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
1.，民族精神概念的界定及其特征
恩格斯指出:“必须先研究事物，尔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尔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进行民族精神的研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民族精神概念的使用和界定问题。
1.1.1民族精神概念的历史考察
(一)西方思想家对民族精神概念的解释和使用
民族精神是一个现代话语，由西方学者最早提出这一概念。我国有学者认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鸿是最早论述民族精神的学者。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结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这里的“一般的精神”指的是一个民族的一般的精神，即“民族精神”。3英国思想史学家以赛亚•伯林说:“民族精神这个词是赫尔德发明的，把德国哲学家和诗人赫尔德称为‘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民族精神之父’。”4因为赫尔德在其1774年出版的《另一种历史哲学》一书中，从一般的人类精神引申到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所以是他最先表达了这一概念。他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各自发展的权利，人类大花园中所有花卉都能和谐地生长，各种文化都能相互激励，他同时宣称“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黑格尔继承了赫尔德关于民族精神的概念，从其理性统治世界及世界历史的基本理念出发，阐发了“民族精神”概念。他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这种特性的限度内，具体地表现出来，表示它的意识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个的现实。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黑格尔是对民族精神这一概念使用和解释最多的人，他把民族精神归入他所强调的“绝对精神”体系中，虽然它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物，但是仅仅分析其上述结论，也有其可取之处。恩格斯指出:“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民族精神具有表象上的广泛性，它深深的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的各个方面。
近代西方学术界在这一时期提出“民族精神”概念及“民族精神”问题，有其深刻的学术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在学术背景方面，18世纪是法国思想界精英在启蒙运动中大放异彩的历史时期。他们以“科学”、“理性”和“人性”冲破神学的束缚，以“推理的历史”重构“人类精神”，“人类精神的历史”在这一时期成为时尚的学术用语。启蒙思想家们对于人类精神的追求实际是对人类理性和自由精神的探索，它由此也导致一种“精神科学”的破土而出，而纳入这个精神科学领域的不仅有历史学，还有哲学、法学、语言学和文学等，一时间出现的历史哲学、文化史学成为这种精神科学的典型分支。在社会历史背景方面，“民族精神”概念的提出与18世纪后期欧洲民族主义理念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因果联系，是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总体来看，西方思想家们有的是从旧唯物主义的立场，有的是从唯心主义的立场来解释和使用民族精神这一概念的，他们对民族精神的解释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独到性，也带有缺陷和不足。但是，他们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民族精神这一概念仍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们分析民族文化精神的思路和视角对于认识和理解民族精神问题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精神概念的使用与理解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全文检索，笔者查阅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精神问题的引用或论述共有八处。马克思对于“民族精神”概念的运用除一处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引用黑格尔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内容外，其余全部是对“民族精神”概念的直接使用。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民族精神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讨论，也没有对民族精神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他们在观察和分析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国家的问题时对不同民族在精神领域的现象并没用忽视。马克思恩格斯还曾多次在论述民族问题时对“民族特性”、“民族性格”、“国民精神”、“民族意识”等与民族精神相关、相近的问题进行过生动描述与精辟论述，把关于民族精神的思想渗透在民族问题及相关的一系列的分析中，在总体上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的基本思想，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性格的特征。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之所以是这个民族而不是另外一个民族的根本特质和内在的规定性，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马克思恩格斯觉察到不同民族在民族性格特征方面的差异。恩格斯说:“我毕竟是一个德国人，我不能摒弃德国人从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天性。”2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指出:“英国人的民族特性在本质上和德国人、法国人的民族特性都不相同。”’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评价了爱尔兰人的民族性格，认为他们按其整个民族性格来说是和拉丁民族、法国人、特别是和意大利人相似的。“在爱尔兰人身L，感情和热情无疑地是占优势的，理性必须服从它们。”
第二，良族精神是民族自觉和民族解放的必要精神条件。马克思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创刊号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不仅对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对政治解放和人类的解放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从一个新的视角，强调了犹太人解放过程中所需要的一种精神，阐述了民族精神在民族解放中的作用。他指出:“一个刚刚开始解放自己，粉碎自己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怎能郑重宣布和他人以及和这个共同体隔绝的自私人的权利(1791年‘宪法’)。后来，当只有伟大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的时候，当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必然要被牺牲掉、利己主义应当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时候，居然再一次宣布了这种权利(1793年‘人权宣言’)。”3这里的“自我牺牲精神”就是指民族精神。
第三，民族精神具有世界性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产业革命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4在相互联系和交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和国家的民族精神具有借鉴性和互补性，民族精神有民族性的一面，同时也有世界性的内容。“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的，•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东西。”5
