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张晓风的一篇非常感人的散文,讲的是她的同事的事情。

这是我初中时候读过的一篇散文,很感人。讲的是张晓风先生的一位同事,是那种可爱的特立独行的类型,有个一个情节是他的生活坏境较差,洗澡关门时夹死一只蜈蚣还是什么,他还能苦中作乐。结婚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却得了不治之症。这位同事给他的女儿写了一对挽联,我记不清了,好像是“而今怎叫我无处追寻,你怎舍得这个女儿”神马的......
我已经知道了亲们,是张晓风的《半局》,推荐给大家,非常值得一读。

第1个回答  2014-05-10
张晓风的《半局》
楔子
汉武帝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忽然怅恨地说:
“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他错了,司马相如并没有死,好文章并不一定都是古人做的,原来他和司马相如活在同一度的时间里。好文章、好意境加上好的赏识,使得时间也有情起来。
我不是汉武帝,我读到的也不是子虚赋,但蒙天之幸,让我读到许多比汉赋更美好的“人”。
我何幸曾与我敬重的师友同时,何幸能与天下人同时,我要试着把这些人记下来。千年万世之后,让别人来羡慕我,并且说:“我要是能生在那个时代多么好啊!”

大家都叫他杜公——虽然那时候他才三十几岁。
他没有教过我的课——不算我的老师。
他和我有十几年之久在一个学校里,很多时候甚至是在一间办公室里——但是我不喜欢说他是“同事”。
说他是朋友吗?也不然,和他在一起虽可以聊得逸兴遄飞,但我对他的敬意,使我始终不敢将他列入朋友类。
说“敬意”几乎又不对,他这人毛病甚多,带棱带刺,在办公室里对他敬而远之的人不少,他自己成天活得也是相当无奈,高高兴兴的日子虽有,唉声叹气的日子更多。就连我自己,跟他也不是没有斗过嘴,使过气,但我惊奇我真的一直尊敬他,喜欢他。原来我们不一定喜欢那些老好人,我们喜欢的是一些赤裸、直接的人——有瑕的玉总比无瑕的玻璃好。
杜公是黑龙江人,对我这样年龄的人而言,模糊的意念里,黑龙江简直比什么都美,比爱琴海美,比维也纳森林美,比庞培古城美,是榛莽渊深,不可仰视的。是千年的黑森林,千峰的白积雪加上浩浩万里、裂地而奔窜的江水合成的。
那时候我刚毕业,在中文系里做助教,他是讲师,当时学校规模小,三系合用一个办公室,成天人来人往的,他每次从单身宿舍跑来,进了门就嚷:
“我来‘言不及义’啦!”
他的喉咙似乎曾因开刀受伤,非常沙哑,猛听起来简直有点凶恶(何况他又长着一幅北方人魁梧的身架),细听之下才发觉句句珠玑,令人绝倒。后来我读到唐太宗论魏征(那个凶凶的、逼人的魏征),却说其人“妩媚”,几乎跳起来,这字形容杜公太好了——虽然杜公粗眉毛,瞪凸眼,嘎嗓子,而且还不时骂人。
有一天,他和另一个助教谈西洋史,那助教忽然问他那段历史中兄弟争位后来究竟是谁死了,他一时也答不上来,两个人在那里久久不决,我听得不耐烦:
“我告诉你,既不是哥哥死了,也不是弟弟死了,反正是到现在,两个人都死了。”
说完,我自己也觉一阵悲伤,仿佛红楼梦里张道士所说的一个吃它一百年的疗妒羹——当然是效验的,百年后人都死了。
杜公却拊掌大笑:
“对了,对了,当然是两个都死了。”
他自此对我另眼看待,有话多说给我听,大概觉得我特别能欣赏——当然,他对我特别巴结则是在他看上跟我同住的女孩之后,那女孩后来成了杜夫人,这时后话,暂且不提。
杜公在学生餐厅吃饭,别的教职员拿到水淋淋的餐盘到要小心的用卫生纸擦干(那是十几年前,现在已改善了),杜公不然,只把水一甩,便去盛两大碗饭,他吃得又多又急又快,不像文人。
“擦什么?”他说,“把湿细菌擦成干细菌罢了!”
