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传末评语：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扶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2.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袁子》曰：
……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
三、先主敕后主遗诏全文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人名)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引自《诸葛亮集》)
四、表文中提到的几位蜀国大臣
1.蒋琬(即表中提到的“参军”)：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为人和顺，曾为广都长。诸葛亮曾称赞他是“社稷之器”。建兴元年，丞相亮开府，辟琬为东曹掾，后迁为参军。亮数次北伐，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曾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亮卒，琬为尚书令。延熙九年(246)，病卒。
2.费：字文伟，江夏人。后主即位，为黄门侍郎。诸葛亮南征还，特命同载。曾多次奉命使吴。亮死后不久，代蒋琬为尚书令。延熙十五年(252)开府。次年被魏刺客杀害。
3.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蜀名臣董和之子。曾为太子洗马，后迁黄门侍郎。亮北伐时，允为侍中，统宿卫亲兵。曾止后主纳妃，辞封土。多次斥责宦官黄皓。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延熙七年(244)，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副贰。九年(246)，卒。
蜀人称诸葛亮和上述三人为“四相”。
4.陈震(即表中提到的“尚书”)：字孝起，南阳人。刘备任荆州牧时，曾辟为从事。建兴三年(225)，入拜尚书，奉命使吴。诸葛亮曾说：“孝起忠纯之性，老而益笃。”
5.张裔(即表中提到的“长史”)：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曾为巴郡太守，后为益州太守。亮出汉中，裔以射击校尉领留府长史。建兴八年(230)，卒。
6.郭攸之：南阳人，为人和顺，以器识才学知名于时。建兴二年(224)任黄门侍郎，后迁侍中。
7.向宠：原为牙门将。亭战役中，他所率领的部队完整地回到大本营，受到刘备称赞。
五、译文(斌杰)
臣诸葛亮上表进言：先帝开创大业未完成一半，竟中途去世。如今天下分成三国，我益州地区人力疲惫、民生凋敝，这真是处在万分危急、存亡难料的时刻。但是，宫廷里侍奉守卫的臣子，不敢稍有懈怠;疆场上忠诚有志的将士，舍身忘死的作战，这都是追念先帝的特殊恩遇，想报答给陛下的缘故。陛下确实应该广开言路听取群臣意见，发扬光大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奋鼓舞志士们的勇气，绝不应随便看轻自己，说出无道理的话，从而堵塞了忠诚进谏的道路。宫里身边的近臣和丞相府统领的官吏，本都是一个整体，升赏惩罚，扬善除恶，不应标准不同。如有作坏事违犯法纪的，或尽忠心做善事的，应该一律交给主管部门加以惩办或奖赏，以显示陛下在治理方面公允明察，切不应私心偏袒，使宫廷内外施法不同。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董允等，这都是些品德良善诚实、情志意念忠贞纯正的人，因而先帝才选留下来辅佐陛下。我认为宫内的事情，事无论大小，都要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去施行。这样一定能够补正疏失，增益实效。将军向宠，性情德行平和公正，了解通晓军事，当年试用，先帝曾加以称赞，说他能干，因而经众人评议荐举任命为中部督。我认为军营里的事情，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征询他的意见，就一定能够使军伍团结和睦，德才高低的人各有合适的安排。亲近贤臣，远避小人，这是汉朝前期所以能够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避贤臣，这是汉朝后期所以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跟我评论起这些事，对于桓帝、灵帝时代，没有不哀叹和憾恨的。侍中郭攸之、费，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贞、坦直，能以死报国的节义臣子，诚愿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则汉王室的兴盛，就时间不远了。
