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最牛车企之一到破产重整，华晨汽车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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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晨的故事，要从金杯说起。
1958年10月，沈阳市政府投资180万元，建立了沈阳市汽车制造厂，后更名为沈阳汽车制造厂，并将地方国营第二机械厂、汽车装配厂、公私合营民生车辆配件厂等并入。当时，它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军用改装车。
同年12月，沈阳汽车制造厂参照苏联TA351型汽车，试制出3辆巨龙牌2.5吨轻型载货汽车。到1962年停产，共试制和生产534辆。
通过巨龙牌汽车，沈汽的队伍得到了锻炼，形成了前/后桥、变速箱和发动机的制造能力。
1966年3月，沈汽试制出9辆CA131型3吨轻型载货汽车，不过并没有量产。
1970年，同处沈阳的辽宁汽车修配厂，采用往复式发动机生产了503辆巨龙牌SY130型汽车。后来，沈汽在巨龙SY130基础上，推出辽宁二号汽车。辽宁汽车修配厂则转型为汽车齿轮专业生产厂，更名为沈阳汽车齿轮厂。
1971年，辽宁二号量产，第二年生产1150辆。
两年后，按照辽宁省机械工业局统一规划，沈汽根据BJ130图纸，在1974年3月试制出3辆样车，后来改进为SY132型轻型载货汽车，1975年6月投产，当年生产320辆。也是在那一年，沈阳汽车制造厂成为全国轻型载货汽车定点生产厂家之一。
后来，沈汽先后开发出包括SY132A、SY132D双排座客货两用车等在内的变型产品，还试制了SY133型轻型载货汽车。
1981年12月，SY132C和SY132D开始使用金杯牌商标。这可以看做金杯汽车的开端。
两年后，这两款车获得了国家经委优秀新产品飞龙奖。同时，在1985年5月中汽公司组织的130轻型载货汽车主要生产厂家，2.5万公里可靠性试验中，沈汽还获得了第一名。
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同处沈阳的沈阳轿车制造厂也开始使用金杯商标，生产SY622型轻型客车。
再后来，沈汽采用三菱FCA驾驶室技术和五十铃N系列底盘技术进行改型设计，推出了金杯SY1041系列载货汽车。
80年代末，沈汽的主导产品，除了SY1040、SY1041外，还有SY1031SAH轻型货车，SY6480、SY6474轻型客车、SY5040系列专用车等。
1987年，以沈阳汽车制造厂、沈阳轿车制造厂等为主体，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将所属几十家企业整合，与建设银行沈阳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由赵希友担任董事长。
当时的金杯汽车，人员涣散、设备老旧，面临诸多难题。为了筹措资金、走出困境，1988年底，赵希友想到了通过发行股票进行融资。金杯，也成为当时东三省第一家被允许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
不过经过一年多的运作，金杯只卖出了一半股票，还有一半砸在手里。
而在发行股票的同时，1989年，金杯以CKD全散件组装形式引进第四代丰田海狮轻型客车，获得了市场认可。不过受日本经济泡沫影响，金杯卖车赚钱的速度根本赶不上日元涨幅，回笼的资金也买不起新散件。
金杯汽车陷入新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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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拯救者”仰融出现了。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风云人物，履历却一直是个谜。
仰融自称是安徽徽州人，西南财经大学毕业，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受过致命伤，但却奇迹般活了下来。
但据媒体报道，仰融其实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原名仰勇，兄弟4人。初中毕业后做过厨师，后来承包经营小商店，再后来供职于江阴市外贸公司。1989年赴上海炒股，凭借敏锐的资本嗅觉和精干的操作能力获得金融教育家许文通的赏识。
上世纪90年代初，仰融在香港成立了华博财务公司。其初始出资方，是许文通担任董事长的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据了解，华博财务的主要业务是资金拆借、债券和股票买卖。据说，仰融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时积累的。
当时，由于体制和机制问题，不少国企面临生存危机。在许文通看来，仅靠管理松绑和财政输血很难盘活这些企业，最应该倚重的应该是资本市场。仰融深以为然。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仰融开始和赵希友接触，并买下了金杯剩余的几乎所有股票。
仰融的注资，暂时化解了金杯的危机。
这只是仰融的第一步。
1991年，由海南华银国际信托出资，华博财务、华银信托与金杯汽车合资组建了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成为金杯海狮等轻型客车产品的生产经营主体，其中金杯汽车持股60%、华博25%、华银15%。一年后华银将所持股份转给华博，仰融由此获得了沈阳金杯客车40%的股权。
于此同时，仰融也开始了在资本市场的运作。
1992年5月，为了在海外上市，仰融旗下的华博财务与央行教育司、中国金融学院、华银信托共同发起组建了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基金会注册资金210万元，其中仰融出资200万元，央行教育司拨款10万元。