吃完饭,极难喝的汤他也喝:
“生理食盐水,”他说,“好唉!”
他大概吃过不少苦,遇事常有惊人的洒脱,他回忆在政大读政治研究所时说:
“蛇真多——有一晚我洗澡关门夹死了一条。”
然后他又补充说:
“当时天黑,我第二天才看到的。”
他住的屋子极小,大约是四个半榻榻米,宿舍人又杂,他种了许多盆盆罐罐的昙花,不时邀我们请赏,夏天招待桂花绿豆汤、郁李(他自己取的名字,做法把黄肉李子熬烂,去皮核,加蜜冰镇),冬天是腊八粥或猪腿肉红煨干鱿鱼加粉丝。我一直以为他对莳花深感兴趣,后来才弄清楚,原来他只是想用那些多刺的盆盆罐罐围满走廊,好让闲杂人等不能在他窗外聊天——穷教员要为自己创造读书环境真难。
“这房子倒可以叫‘不畏斋’了!”他自嘲道,“四十、五十而无闻焉,其亦不足畏也——孔夫子说的。”
他那一年已过了四十岁了。
当然,也许这一代的中国人都不幸,但我却比较特别同情民国十年左右出生的人,更老的一辈赶上了风云际会,多半腾达过一阵,更年轻的在台湾长大,按部就班地成了青年才俊,独有五十几岁的那一代,简直是为受苦而出世的,其中大部分失了学,甚至失了家人,失了健康,勉力苦读的,也拿不出漂亮的学历,日子过得抑郁寡欢。
这让我想起汉武帝时代的那个三朝不被重用的白发老人的命运悲剧——别人用“老成谋国”者的时候,他还年轻;别人用“青年才俊”的时候他又老了。
杜公能写字,也能做诗,他随写随掷,不自珍惜,却喜欢以米芾自居。
“米南宫哪,简直是米南宫哪!”
大伙也不理他。他把那幅“米南宫真迹”一握,也就丢了。
有一次,他见我因为一件事而情绪不好,便仿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中“大丈夫之不得意于时也”的意思作了一篇“大小姐之不得意于时也”的赋,自己写了,奉上,令人忍俊不禁。
又有一次,一位朋友画了一幅石竹,他抢了去,为我题上“渊渊其声,娟娟其影”,墨润笔酣,句子也庄雅可喜,裱起来很有精神。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他,我喜欢他,远在米芾至上。米芾只是一个遥远的八百年前的名字,他才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
杜公爱憎分明,看到不顺眼的人或事他非爆出来不可。有一次他极讨厌的一个人调到别处去了,后来得意洋洋地穿了新机关的制服回来,他不露声色的说:
“这是制服吗?”
“是啊!”那人愈加得意。
“这是制帽?”
“是啊!”
“这是制鞋?”
“是啊!”
那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始终没有悟过来制鞋、制帽是指丧服的意思。
他另外讨厌的一个人一天也穿了一身新西装来炫耀。
“西装倒是好,可惜里面的不好!”
“哦,衬衫也是新买的呀!”
“我是指衬衫里面的。”
“汗衫?”
“比汗衫更里面的!”
很多人觉得他的嘴刻薄,不厚道,积不了福,我倒很喜欢他这一点,大概因为他做的事我也想做——却不好意思做。天下再没有比乡愿更讨厌的人,因此我连杜公的缺点都喜欢。
——而且,正因为他对人对物的挑剔,使人觉得受他赏识真是一件好得不得了的事。
其实,除了骂骂人,看穿了他还是个“剪刀嘴巴豆腐心”,记得我们班上有个男孩,是橄榄球队队长,不知怎么阴差阳错地分到中文系来了。有一天,他把书包搁在山径旁的一块石头上,就去打球了,书包里的一本“中国文学发达史”滑出来,落在水沟里,泡得透湿。杜公捡起来,给他晾着,晾了好几天,这位仁兄才猛然想起书包和书,杜公把小心晾好的书还他,也没骂人,事后提起那位成天一身泥水一身汗的男孩,他总是笑孜孜的,很温暖地说:
“那孩子!”
