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10
理论在管理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管理学者，我们在从事研究时利用许多不同理论的见解，以更好地理解管理的许多不同方面。但是，许多研究问题仅仅依靠单一的理论是无法完全解决的。正如两个公司组成联盟来完成各自无法完成的任务一样，学者们可能会将两种理论结合起来，解决两种理论都无法独立完成的问题。然而，就像联盟一样，许多整合理论的尝试都未能实现那些将理论结合在一起所要达到的目标。
虽然整合两种理论需要一定程度的共性，但研究人员如何处理理论之间的差异，以及使用何种过滤器来确定从理论中汇集什么，而这对于决定努力的成功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目标是研究整合理论的不同方法，并讨论如何以最大化整合机会的方式进行整合，从而提供新的见解，影响未来的研究和最终的管理实践。
我们认为有四种方法可以成功地整合理论。第一，两种理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即同一因变量，不同解释变量）对同一现象进行解释。第二，两个看似不同的研究流派可以被证明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不同（例如，它们可能共享隐含的假设或其他一些不明显的联系）。第三，两种理论可能主要针对不同的现象，但将一种理论应用于另一种理论的领域可以产生新的见解。第四，两种理论可能对应着相关的现象，但可以利用一组相关或共同的解释因素。
一、整合方法——单一现象，两种理论视角
整合理论的一种方法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同一现象进行分析。在这种方法中，共享一个共同的因变量是实现两种理论整合的必要条件。这两种理论不需要在它们所适用的领域完全重叠，但它们需要重叠到它们都能在给定的上下文中预测特定事物的程度。一个例子是Mayer和Salomon（2006年）对分包的研究，其中综合了基于资源的观点（RBV）的要素，侧重于能力和资源在分包决策中的作用，而交易成本经济学（TCE）则侧重于将交易风险作为同一决策的驱动因素。他们提供的证据表明，企业在缺乏相关技术能力时会转包，但当情况逆转时，尽管拥有较高水平的相关技术能力，企业并不一定会内部化。能力与合同风险联合造成的反应差异，也导致了分包。强大的能力不仅有助于降低在内部实施项目的成本，而且有助于降低分包成本，因为技术能力帮助企业比缺乏此类能力的企业更有效地找到、评估和监督分包商。因此，将RBV和TCE的要素结合起来，可以比任何一种理论单独使用更好地理解分包。
在一个组织行为研究者相当感兴趣的话题上，有一个更广泛的例子，它涉及到一项研究，试图解释一个群体中的一些成员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被团队中的其他成员视为有影响力的（如以非正式领导人的身份出现）。描述这一过程的一个理论框架是基于地位特征理论（Bunderson，2003）。地位理论认为，成员寻找任务相关专业知识的线索，这些线索可以是特定的（与手头的任务密切相关）或分散的（关于可观察特征的刻板假设，如性别；以及，任务方面的专家）。这些线索塑造了成员对彼此潜在贡献的期望；期望反过来又塑造了互动，然后互动证实了期望，很快，一个非正式的专家（因此也有影响力）等级体系就形成了。第二个理论框架，自我分类理论（Hogg & Terry，2000），认为成员最初的互动方式塑造了理想群体成员的共享原型。一个成员代表的理想原型越多，他/她在团队中的影响力就越大。地位特征和自我分类都在说“涌现性”影响，但它们各自对影响如何产生的解释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重要的差异，从而为整合问题提供了机会：专业知识和典型性是可叠加的吗？或者它们是乘法的：原型能增强专业知识吗？与原型相比，什么时候专业知识才是重要的？这个团体的性质重要吗？
成功整合这类理论的一个障碍是以一种能让各个领域的学者对整合结果感到满意的方式来处理每个理论的假设。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是，基于知识的企业观（KBV）与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之间就TCE的假设进行了对话，TCE假设，如果有机会，一些人会机会主义地行事，但谁可能这样做，并不能事先知道。一些KBV学者反对威廉姆森的观点，即机会主义是决定企业边界的一个重要因素（如Connor，1991），因此寻求将KBV和TCE进一步分开，而另一些学者（如Foss，1996）则认为机会主义假设并不妨碍理论的生产性整合。争论机会主义假设阻碍了努力有效地整合这些理论，代表了理论整合必须克服的一大障碍——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两个理论的研究者都可以达成共识。
解决假设冲突问题有不同的策略，但关键是假设对理论整合领域是否重要。如果整合的发生方式与假设不相关，那么在作者发展和整合时，可以将不同的假设放在一边。然而，如果整合工作需要在一个或多个核心假设上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采取强有力的立场，那么这必须明确地体现到整合工作中，并且很可能是在整合开始之时。这可能是假设是上下文相关的，或者只是需要稍微减弱；或者可能需要添加一个新的假设。无论如何，为发展一个理论，作者为相关假设铺设明确的理论基础，非常必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必要通过部分整合来为假设做好充分准备，但没有一种关于理论整合的普遍正确的方法。然而，关键是要仔细选择你的比较，只有在假设对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情况下才对其提出异议。即使是这样，也需要以一种尊重理论的方式来完成，这是一种创造富有成效的对话的方式，而不是一种关于理论基础里旁枝末节的尖锐斗争。