我本是个平民，在南阳郡务农亲耕，在乱世间只求保全性命，不希求诸侯知道我而获得显贵。先帝不介意我的卑贱，委屈地自我降低身份，接连三次到草庐来访看我，征询我对时局大事的意见，因此我深为感激，从而答应为先帝驱遣效力。后来正遇危亡关头，在战事失败的时候我接受了任命，在危机患难期间我受到委任，至今已有二十一年了。先帝深知我做事谨慎，所以临去世时把国家大事嘱托给我了。接受遗命以来，日夜担忧兴叹，只恐怕托付给我的大任不能完成，从而损害先帝的英明。所以我五月率兵南渡泸水，深入荒芜之境。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库兵器充足，应当鼓励和统率全军，北伐平定中原地区，我希望竭尽自己低下的才能，消灭奸邪势力，复兴汉朝王室，迁归旧日国都。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尽忠心于陛下的职责本分。至于掂量利弊得失，毫无保留地进献忠言，那就是郭攸之、费、董允的责任了。希望陛下责成我去讨伐奸贼并取得成效，如果不取得成效，那就惩治我失职的罪过，用来上告先帝的神灵。如果没有发扬圣德的言论，那就责备郭攸之、费、董允等人的怠慢，公布他们的罪责。陛下也应该自己思虑谋划，征询从善的道理，明察和接受正直的进言，远念先帝遗诏中的旨意，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如今正当离朝远征，流着泪写了这篇表文，激动得不知该说些什么话。
(选自《名家精译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93年版)
六、《出师表》赏析
《出师表》是出兵打仗前，主帅给君主上的奏章。这种表，或表明报国之心，或呈献攻城掠地之策。历来以战名世者甚众，以表传后者颇少。惟独诸葛亮的《出师表》不仅存之典册，而且粲然于文苑。
诸葛亮上《出师表》是在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率兵北伐之时。这时蜀偏居一隅，国力疲敝，又“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诸葛亮为了实现刘备振兴汉室、一统天下的遗愿，“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了南方，有了较巩固的后方，并抓住了曹魏兵败祁山、孙吴兵挫石亭的时机，挥师北伐，拟夺取魏的凉州(今甘肃部分地区)，向后主刘禅上了两道表文，“前表开守昏庸，后表审量形势”，即出名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这里谈的'是《前出师表》。
诸葛亮自刘备于公元207年“三顾茅庐”后，即忠心耿耿地辅佐刘备，以完成统一大业。经过长期奋战，使寄寓荆州的刘备，一跃而为与魏、吴对峙的蜀汉之主，雄踞一方，到公元221年刘备即帝位。公元222年吴蜀彝陵之战后，刘备败逃白帝城，次年病死。刘备“白帝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业。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对诸葛亮无比信赖。诸葛亮回答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吩咐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继位，即后主。刘禅黯弱昏庸，亲信宦者，远避贤能，胸无大志，苟且偷安，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诸葛亮主张出兵击魏，侃侃陈词，力排众疑，申明大义以拯其愚，吐露忠爱以药其顽，既有政治家的眼光，又有军事家的头脑，且严守人臣下属的身份。
《出师表》前半部分是临行时的进谏，后半部分乃表明此行夺胜的决心。刘禅虽为蜀主，而蜀之安危成败，实系于诸葛亮之身，因而率众出征时，当促使后主保持清醒的头脑，具备正确的观点，采取得力的措施，才能保证前方顺利进军;同时表明自己忠贞死节之心，既是自勉自励，也是预防小人惑主。
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三项建议：广开言路，执法公平，亲贤远佞。这三项建议，既是安定后方的措施，也是施政的正理。为了治愚医顽，作者在行文上颇费深思。
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嵘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惊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那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由主而次，肌理缜密。以情动人，更要以理服人。说理应主次分明，先后有序。表文主要是向后主进言的，因而首揭“开张圣听”，以打开进言之路。在打通了忠谏之路的前提下，再言执法公平、亲贤远佞两项。谈执讼公平，又先总提“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继而就宫中、府中两方面分述之。