杜公绝顶聪明,才思敏捷,涉猎很广,而且几乎可以过目不忘,所以会意独深。他说自己少年时喜欢诗词,好发诗论。忽有一天读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大吃一惊,原来他的论调竟跟王国维一样,他从此不写诗论了。
杜公的论文是“中国历代政治符号”,很为识者推重,指导教授是当时政治研究所主任浦薛凤先生,浦先生非常欣赏他的国学,把他推荐来教书,没想到一直开的竟是国文课。
学生国文程度不好——而且也不打算学好,他常常气得瞪眼。
有一次我在叹气:
“我将来教国文,第一,扮相就不好。”
“算了,”他安慰我,“我扮相比你还糟。”
真的,教国文似乎要有其扮相,长袍,白髯,咳嗽,摇头晃脑,诗云子曰,营养八卦,抬眼看天,无视于满教室的传纸条,瞌睡,K英文。不想这样教国文课的,简直就是一种怪异。
碰到某些老先生他便故作神秘地说:
“我叫杜奎英,奎者,大卦也。”
他说得一本正经,别人走了,他便纵声大笑。
日子过得不快活,但无妨于他言谈中说笑话的密度,不过,笑话虽多,总不失其正正经经读书人的矩度。他创立了《思与言》杂志,在十五年前以私人力量办杂志,并且是纯学术性的杂志,真是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杜公比大多数《思与言》的同仁都年长些,但是居然慨然答应做发行人,台大政治系的胡佛教授追忆这段往事,有很生动的记载:
“那时的一些朋友皆值二十与三十之年,又受过一些高等教育,很想借新知的介绍,做一点知识报国的工作。所以在兴致来时,往往商量着创办杂志,但多数在兴致过后,又废然而止。不过有一次数位朋友偶然相聚,又旧话重提,决心一试。为了躲避台北夏季的热浪,大家另约到碧潭泛舟,再作续谈。奎英兄虽然受约,但他的年龄略长,我们原很怕他涉世较深,热情可能稍减。正好在买舟时,他尚未到,以为放弃。到了船放中流,大家皆谈起奎英兄老成持重,且没有公教人员的身份,最符合政府规定的杂志发行人的资格,惜他不来。说到兴处,忽见昏黑中,一叶小舟破水追踪而来,并考上我们的船舷。打桨的人奋身攀沿而上,细看之下竟是奎英兄。大家皆高声叫道:发行人出现了。奎英兄的豪情,的确不较任何人为减,他不但同意一肩挑起发行人的重责,且对刊物的编印早有全盘的构想。”
其实,何止是发行人?他何尝不是社长、编辑、校对,乃至于写姓名发通知的人?(将来的历史要记载台湾的文人,他们共有的可爱之处便是人人都灰头土脸地编过杂志。)他本来就穷,至此更是只好“假私济公”,愈发穷了,连结婚都要举债。杜公的恋爱事件和我关系密切,我一直是电灯泡,直到不再被需要为止。那实在也是一场痛苦缠绵的恋爱,因为女方全家几乎是抵死反对。
杜公谈起恋爱,差不多变了一个人,风趣、狡黠、热情洋溢。
有一次他要带我带一张英文小纸条回去给那女孩,上面这样写:
“请你来看一张全世界最美丽的图画,
会让你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
小宝(我们都这样叫她)和我想不通他哪里弄来一张这种图画,及至跑去一看,原来是他为小宝加洗的照片。
他又去买些粗铁丝,用槌子把它锤成烤CHE(火臿),带我们去内双溪烤肉。
也不知他哪里学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本领,问他,他也只神秘地学着孔子的口吻说:“吾多能鄙事。”
小宝来请教我的意见,这倒难了,两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曾是忠心不二的电灯泡,但朋友既然问起意见,我也只好实说:
“要说朋友,他这人是最好的朋友;要说丈夫,他倒未必是好丈夫,他这种人一向厚人薄己,要做他太太不容易,何况你们年龄相悬十七岁,你又一直要出国,你全家又都如此反对……”
真的,要家长不反对也难,四十多岁了,一文不名,人又不漂亮,同事传话,也只说他脾气偏执,何况那时候女孩子身价极高。
从一切的理由看,跟杜公结婚是不合理性的——好在爱情不讲究理性,所以后来他们还是结婚了。奇怪的是小宝的母亲至终也投降了,并且还在小宝出国进修期间给他们带了两年孩子。