6月，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在百慕大设立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华博所持沈阳金杯客车40%股份，被全部注入这家为上市而成立的壳公司。
两个月后，仰融以“股份只有40%，不符合在美独立上市条件”为由进行了换股，将华晨对沈阳金杯客车的股比扩充到51%，成为控股股东。
1992年7月，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10月，华晨中国在纽交所上市，成为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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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在以色列坠机遇难；一个月后，金杯汽车董事长赵希友因病退休。这两个关键人物的离开，使得金杯之前建立的平衡被打破，从地方政府调任的新领导开始了对金杯客车控制权的争夺，不过并没有成功。
为了制衡仰融，1995年，金杯汽车甚至将51%股份以1.15元的象征性价格转给了一汽集团，使其成为金杯汽车控股股东，公司名称也变更为一汽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不过，一汽依旧没能真正插手金杯客车的业务。
而在仰融的领导下，沈阳金杯客车快速成长，1997年成为国内轻型客车市场的老大，年销售额以50%的速度增长，销量则从1995年的9150辆激增至2000年的6万辆。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颁布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开始鼓励私人购买汽车。看到商机的人们，纷纷涌入汽车制造业。仰融也把目光瞄向了家庭轿车这一新兴市场。
不过在轿车制造领域，金杯没有任何经验。
仰融采用双轨并行的战略，一方面寻求海外合作，一方面搞自主研发。
在对外合作方面，华晨先后与多家国际汽车公司展开合作。
一、与美国通用汽车合资创办金杯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生产S-10皮卡、开拓者SUV等车型；
二、与宝马汽车达成合作意向，合资生产宝马3系和5系轿车；
三、接手三江雷诺，获得55%股权，计划引进雷诺家用经济型轿车“甘果”；
四、收购沈阳航天三菱，与三菱合作生产轿车发动机；
五、与丰田合作，开发经济型轿车；
六、与全球最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福尔德共同开发491Q-ME汽油发动机；
七、与英国伦敦出租车公司合作，在中国市场独家生产和销售奥斯汀出租车TX1。
此外，华晨还斥资3000万元，与河北田野合资成立了河北中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持股60%。
自主研发方面，仰融请到了已登峰造极的乔治·亚罗主持车辆设计，并请国际权威机构英国MIRA公司进行整车性能验证，其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工艺设备、零部件等也都来自于全球知名厂商。
在这样的大投入下，2000年12月，第一代中华轿车正式下线，成为当时唯一有能力挑战合资中高级轿车的自主品牌车型。
当时，仰融举着一幅“中华第一车”书法作品，兴奋的宣布了自己的梦想：“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唯一敢向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
一个月后，沈阳市政府授予仰融“荣誉市民”称号。在那个仪式上，仰融公布了华晨在2000年的业绩：销售收入近70亿元，税后利润18亿元，仅次于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成为中国车市第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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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轿车下线后不久，仰融发现三菱发动机动力不足，与中华轿车并不匹配。在三菱拒绝技术更新后，由宝马牵线搭桥，仰融开始与英国罗孚汽车接触，商谈发动机合作项目。
不久后，仰融与罗孚的谈判从发动机合作上升至全面合资。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成立合资公司，中方以土地、厂房等投入，占股51％；罗孚以产品、技术和设备投入，持股49%。合资后，罗孚所有产品都将搬到中国生产，其中出口欧洲的产品使用罗孚品牌，在中国和亚太地区则采用中华品牌。此外，中方将借给罗孚1.9亿英镑现金，用于裁员、工厂搬迁和新车研发。
这样的合作模式至今仍让业界向往。
不过，仰融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决定将罗孚项目放到浙江省宁波市。这对于刚刚经历了“慕马”案的沈阳来说，是一种背叛。
同时，华晨的所有权也一直扑朔迷离，含混不清。为此，仰融设计了一套异常复杂的“资本迷宫”，筹划了一个产权清晰的“新华晨”。
不过，事情却并没有向仰融推演的方向发展，与沈阳的产权谈判最终破裂。
2002年3月，华晨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被一次性划转给辽宁省ZF。
6月，仰融被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职务；10月，仰融被批捕，不过此时的仰融早已逃至海外。