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作用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秦时，"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新书·过秦》）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汉书·匈奴传》）明代因火炮应用于战争，攻城之矛愈益锋利，但守城之盾也相应强化。明长城重点设防地段多用砖石砌筑，极其坚固，明守军也广泛配置火器。因此，明清时代，长城的防御作用仍可发挥。
当然，对修建长城效益的评价，也不能脱离对其相应所付出代价的估量。构筑长城无疑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巨大的牺牲，但其中在相当一部分地段则是依山势关隘而建。北魏修建六镇千里长城，"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资治通鉴》卷136）而在许多朝代，例如明代，主要是调动军队施工，一般民众的负担尚未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因此秦以后就再没有因修筑长城而激起民变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朝代，只要有得力的朝臣边将主持，就可充分发挥长城的御边作用，其巨大的社会效益难以估量。以明代为例，嘉靖年间俺答部屡屡入寇，边民"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盐法阻坏，不止边方之臣重苦莫支，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明穆宗实录》卷59），边防失修造成的损失远比构筑长城的投入巨大得多。而隆庆万历年间增设城防、有效抵御入侵并进而促成汉蒙和议后，仅从直接经济开支来看，即每年"所省征调不啻百万"（《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 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长城便是这种生态环境差异和农牧民族冲突的产物。中原王朝既然无法彻底清除飘忽不定的对手，又要时刻防备突如其来的偷袭，广筑长城在中国古代较长的历史时期便不失为一种明智有效的对策。至于长城构筑中的设计施工，从位置走向的确定到障、堡、敌台、烟墩（烽火台）等整个防御体系的配置，以至城墙形制结构、选材用料，都巧妙利用地形地物，因地制宜，其构思的精巧合理令人叹为观止。而在极为艰巨复杂的施工过程中体现出的刻苦勤奋、坚韧不拔的精神更为世人赞叹。英人斯坦因在穷荒险峻的西部长城遗址面前曾发出如下感慨："在这里，汉武帝时那些军事工程专家遇到可怕的天然险阻所表现的坚韧精神以及组织力量又得到显著的证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35页）
这一切充分显示长城不愧是中华民族坚韧刚毅和勤奋智慧的精神象征。 向心凝聚与爱国主义 中国是由50多个民族凝聚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好解决了农牧民族之间的碰撞交融问题。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互相联系交往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长年攻伐征战则给双方带来巨大灾难。但历史地看，只有凭靠长城的坚强护卫，才能遏制游牧民族军事上的侵扰，才有可能实现长期和平有序的交往。以汉代为例，汉文帝时，"遣将吏，发卒以治塞"，匈奴始稍收敛；景帝时，"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武帝初，"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书·匈奴传》）；宣帝时，则有赖于"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以至"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汉书·赵充国传》）。在漠北匈奴墓中出土的铁制农具也表明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对游牧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往往"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南匈奴传》）。在从中原获得大量生活、生产必需品的同时，也推动了匈奴畜牧经济的发展。这种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区受益匪浅。汉初牲畜奇缺，将相或乘牛车，但到武帝时，长城以南"滨塞之郡"已是"马牛放纵，畜积布野"（《盐铁论》），大批畜力投入农耕、交通运输，极大地提高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明代隆庆和议之后，长城沿线同样出现"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凑，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无梦园集》卷2）。据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口一带居然"南京的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的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蒙古族非但"孳牧渐多"，而且逐渐改变单一畜牧经济结构，"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葱、韭之类，"种种俱备"（《宝颜堂秘籍·夷俗记》）。经蒙汉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丰州还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垦田万顷，连村数百，"城郭宫室布满丰州川"（《明穆宗实录》卷23）。隆万年间之所以呈现汉蒙互市"华夷兼利"的局面，显然与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密不可分。张居正深谙长城边防与和平交往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在达成"隆庆和议"之后，他仍再三强调"桑土之防，戒备之虑，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加损乎！"并特命宣大总督王崇古"教督诸臣，比常倍加防守"，把"城堡及时修并，边境之险渐次可复"列为"所当修备"的"四要"之首《明史·方逢时传》所载"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便真实体现了长城边防与屯田实边、交通网道、互市贸易之间环环相扣内在关联的辩证关系。农牧民族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进感情，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汉族"边人大都五分类夷"而蒙古族渐习华风，竟至"每于佛前忏悔，求再生当居中华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既表现为政治上明确归属、实现统一，军事上疆城稳定、边防巩固；也体现于经济上内地与边疆相需相靠、联为一体，民族关系上和平交往、融洽相处，包括在价值取向和习俗心理上相容认同。只有出现"边人大都五分类夷"和"求再生当居中华"这种趋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样塞外畜牧经济与江南商品经济千丝万缕般联结在一起，才最终使辽阔的北部疆域成为祖国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方面，长城防线发挥了联结、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
事实上，中国古代并非只是汉族中原王朝修建长城，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进入农耕地区后，也都相继构筑长城。长城是中华各族共同建造的历史丰碑。历史上匈奴、乌桓、鲜卑、氐、羌、突厥、柔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沿着这条既是军事防线又是经济、文化汇聚线的长城地带融入汉族之中。长城蕴涵的巨大向心凝聚力，是使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构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元素。今天，长城的军事防御价值已不复存在，兄弟民族之间早已千年干戈化玉帛，但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碰撞中融合的历史见证，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长城将万古长存！作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长城所象征的中华民族精神也必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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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5070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