在太平天国身上。

这便将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了“正统”与“异端”,“正”与“邪”之间的矛盾。

终于,既得利益集团开始联合对付太平天国。

而太平天国的“不伦不类”则使得他们始终获得不了士绅阶级的认可,这让太平天国在获取资源等方面始终面临极大的困难,1861年10月,浙江诸暨包村士绅包立身带领全村抵抗太平天国占领军,这便是“包村之战”,此战牵扯太平军十余万,给浙江战局带来极大影响。

这便是当时的士绅阶级对待太平天国态度的典型,很显然,相对于对“天地变色”的恐惧,所谓的“民族矛盾”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清政府再不争气,也比古怪的太平天国看得顺眼。更糟糕的是,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也是从洋人那里舶来的,用它来代表民族主义,这更是无稽之谈。

在更讲究文化认同的东亚,相对于大清朝廷,太平天国反而更是另类。

而太平天国方面的“软实力”则越来越弱,由于“拜上帝教”本就不是什么科学的思想,洪秀全等人也不是什么坚定的革命领袖,其取得一定地位后便成了新的统治阶级,其腐朽程度相对于满清政府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使得所谓的“平等”成了空谈。

而“天京事变”的爆发则更让太平天国内部很多人感到错愕:“天父”和“天王”互相残杀。所谓“天堂”完全成了笑话,久而久之,目睹了天国内部的种种罪恶,无法忍受禁欲一般的束缚生活, 对粗暴对待传统文化感到错愕的人越来越多…

终于,太平天国的信仰崩塌了,而湘军则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