我们认为两个条件有助于这种理论整合的成功。首先，这项工作需要尊重每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并在适用于整合领域时解决相关差异。第二，必须清楚地阐明每一种理论将如何利用，以及为什么每一种理论不能单独解决研究问题。
二、一种现象，看似不同的理论观点
整合理论的第二种方法是将两个看似不同的研究流派结合在一起，揭示一个流派的隐含或很少被承认的假设是如何与另一个流互补的，反之亦然。这种方法与第一种整合方法相似，因为它涉及对同一组织现象的两种理论观点，可以通过一个共同的因变量（或一组因变量）来操作。使这种方法与众不同的是整合的结构：它首先强调了两个视角之间的明显差异，然后显示了综合的可能性。一个例子说明了这种辩证法。社会网络研究（Brass，1984）关注的是关系的非正式结构如何对个人产生影响，从而使他们在组织中被公认为“参与者”（Burt，1992）。领导领域的另一个研究分支，领导—成员交换理论（LMX）也关注于成员如何通过关系在组织中获得影响力，但LMX研究的重点是成员与其正式指定的领导者之间关系的质量。因此，根据他们之间的差异，社会网络研究从关系网络中的结构位置来解释影响，而LMX理论认为“相似性收益”是由单一关系的质量造成的。这两种方法在Sparrowe和Liden（2005）的工作中结合在一起。他们的逻辑首先将这两种观点框定为对立，然后在每种方法的基本假设中发现对话的机会。因此，尽管LMX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系质量上，但该理论的早期表述认为，资源领导者与成员之间的交流取决于他们所处的位置，这种“位置”被描述为“组织的底层结构”——本质上是一个网络（Cashman等，1976）。相反，Burt（1992）的结构洞理论认为，缺乏合法性的成员可以通过“赞助”来获益，即成员借用赞助者的“社会资本”。因此，社会网络的方法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理解领导者如何赞助成员，而LMX理论阐明了成员与正式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质量如何带来合法性和影响力。
Argyres和Zenger（2012）提供了另一个整合理论的例子，这些理论在TCE和企业资源观的研究中常常被定位为正交或冲突的。虽然先前的研究分别侧重于比较能力或交易成本因素来考察企业的边界，但Argyres和Zenger将这两种工作流整合起来，表明这两种理论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跨时联系。以前和当前的交易成本可能在帮助企业决定内部应该做什么方面起到很强的作用，这可能会导致能力的发展。整合这两种理论的一个重要Argyres和Zenger对中长期的关注。短期内，TCE和RBV确实指出了可能影响企业边界的不同因素；但是，如果将重点转移到中长期，这些差异可以通过管理活动来解决，然后需要考虑为什么管理者要投资于开发某些能力而不是其他能力——一个被Argyres和Zenger用来处理由TCE引起的治理话题的问题。
我们能够确定这类整合有效所必需的三个条件。第一，这两种理论都需要对相同或高度相似的现象进行解释。第二，必须有可能在两种观点中划分出有意义的对立。要有说服力，这种对立不应该是被迫的或人为的，相反，应该反映出真正的侧重点差异。第三，在对立内部，这两种观点之间需要有共同点，这些点构成了富有成效的对话的基础。并不是说一种理论胜过另一种理论；对立点依然会存在。但是，在整合过程中，这些差异导致了对问题现象复杂性的更全面的理解。
三、将一种理论应用于另一理论的领域
整合理论的第三种方法可能涉及对不同现象的两种理论视角，但将一种理论应用于另一种理论领域可以提供新颖的见解。Weber和Mayer（2011）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将监管焦点理论和预期违约理论的微观视角与交易成本经济学（TCE）结合起来，探讨了不同的合同构成要素方式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合同如何在实践中使用，并解决TCE与治理关系观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Dyer & Singh，1998），将TCE与社会心理学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理解人们如何应对不同的合同条款，这将注意力从先前关于合同治理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即合同应该包含哪些条款，转移到如何“框定”包含在合同中的条款。因此，任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对新问题的敏感性被纳入焦点理论。
