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0-10
结核病、癌症、艾滋病，都是人们闻之色变的疾病，前两种疾病出现的历史已然久远，艾滋病则是20世纪以来产生的传染病，它们都因曾经或者至今无法治愈而被称为绝症，并由此被附会上各种和疾病本身无关的想象和象征意义。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通过长年与病魔斗争的经历和体验，将其犀利的文化批评话语楔入疾病领域，写出了《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1978年)，之后她又出版了《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1989）。这两篇文章被合辑为一本，即《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Its Metaphors，1990），于2003年作为《苏珊·桑塔格文集》中的一本在我国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这两篇文章已成为社会批判的典范，虽然桑塔格去年因罹患癌症而辞世，但她为揭示被遮蔽的事实的本真而进行反思的方式，对我们而言仍然是富于生命力与启发性的。 一、疾病如何被隐喻 这两篇论著把欧美国家从古至今对这些疾病的阐释做了深入剖析，作为延伸至医学的文化批评，[1]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桑塔格说自己写作的初衷是因为她本人在治疗癌症过程中“一再伤心地观察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作更大的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而她认为，“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桑塔格利用各类文本分析了在西方结核病与癌症由于其难以治愈而带来的神秘性和恐惧感，如何为人们一次次地出于各种目的而被重新阐释的过程。19世纪的人们对结核病的幻想与20世纪的人们对癌症及艾滋病的幻想方式虽然不同，但存在着相同的规律： 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备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2] 虽然她在书里没有做论述，但很显然，在我们的身边，以隐喻的方式阐释疾病，使之成为某种社会共同想象的意象的过程仍然在继续，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和联想所塑造隐喻都在遮蔽疾病原本的真相。桑塔格从几个世纪以来的文本中看到，结核病曾一直被情感化地加以看待，被浪漫化地加以处理。结核病患者常被视为生性敏感、耽于感情的人，其脸色的苍白和潮红，也被视为热情的顺从与举止的亢奋。结核病一直被认为能带来情绪高涨、胃口大开、性欲旺盛。它也是关于时间的疾病——它加速了生命，又因其发生的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即处于精神化的部位，因此结核病获得了与其所在部位相对应的精神化品质。而结核病患者的死亡也被美化，赋予道德色彩，从而这种疾病成为一种“贵族病”。癌症的起因被认为是患者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激情由此转向内部，惊扰和妨碍了最幽深处的细胞。癌症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20世纪经纪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癌症隐喻的趣味恰好在于，它指涉的是一种负载了太多神秘感、充满了太多在劫难逃幻象的疾病。而人们看待癌症时却带着一种非理性的厌恶感，视之为对自我的一种贬损。加诸癌症之上的，还有一些类似的有关责任和人格构成的不实之词：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于是癌症被视为那些压抑自我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病。进入20世纪80年代，癌症已不再是最恐怖的疾病了。艾滋病作为被填充了更多耻辱感的疾病，逐渐承受了过去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负担。它被描述为一种“入侵”，一种“污染”，被认为具有强得多的损毁个性的能力。“就目前大多数艾滋病病例来说，患艾滋病的人被发现正好是某个‘高危群体’的一员，某个被社会所蔑视的群落的一员。艾滋病把艾滋病患者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了，而这重身份本来是对邻居、同事、家人、朋友隐瞒的。”[3]最后，艾滋病被视为那些边缘人群、亚文化群体的传染病。同时，这些疾病的隐喻不单停留在经济方面的阶级性的表述，还“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反对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4] 二、反对阐释——揭示隐喻背后的真实 桑塔格延续了福柯将“词”与“物”重新链接的努力，以其“反对阐释”的立场，对人们社会生活中一个未被注意到的角落——对疾病的阐释以及借用疾病对世界的阐释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又鞭辟入里的解剖，企图层层剥除笼罩在这些疾病及患病者之上的各种隐喻，为人们在还原疾病的本来面目与反思真实的疾病对人们真正的意义之间搭起桥梁。她试图挖掘这三种疾病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隐喻及其背后内涵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实践她反对阐释，以还原事物真相的理论：“这一次，我把那种具有堂吉科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释义’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身体上。”这一尝试给西方社会提供了一次修正对疾病的理解的契机：自我写作《作为隐喻的疾病》——以及从癌症中康复（……）——后十年里，对待癌症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身患癌症，不再是那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不再被看作‘被毁个性’（借用欧文·高夫曼语）的头号扮演者。[5] 在《艾滋病及其阐释》一文的开头，桑塔格从政治学、艺术学与军事学对疾病话语的引用，以及细胞病理学的表述中对政治话语的引用出发，再次阐明对疾病的想象及由此生发的隐喻，造成疾病被妖魔化的不合理，尤其是把治疗疾病隐喻为战争这一军事行为的表述—— 对疾病的战争还不仅仅是呼吁人们投入更多热情，对研究工作倾注更多资金。该隐喻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政治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6] 为此，她鲜明地宣称“反对阐释”。