仰融案，也成为“投资不过山海关”的真实案例。
此后，经过多重股权变更，华晨汽车集团成为辽宁省国有独资公司。华晨汽车集团也迅速、全面回归辽宁省。
宁波罗孚项目、湖北孝感雷诺项目被强行终止，金杯通用被上海通用整合，与英国出租车公司的合作半途终止。此外，华晨还对零部件供应商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在摒弃辽宁省外的诸多供应商的同时，扶植辽宁省内的零部件厂。
仰融出走后的第一年，华晨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2003年，中华轿车销售2.5万辆，税前利润2000万元。
不过到2004年，情况急转直下，中华轿车销量跌至1.09万辆，经营亏损6亿元；金杯海狮销量下滑18%，丢掉了保持5年之久的轻客销量冠军宝座。
华晨汽车集团陷入混乱。从仰融出走到2005年年底，最高管理层换了4拨。而当媒体记者奔赴沈阳采访时，甚至找不到华晨总部的办公地点，因为相关部门都不清楚华晨汽车究竟该归属于哪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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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年末，华晨3年来的累计亏损达到32亿元，工厂几近停产。
与糟糕的财务状况对应的，是复杂的业务和人事关系。民营转国有产生的复杂产权关系，短时间内领导层多次变动产生的复杂派系关系，以及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使得这家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举步维艰。
在这样的状况下，祁玉民接手华晨。
此前，祁玉民曾任大连市副市长，再之前担任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有着20余年的企业管理经验和ZF工作经验。
面对华晨的重症，祁玉民下了一剂猛药。
先是推动上游。上任十几天后，祁玉民南下广州 ，约见广发银行老总，顺利拿到3亿元贷款，此后又从多家银行借了7亿元。用这些钱，华晨还上了零部件供应商欠款，发放了被拖欠的员工工资。
紧接着，祁玉民发动了价格战。
对滞销的中华尊驰轿车展开“跳水式”大降价，13万元版本降到11万元，17万元的降到13万元。同时，祁玉民火速推出第二款轿车中华骏捷，定价在10万元以下。
在合资板块，祁玉民对华晨宝马大放权，将财务、销售等都给了宝马。
这些举措，使华晨在短期内实现了自主与合资板块的双增长。2007年，华晨汽车集团整车销售突破30万辆，销售收入超过400亿元，一举扭亏为盈。
那一年，祁玉民的威望达到顶峰。也是在那一年，华晨中国从纽交所退市。
但这样的操作，也为华晨的长远发展埋下了祸根。
祁玉民执掌下的华晨，轻自主研发，重技术整合，他更希望利用外资车企的成熟技术研发新车，而非建立自己的正向研发体系。
祁玉民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梦想有一个产品，它的底盘是保时捷调校的；它的造型、内外饰是意大利搞的；它的发动机是和宝马合作的。三大资源一整合，是不是一个好车就出来了？”
这样的思路，使华晨汽车在其他中国车企努力创建正向研发体系的时刻，荒废了时光，也在日后的激烈竞争中逐渐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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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华晨中华和金杯的市场份额在2013年开始持续萎缩。而作为华晨的利润奶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华晨都在靠华晨宝马输血。
2015年到2019年，华晨宝马贡献的净利润分别为38.2亿、39.9亿、52.3亿、62.4亿和76.2亿元。而如果扣除华晨宝马的净利润，华晨其实是亏损的：2016年亏损3.16亿，2017年亏损8.62亿，2018年亏损4.24亿。
自主板块的窘境，可见一斑。
这样的输血显然不是长久之计。2018年10月，宝马发布声明称，宝马集团计划用36亿欧元收购华晨宝马合资公司25%股份，交易将在2022年完成。这意味着，到2022年，华晨集团在华晨宝马的股比将降至25%。届时，华晨集团的利润势必大幅下滑。
华晨的自主板块也在自救。2017年，华晨金杯将49%的股权及债务，以1元钱的价格转给了法国雷诺，成立华晨雷诺金杯汽车有限公司，在技术、产品、资金方面获得了输血。
但华晨集团却陷入了财务危机。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华晨累计负债高达1226.75亿元。
2020年4月到5月，华晨先后13次成为被执行人；
上半年，华晨中华累计销量只有3186辆；8月，华晨中华职工开始放假轮休；
10月，华晨汽车集团因10亿元私募债券到期后未能兑付，发生实质性违约；此前，华晨发行的多期债券已大幅下跌。
11月16日，华晨集团发布公告确认，目前，华晨集团已构成债务违约65亿元，逾期利息1.44亿元。因资金紧张，续作授信审批未完成，造成无法偿还债务。
11月20日，华晨集团正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但据消息显示，目前的破产重整只涉及华晨自主板块，不会波及到合资品牌。
12月4日，华晨汽车集团原董事长祁玉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和调查。
这一消息，颇耐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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