分述时，又切紧“开张圣听”的精神，宫中之事，向郭攸之、费、董允这些志虑忠纯之士请教，而且要“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则“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对于府中之事，向“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向宠请教，“营中之事，悉以咨之”，也“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最后提出“亲贤臣，远小人”的问题。三项建议，既可独立成项，又相互关联。广开言路，是开的忠谏之路，而非为谗邪开方便之门。亲贤臣远小人，才能广纳郭攸之、向宠等人的良言，才能“昭平民之理”，不让奸邪得势，造成内外异法，赏罚不明。君主昏庸，主要就在于贪于私欲，蔽于视听，昧于事理，因而忠奸不分，贤愚不辨，是非不清，赏罚不当。诸葛亮针对后主宠信宦官黄皓，无视创业勋臣的毛病，对症施药，又说得委婉深曲，入情合理。所列三项，广开言路是前提，执法公平是关键，亲贤远佞是核心。严密的说理，再愚的人也会得到启发。
由近及远，思路开阔。表文为了说明亲贤远佞的利弊，以先汉的“兴隆”和“倾颓”的历史事实，作为前车之鉴，并以先帝叹息痛恨桓帝、灵帝昏庸误国为告诫，促使后主亲信贤臣，并以“汉室兴隆，可计日而待”为鼓励，由近及远，借古鉴今，成败并举，显得衢路交通，经纬成文。
诸葛亮因为后主是个“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的昏庸之徒，理要说得明，语又不可用得重，既要循循善诱地开导，又要不失臣下尊上的分寸。因而以“形势”使对方震动，明示已临“危急存亡之秋”，如不励精图治，势必国破身亡;以“情感”打动对方，连呼先帝，声声热泪，其业系先帝首创之业，其臣为先帝简拔之臣，其将为先帝称能之将，怎不光先帝之遗德，竟先帝之遗业;以“措施”教之，告知治国理政的具体办法，切实可行，行必有效;以“事业”励之，告诫后主要完成“先帝创业未半”的业，使天下归一，汉室兴隆，促使他有远大的抱负，完成千秋大业。表文从各个方面规箴后主，情真理足，词婉心切，因而虽属奏章表文，却感人至深。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
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份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像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衷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归纳前意，总绾全篇。表文结束之前，将出师与谏言两层意思拢合一起。一方面提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另一方面还提出“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诸葛亮主动领受任务，并表示如失职，甘愿受罚，以显示“平明之理”。最后还不放心，谆谆告诫，要后主“深追先帝遗诏”。先帝临终时训示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最后又回复到“开张圣听”的问题上来，可见修明内政与北伐胜败的关系。这也就将前面两部分内容，沟通了内在联系。
表文以“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作结，其声呜咽似泣，其情沛然如注，勤勤恳恳之态如现，耿耿忠心尽袒。
“出师未捷身先死”，可惜诸葛亮此行未能如愿却先逝世，后人对此颇多惋叹。杜甫曾写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宋代文天祥身陷囹圄，还高唱“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正气歌》)陆游更是多次提到《出师表》：“《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出师》一表千载无”(《游诸葛武侯台》)，“一表何人继出师”(《七十二岁吟》)，“凛然《出师表》，一字不可删。”(《感状》)，“《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总之，这道《出师表》，因其深情厚意寄翰墨，忠肝义胆照简编，一直为人所乐道。
《出师表》能写到如此地步，决不是偶然的。文章皆有所为而发。时当北伐在即，作为主帅的诸葛亮要向君主上一道表文，他不是作为例行公事，而是从北伐的全局上考虑，只有后主修明政治，才能保证北征顺利，因而先进安后之言，再表夺胜决心。表文又极为注意收表对象的特点，因而决不是一般的上条陈，列述方策，而是熔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启愚矫顽。诸葛亮是后主的丞相，又是受“托孤”的对象。他给后主上表文，既不宜用训斥的口吻，又不便用卑下的声气，写得不卑不亢，方为得体。尤其文中连称先帝，最为合宜。全文称先帝凡十三次，显得情词十分恳切。诸葛亮自叙“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确实“诸葛一生惟谨慎”，细玩本文，从虑事到措词，无不体现了“谨慎”精神，这也是此表被之为“至文”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