反对阐释，是因为她认为阐释是“在文本清晰明了的原意与（后来的）读者的要求之间预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而阐释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而为了解决这种不一致性，“阐释者并没有真的涂掉或重写文本,而是在改动它。”[7]于是真相与原意就在各种被阐释的努力中日益模糊，“词”与“物”开始相互背离。因此，桑塔格把各类文学作品、信件书籍中书写的对这三种疾病充满隐喻的阐释视作分析这一背离过程的系列文本，而她对这些文本的考察方式，即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所不同的是她面对的调查对象是文字书写出的语句，所要分析的是语句背后的语境以及语句之中传递的信息——而非如我们一般所进行的田野工作那样，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事物，同时分析的是人们口头表达中蕴含的信息或各种行为显示的内涵。做田野的目的不外是要从调查对象那里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特质与规律，寻找文化运行的动力及构成，由此提炼出这一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桑塔格梳理与这些疾病有关的文本，也正是在“疾病的隐喻”这一“社区”当中寻访人们认知这一“文化”的表述，从中剖析人们对这一“文化”的心理及推动其变迁的动力，并从中总结出人们阐释疾病的规则：“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8]似乎可以说，这是从知识社会学的层面进行的田野工作，它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9]，亦即可视为以反对释义的理论来观照对疾病的隐喻。可惜，桑塔格只论证了疾病被隐喻的现象的存在及隐喻的方式、目的何在，没有最终揭示出疾病的真实形象是什么，也没有真正提供认识疾病真相的方法。疾病的真实面目是怎样的呢？福柯对临床医学的出现过程所做的研究，可以构成桑塔格剖析疾病的隐喻的基础。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论述道： 疾病的‘实体’与病人的肉体之间的准确叠合，不过是一件历史的、暂时的事实。它们的邂逅仅仅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客观地看待这种邂逅。疾病构型的空间与病患在肉体中定位的空间，在医疗经验中叠合，只有一段较短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十九世纪的医学同时发生，……[10]这是疾病这一概念的“实体”产生的状况，福柯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桑塔格论述的疾病被隐喻的历史。在西方的分类医学里： 疾病具有与生俱来、与社会空间无关的形式和时序。疾病有一种‘原始’性质，这既是其真实的性质，又是其最规矩的路线；它是孤立存在的，不受任何干扰，也没有经过医学的加工，它显示了自身本质如植物叶脉的有序脉络。但是，它所处的社会空间变得越复杂，它就变得越不自然。在文明出现之前，人们只有最简单、最基本的疾病。农民和老百姓接近于基本的疾病分类表…… 于是随着时代的进程，疾病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空间里变得日益不自然，被附着上越来越多的概念，“社会歧异的构型，时间的差距，政治斗争，请愿和乌托邦，经济压制，社会对抗等等” [11]，这些辨证关系相互聚合，现代社会的一整套医疗实践和机构就逐渐形成了。当疾病被移植到医院后，就可能丧失其基本特性，人在这里被当作“物”一样对待，或人的身体被施以手术，或被提取体液以进行各种检查，或被插入管子或针头，或被透视得毫无私秘，在诸如此类的过程中，“疾病”刚刚出现时人的身体尚具有的神圣性被消解，而疾病也成为不同的阶层与人群为达到各种意图而用于隐喻的方式，并且这样的隐喻被人们逐渐接受，成为了生活常态——正如桑塔格本人曾经感受到的——患病者因而常被置于完全“物化”的境地，背负沉重的心灵压力，在疾病中沉沦。 三、多维度的考察——继续追寻疾病背后的真实 从文风来看，也许由于桑塔格本人亲身遭遇了癌症被隐喻造成的阴影，《作为隐喻的疾病》一书对涉及到阐释结核病与癌症的文本的剖析显得尖锐而直截，而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中，这种尖锐感则被更为理性的分析所替代了，但两篇论著也有相同之处：基本都是就西方的文本和话语考察西方社会中的“隐喻”。正如人类学的民族志需要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维度观察田野，揭示隐喻背后的真实，解读隐喻产生的密码，也同样如此，桑塔格将历时性的文本做了分析，但没有对共时性的文本做进一步论证——即比较不同地域阐释疾病的文本之间存在的异同，寻找其中更普遍的规律，或发现其他地域对疾病的别种解读。桑塔格对结核病、癌症与艾滋病的考察还结合了对淋病、梅毒、霍乱、麻风等传染病的研究，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其传染性而被附着上各种危险、不名誉或不合社会规范的隐喻色彩。这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西方，中国传统上同样有类似情况，即使在今天，人们对疾病的偏见仍然在各种民间谣言造成的舆论作用下，带有各种隐喻色彩，如对乙型慢性肝炎的歧视，就存在着种种对这一疾病“妖魔化”的阐释，似乎乙肝等同于不卫生甚至肮脏、危险；再如非典流行时期，社会上人心惶惶人们争相抢购预防药物的，也显示了当时非典是被隐喻为极度危险的传染病。在资讯传递日益方便迅捷、交流手段日益多样化的现代社会，对疾病的隐喻更多的是以“谣言”的传播形式首先出现在大众之中，因此能够以更迅速、更广泛和更多变的传播和表述方式对人们造成更大影响。可见，桑塔格从文本研究中难于涉及的社会舆论层面形成“隐喻”的过程，在今天也许更需要被纳入我们对疾病与人、与社会及文化之关系的研究视野，并通过田野文本分析的方法，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思考。无论如何，桑塔格开创的对疾病的研究方法，对医学人类学研究而言具有着深远的启发性和基础性意义。--------------------------------------------------------------------------------[1]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90页。[2] 同上，第7页。[3] 同上，第101页。[4] 程巍：《疾病的隐喻》译者卷首语，第5页。[5] 同上，第91页。[6] 同上，第88页。[7]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6页－第7页。[8] 同上，第88页。[9] 同上，第90页。[10] 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页。[11] 以上同上，第17页。原文载自《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