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城历史
战国时期魏国所在地，魏安厘王国都所在地。秦灭六国将魏国灭除后国都废除。
如《风俗通义》“神怪”篇中“杯弓蛇影”的故事，就出自汲城： 『郴为汲令，以夏至日谒见主簿杜宣，赐酒。时北壁上有悬赤弩，照于杯，形如蛇。宣畏恶之，然不敢不饮。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损饮食，大用羸露，攻治万端，不为愈。
后郴因事过至宣家，窥视问其变故。曰：“畏此蛇，蛇入腹中。”郴还听事，思维良久，顾视悬弩，必是也。则使门下史将铃下（铃下，侍卒一类的人。史将铃下，泛指官吏和侍从），徐扶辇载宣于故处，设酒。杯中故复有蛇。因谓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怿（喜欢，开心），由是瘳平。』
“杯弓蛇影”的故事本来是比喻疑神疑鬼、神经过敏，自相惊扰的，但汲城村人却把它视为汲城村人豪侠仗义、为他人着想的品格。
而汲城村的王德学、陈凤鸣等人，更是念念不忘村里至今仍存的淳朴民风。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祖训，王德学、陈凤鸣、张清文、王守典、杜金宇等人，才拿着自己的钱毫无怨言地张罗着保护、利用村里文化资源。在尽力保护村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该村人还常常提到至今仍存的“乡规民约”和历史上为人称道的“两个好官”。
中国乡约出自汲城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乡约，也称为蓝田乡约。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陕西的吕大钧兄弟，在本乡蓝田实行乡约，内容涉及日常生活各方面，要求乡人互相帮助，互相劝善戒恶，目的是为了使风俗淳厚。为了让这些办法易于实行，并且能够持久，还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推举约正主持其事，大家轮流担任值月。定期聚会，记录并赏罚善行恶行。这是民间发起的自治，由乡民自愿参与，来者亦不拒，去者不追。
但这样的“乡约”，其根源就在周穆王汲城。它是由姜太公家教延伸而成的。
姜太公年轻时就在汲城住，他在这里时，家教很严格，‘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借人以牛还人马’成为姜太公家教的重要内容。
姜太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谋略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不但重视民众教育，而且对其子女后代要求极为严厉，他十几岁就居住在汲城，并在汲城养儿育女。后来成为亚圣的吕？和成为圣母的邑姜都是在汲城抚养成人，而姜太公的家教则在汲城世代相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汲城人。
崔瑗到汲县当县令时，把姜太公家教整理后写成条幅挂在耳室的右侧，后人称为“座右铭”。崔瑗还把家教引申了“给别人做事别记住了”、“别人给自己做事别忘记了”等，并把它作为为官之道。
他的后人把这个“座右铭”夸大到2000多字，内容扩展到方方面面，从修身养性、宗教信仰，到为官经商、为人处世。
到后来吕大防把姜太公家教、崔瑗座右铭刻成碑文，引用到自己的家训上。
吕大防，字微仲，京兆蓝田人，生于宋仁宗天圣五年，宋仁宗皇?初（公元1049年）举进士第，调冯翎主簿，历监察御史里行。英宗时，首言纪纲赏罚未厌四方之望，议濮王称考，是顾私恩，违公议，章累十数上。元丰初，知永兴军。神宗议彗星求言，大防陈三说九宜，累数千言。元?初（公元1086年）封汲郡公，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与范纯仁同心辅政。后为章纯等所构，贬死。大防著有文录二十卷，文录掇遗一卷，《文献通考》并传于世。
很可能是兄弟四人在看到太公家教后，都曾参加意见，补充修改，然后实行的人是吕大防。
但有学者认为，真正推行并保护乡约的，是吕大防的二哥吕大钧。吕大钧二十八岁中进士，曾知绵州巴西县，后来辞官回乡奉养父亲。吕大钧为人质厚刚正，重视礼义，没有什么政绩可言，过人之处是在礼学上能够行其所知，在当时备受士人推崇。吕大钧作《乡约》，是为了感化乡里。
《宋史》之《吕大防传》说，大防“与大忠及弟大临同居，相切磋论道考礼，官昏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
“汉代的崔瑗在汲城重修太公庙并设坛祭祖，当时的汲城人陈全科老先生把姜太公家教整理成册放入庙内供世人学习。吕大防去太公泉祭祖，路经汲城拜访太公庙，在庙内把太公家教抄录后刻碑立于长安，后传入韩国，如今仍为韩国对人格考核的标准。在汲城，太公家教更是深入人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尽管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转变，而太公家教一直作为人格准则而流传至今，民国十八年汲城还没有三圣会，以王德绍、王振东、王作栋为代表的三圣会员还制定村规民约并立碑告示。”王德学说。
为了让记者信服，王德学还专门领记者到一户农家。这户农家的大门外有一通碑，那就是他们所说的“三圣碑”。
“老辈人说，我们村自姜太公那时起，就很重视村民的自我约束，直到现在，我们村还保持着淳朴的民风，村子里多年几乎没有什么刑事案件发生。”王德学说。