要使这种类型的整合成功，两个条件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这一理论与新领域之间应该有明确的联系，以便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其次，理论和新领域的基本假设要么需要兼容，要么整合工作必须找到克服任何（显然）不兼容假设的方法。
四、分享相似解释性说明研究的流派
推动生产性整合的第四种方法包括两个（或更多）研究流派，它们在解释不同的组织现象时采用了类似的解释性说明。所谓解释性说明，是指前置因素对结果产生影响的过程或机制。当多个研究流派共享一个共同的解释性说明时，可能有对话的基础。这种整合方法所带来的机遇是开发一个更大的概念框架，将各个独立的研究流派聚集在一起，从而提供更大的理论“简约性”。
这种整合方法的一系列例子在从社会交换理论框架中得出的研究中显而易见，这些研究解释了成员的自主态度和行为，特别是组织公民行为（Organ，1990）。该文的主要解释依据Blau（1964）对社会和经济交换的区分，阐明了社会交换与自主态度和行为的关系。它揭示了交易性心理契约和关系性心理契约之间的区别（Rousseau & McLean Parks, 1992），支持关于组织支持感知的文献（Eisenberger, Fasolo & Davis-Lamastro, 1990），并且对领导—成员交换观点（Liden, Sparrowe, & Wayne, 1997）很重要。它已经成为理解公正对员工结果影响的主要理论视角（Colquit等，2013）。共同使用一个相似的解释性说明使得开发一个综合模型成为可能，这个模型显示出相当大的概念连贯性。Dulac、Coyle-Shapiro、Henderson和Wayne等（2008年）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例子，其中社会交换理论作为一个模型的总体概念框架，在该模型中，组织支持和领导—成员交换感知通过心理违背和违规影响自主结果。
尽管Blau（1964）对社会和经济交换的区分在许多试图解释自由裁量结果的研究中起到了解释作用，但它绝不是唯一做出类似区分的理论。在心理契约研究中，Clark和Mills（1979）对公共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区分为组织中人际帮助的研究提供了信息(如Konovsky & Pugh, 1994）。MacNeil（1985）对关系契约和交换契约的区分被用于类似于Blau（1964）对社会和经济交换的区分，以将心理契约感知与自由裁量的态度和行为联系起来（Robinson & Morrison, 1995）。Gouldner（1960）的互惠规范也经常被引用，通常与Blau（1964）一起，为涉及自由裁量态度和行为的假设提供证据。解释性说明的多个版本似乎趋于一致，这构成了在元理论层面上进行对话和整合的机会；Cropanzano和Mitchell（2005）正是在对社会交换理论在组织研究中的应用进行深思熟虑的整合和批判时做到了这一点。
三个条件似乎对第四种类型的整合取得成功很重要。首先，几个研究流派需要共享一个解释性说明。其次，理想情况下，这些研究流派属于一个单一领域或集中于一组共同的解释变量；Organic（1990）在解释公民行为时使用了Blau（1964）的社会和经济交换的区别，这是针对LMX、POS（感知组织支持）和心理契约的文献。最后，整合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展示不同的研究流派如何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上。只有当框架本身有意义时，更一般的概念框架所提供的简约化才能提供洞察力；在我们的例子中，从一个整体来理解雇佣关系，而不是以分裂的方式，才是洞见简约之源。
五、结论
许多现象和研究问题不能用单一的理论来充分解决。然而，重要的是，要确定如何整合来自多个理论的元素，以处理一个或多个理论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有多种多样的方法来整合理论，所以我们不认为我们在这里研究的四个方法穷尽了所有。
此外，一些研究问题往往非常有效地利用了多个的理论，但未能将它们结合起来。例如，一篇文章可能有两个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假设和两个以上基于企业知识观的假设。简单地接受来自多种理论的假设并不需要整合。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理论的基本元素为产生新见解而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发生整合。这些新颖的见解可能涉及到一个新领域的应用，或者对一个或两个理论领域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有更丰富的理解。关键在于，这种结合产生了一些新颖的东西，使学者能够回答或更好地回答一个或多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然而，和任何有价值的努力一样，整合理论并不容易。一个挑战是获得那些经常使用某个理论的人的接受，他们可能不认为有必要进行整合，特别是在核心假设被扭曲或修改的情况下。另一个挑战是准确地确定如何整合这些理论，具体的研究问题或感兴趣的现象应该是过滤器，而不是帮助确定从每一个理论中吸取什么和修改什么，以及它们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虽然这项任务具有挑战性，但潜在的回报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