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1-13
如果列一个历届世博会中国馆建筑概况表，我们不难发现，在漫长的参展历程中，中国馆的外观设置带有某种恒定性，总是离不开中国古典建筑样式和传统文化符号的影子。牌楼作为展馆门户的方式几乎贯穿始终，展馆建构则经历了从如官衙、公署，模拟北京城墙、长城、孔庙，仿故宫、皇家居室的照搬传统；到“中国古典复兴式建筑”借用传统建筑构件和装饰；再到近些年来拼贴传统文化符号和化用传统建筑构件为整体构型的阶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向外界呈现自身形象时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秦佑国曾提出一个耐人寻思的问题：“1911年的政权更迭（满清王朝变更为中华民国），并没有引起建筑风格上的剧变……1949年的政权更迭(中华民国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终止30年代在民族主义背景下产生的‘大屋顶’、‘民族形式’。两次政权更迭在政治上讲，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都未引起建筑风格的剧变。” 这一点也可以在世博会中国馆建筑上得到映证。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举行，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政府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力图在国际上塑造自己作为新造之国的形象，而此届世博会也被认为是近代参展史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届。那么，备受瞩目的中国馆又是如何设计的呢？中华民国按照紫禁城太和殿来仿制了国家馆。太和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南北主轴线的显要位置，与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天下观念紧密相关，是象征清政府统治的政治符号之一；拥护共和制度的革命者推翻了清政府，但在国际舞台上塑造自己的政治实体形象时，却又继续沿用被推翻者的政治符号，来发挥新的宗教和政治场所的功用，虽然这种功用与清朝早期的那种祭祀有着根本区别。这表明在中华民国参展者看来，这一历史符号对于自身形象的塑造依旧不可或缺。当然作为新起的中华民国，刚开始还没来得及全方位树立吻合自身诉求的新的建筑样式。按照人们的理想出现的“融合东西方建筑学之特长”的建筑范式——“中国古典复兴式”建筑，在1930年前后，才成为了中国官方建筑的标准式样。对民族性的要求使得建筑的精神作用和对民族文化的象征意义被突出强调。1926年费城博览会和1933-1934年芝加哥博览会上，中国馆便采用了带民族特色的官式建筑风格。1982年美国诺克斯威尔世界能源博览会上，初次亮相的新中国建造的国家馆被认为具有新中国十大建筑的特征。而十大建筑依循的仍然是“中国古典复兴式”建筑的思路。这说明传统官式建筑元素在新中国政府眼里同样是呈现自身形象的重要方式。现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方案已经确定并完成土建。此次中国馆整体造型模拟了中国古帽或鼎的外形，组织结构上又化用了中国传统建筑构件斗拱的形式。评论家冯原分析说，中国展现“世界形象”的符号体系实际上在民国政府寻求由皇宫向民族建筑转化之际就已经奠定了，1904年晚清政府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斥巨资修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国亭”，现如今出台的古帽或鼎形的中国馆究其实质无非是一个用钢铁加玻璃做成的“现代国亭”。 他认为以强调中国的形象特色来保持自尊的态势，反而凸现了刻意隐瞒的自卑感；对中国符号的痴迷反衬出我们对建筑的胆怯，暴露出某种后殖民主义的症候群。从国家馆出现始直至今天，世博会中一直都存在用历史经典建筑形式强调国家形象的国家馆，当然形式和内涵几经变化。从中国的百年世博会参展史来看，中国馆的“传统元素的现代演绎”方案负载了诸多的政治与文化诉求，它的恒定性显示了某些社会机制与文化心理的内在延续（对应秦佑国的两次政权更迭的政治巨变之说）；它在国际展示平台中所遭遇的国内外舆论的褒扬或批判与其所谓现代演绎的水平和方式有关，更与时代进程中参与者、观者视角的变化和反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