“有关蓝田乡约的形成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姜太公的后裔在西安立四十八姓碑，立碑后，想到姜太公故里在卫辉，就又到卫辉立了同样的碑，当他们来到卫辉时，发现了汲城的太公家教，他们原样写了一份，后来还推荐给皇帝，这个碑还被传到了韩国，韩国现在的‘乡规民约’，每年要评的‘模范家庭’，都是从姜太公家教嫁接过去的。可以说，姜太公家教影响了中国千百年的淳朴民风。”王振中先生说，“姜太公家教产生之初的最大实用之处就在于，出了两个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优秀人物：一个是他的女儿邑姜，一个是他的儿子吕？。吕？成为征战沙场的一员大将，而邑姜因为其贤惠温良美德，被当地老百姓誉为‘圣母’。”
汲城历史上的两个好官
汲城是一个自古重礼仪之地，除姜太公外，历史上有两个好官为百姓所称道。一位是东汉时期的崔瑗，另一位是西晋时期的王宏。
崔瑗（公元78—143年），字子玉，河北安平人，少孤却锐志好学；精通天文、历数和书法。
有关典籍记载：崔瑗是东汉著名学者崔？的中子，早孤，锐志好学，年四十余，始为郡吏，后因事触法被关东郡发于狱中。当时的狱管，精通《礼学》，每次提讯时，崔瑗都顺便请教一二。不久获释，为度辽将军邓遵所征召。但没多久，邓遵被诛，崔瑗因此被免职。之后车骑将军阎显征召崔瑗，当时阎太后垂帘听政，太过专权，先是令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以北乡侯嗣，崔瑗知道这是不合法的，并认为阎显可能会因此招来祸害，想加以劝阻。哪知阎显日日沉醉，不得面见，便请陈禅代为转告，陈禅犹豫不敢说，没多久北乡侯死，是为顺帝阎显兄弟伏诛，崔瑗连坐被斥，于是辞归，从此不复州郡命。所以，当大将军梁商又征召崔瑗，崔瑗以疾恳辞。崔瑗是写文章的高手，尤其擅长写书札、箴文、铭文，所著共五十七篇，那些擅长写文章的人都自认为赶不上他。崔瑗喜欢读书人，喜好招待宾客，为客人摆设丰盛的宴席，准备各种美味菜肴，但不过问家里的生计。他平时只是粗茶淡饭而已。因此，家里没有什么积蓄，当时人很称赞他的清廉。
崔瑗一生真正有意义的，是在汲城做县令的日子，他在汲城做县令7年，因地制宜、量情施政，其中有三件事，值得称颂。一是带领百姓修筑了一道九里十三步长的城墙，目的在于更好地保境安民、抵御水患。该座城垣虽然经历了近两千年的风雨剥蚀，至今仍有几百米长、四五米高的残存可以凭吊，重修东门城楼时的碑文“蓬海映辉”也被村民珍藏着，可随时供人观瞻。二是为了以勋德教化民众并尊祖明志，曾积极动员县民，在县城东门北侧建了太公庙一座。姜太公不仅是汲人，也是一位能使“少者坚、老者奋”、终有大成的人。以太公的形象昭示后人，无疑是一个十分明智的举措。该庙经历了四百余年，直到北魏《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眼里尚香火鼎盛。三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曾亲率百姓开垦稻田数百顷。按《后汉书·郡国志》里的记载计算，当时汲县所在的河内郡所辖共18个县，一县的平均户数为9000左右，人口约四万至五万。就是说，大多数农户都能种上几亩新田，吃
上新收获的大米。所以在崔县令离任时，百姓们无不对他的政绩交口“歌之”——“上天降神君，锡我慈仁父。临民布德泽，恩惠施以序。穿沟广灌溉，决渠作甘雨。”
西晋时期的王宏（公元？—284年），字正宗，是“建安七子”中王粲的后代。他在泰始初（265年）到汲城做官，当的是汲郡太守。当时在他管辖下的县级单位，除汲、共、获之外，尚有林县、修武和朝歌等共六个，人口也有三万七千户之多，但他却仍能“抚百姓如家”。按现代话来说，就是能经常走村串户或走家串巷。凡是事关百姓生产和生活的事情，如“耕桑树艺、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尽事宜”，他都很精通。也就是说，他不但有一颗勤政爱民的心，而且还是个具有农林、建筑和交通等多方面知识的专家。王太守还是一个有气魄的人，《晋书》上说他在任五年之间，“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而熟田（指原有的耕地）常课，顷亩不减”。按前面所提到的汲郡人口粗算，全郡每户所得新垦田平均应有十余亩，老百姓当然会有好日子过；而“熟田常课，顷亩不减”，保证了国家的税收，真可称得上是强国富民的大手笔了。碰巧不两年遇上了全国的大饥荒，“而宏郡界独无匮乏”，于是晋武帝司马炎发旨颁奖给宏“谷千斛”，并“布告天下，咸使闻知”；而由唐太宗李世民领衔撰写的《晋书》，也把王宏列入到了良吏传之中。
“崔瑗的政绩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张衡，张衡的成就有些也与崔瑗有关。”王德学说，“崔瑗和张衡不但是好友，而且同年出生，他们在很多领域都相互学习，共同研究，张衡发明的浑天仪就是在崔瑗的协助下完成的，他们不但是爱民如子、勤耕桑艺的好官，同时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为人师表。崔瑗在汲任县令的七年间，带领当地百姓开垦农田数千顷，在汲修城墙长九里十三步，宽五十余米，并挖有护城河宽三十米深五米。就在崔瑗准备修城之时，恰逢他的好友张衡从河北返乡路经汲城，和崔瑗久别重逢，彻夜长谈，并决定留汲参与修城，在张衡的协助下，汲城墙修建得雄伟壮观，在凹陷和凸出处修有数十处?望台即望将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后来近两千年的战乱防御起了极其重要的实战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