杜公不是那种怜香惜玉低声下气的男人,不过他做丈夫看来比想象中要好得多,他居然会烧菜、会拖地、会插个不知什么流的花,知道自己要有孩子,忍不住兴奋的叼念着:“唉,姓杜真讨厌,真不好取名字,什么好名字一加上杜字就弄反了。”
那么粗犷的人一旦柔情起来,令人看着不免心酸。
他的女儿后来取名“杜可名”,出于“老子”,真是取得好。
他后来转职政大,我们就不常见面了,但小宝回国时,倒在我家吃了一顿饭,那天许多同事聚在一起,加上他家的孩子,我家的孩子——着实热闹了一场。事后想来,凡事都是一时机缘,事境一过,一切的热闹繁华便终究成空了。
不久就听说他病了,一打听已经很不轻,肺中膈长癌,医生已放弃开刀,杜公是何等聪明的人,他立刻什么都明白了,倒是小宝,他一直不让她知道。我和另外二个女同事去看他,他已经黄瘦下来,还是热呼呼地弄了两张椅子要给我们坐,三个人推来让去都不坐,他一径坚持要我们坐。
“哎呀,”我说:“你真是要二椅杀三女呀!”
他笑了起来——他知道我用的是“二桃杀三士”的典故,但能笑几次了呢?我也不过强颜欢笑罢了。
他仍在抽烟,我说别抽了吧!
“现在还戒什么?”他笑笑,“反正也来不及了。”
那时节是六月,病院外夏阳艳得不可逼视,暑假里我即将有旅美之行——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看他了。
后来我寄了一张探病卡,勉作豪语:
“等你病好了,咱们再煮酒论战。”
写完,我伤心起来,我在撒谎,我知道旅美回来,迎我的将是一纸过期的讣闻。
旅美期间,有时竟会在异国的枕榻上惊醒,我梦见他了,我感到不详。
对于那些英年早逝弃我而去的朋友,我的情绪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愤怒!
正好像一群孩子,在广场上做游戏,大家才刚弄清楚游戏规则,才刚明白游戏的好玩之处,并且刚找好自己的那一伙,其中一人却不声不响地半局而退了,你一时怎能不愕然得手足无措,甚至觉得被什么人骗了一场似的愤怒!
满场的孩子仍在游戏,属于你的游伴却不见了!
九月返国,果真他已于八月十四日去世了,享年五十二岁,孤女九岁,他在病榻上自拟得挽联是这样的:
“天道还好,国族必有前途,惟劫难方殷,先死亦佳,勉无深恶大罪,可以笑谢兹世;”
“人间多苦,事功早摒奢望,已庸碌一生,幸存何益,忍抛孤嫠弱惜,未免愧对私心。”
但写得尤好的则是代女儿挽父的白话联:
“爸爸说要陪我直到结婚生了娃娃,而今怎教我立刻无处追寻,你怎舍得这个女儿;”
“女儿只有把对您那份孝敬都给妈妈,以后希望你梦中常来看顾,我好多喊几声爸爸。”
读来五内翻涌,他真的有担当、有抱负、有才华的至情至性之人。
也许因为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感觉上我几乎一直欺骗自己他还活着,尤其每有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我总想起他来,他那人读文章严苛万分,轻易不下一字褒语,能被他击节赞美一句,是令人快乐得要晕倒的事。
每有一句好笑话,也无端想起他来,原来这世上能跟你共同领略一个笑话的人竟如此难得。
每想起一次,就怅然久之,有时我自己也惊讶,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一年也不见几面,何以他死了我会如此嗒然若失呢?我想起有一次看到一副对联,现在也记不真切,似乎是江兆申先生写的:
相见亦无事
不来常思君
真的,人与人之间有时候竟可以淡得十年不见,十年既见却又可以淡得相对无一语,即使相对应答又可以淡得没有一件可以称之为事情的事情,奇怪的是淡到如此无干无涉,却又可以是相知相重、生死不舍的朋友。
(才发现你知道了,我找了好久的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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