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8-17
造反是古代的一项高风险运动，既然是高风险运动，几千年来的造反家们在造反时大致会遵循一些规律，选择在自己的家乡起事便是规律之一。
比如秦末的刘邦，他的造反初体验就选择在了自己的老家沛县；比如唐末的黄巢，他也是先选择在自己老家菏泽下手；比如明末的李自成，老家陕西是他的福地，几次大起大落，都是靠着自己的陕西老乡们东山再起。
之所以在家乡起事，无非是开局方便，可以借着自己的号召力把熟悉的乡党们都拉进伙，在官府围剿之前组织起一支上规模的造反队伍。
但是，中国 历史 上最后一位殿堂级的农民造反家洪秀全却似乎没有遵循这一规律：他是广东花县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花都区，起事的地点却选在了直线距离300公里之外的广西金田。
这很反常。
按常理来说，与广西相比，广东是优越得多的造反基地。
在地理上，广东依江傍海，利于与外界沟通，粤北又多山脉，利于抵抗南进的清朝正规军，可谓能守能攻。
在资源上，广东物产丰饶，税赋充足，如果太平军一开始就占据广东，那对后续的发展会极其有利。
在人力上，广东人口众多，同时不乏大量的优秀文化人才，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恰好是太平军的短板。
实际上，在明朝以后，南方的割据力量要与北方争雄，必须占据广东这一南方最重要的资源大省与战略重地作为后方基地，南明的覆灭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李定国第二次恢复广东的努力失败后，仍拥有大量军队的南明就彻底丧失了战胜清军的可能了，广西、云贵等省那点可怜的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持长时间的高强度战争。
那洪秀全为何不就在自己家乡起事呢？
一开始，洪秀全的确是想在广东发展的。
自1843年创立“拜上帝教”后，洪秀全的早期活动地区主要是在广东，他与同乡冯云山接连在广州、顺德、南海、番禺、清远、曲江、阳山等地宣传拜上帝教，然而收效甚微，无奈之下，两人进入了邻近广东的广西紫荆山区。在紫荆山区逗留一段时日后，冯云山决意留在广西发展，而洪秀全则回到广东发展。
在广东期间，洪秀全一边著述一边发展教众，或许是当时的广东民众实在是“冥顽不灵”，经过长达三年的努力，未来的洪天王发展的教众只有五十多人，除去老弱病残，剩下的青壮连一个排都凑不全。
留在广西的冯云山却是另一番图景，短短三年时间里，冯云山靠着每日和一众贫苦乡民拉家常，竟然已经发展到了二三千人的规模，原本已经打算作罢的洪秀全不禁喜出望外，就此决定在广西建立根据地。到了三年之后的1950年，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已经发展到了数万人的规模了。
为何这样呢？
这倒不是因为广东的民众拥护清朝，相反，从清末广东人的活跃程度来看，他们的反清思想可能是各省中最激烈的，也正因为如此，广东人对宣传上帝的“拜上帝教”很不感冒。
上帝也好，妖魔也罢，对广东人而言，这似乎与现实没什么关系，他们更愿意直奔主题，反清复明。因此，广东的反清志士更多是加入传统的天地会。
太平天国起事之后，特别是清朝驻军北移之后，广东的天地会反清运动非常活跃。
1854年，广州顺德人何禄聚众起事，攻占东莞县城。同年，天地会头领陈开在佛山起事，李文茂、陈显良等聚众数万在佛岭寺响应，义军连克顺德、肇庆、连平、鹤山、增城等数十州县，并一度攻至广州城下。
另一方面，广东作为鸦片战争的主战场，入侵的英军对广东造成了极大破坏。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在《南京条约》中攫取到的特权，洋人在广东更是飞扬跋扈，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成了全国最仇视洋人的地区，要广东人去拜洋人的上帝，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广西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广西并没有受到太多鸦片战争的冲击，广西更多是中国 历史 上传统的土地问题。
当时的广西人地矛盾十分突出，据现在的估计，当时广西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2亩，远低于全国1.78亩的平均值。不仅人均耕地面积少，由于土地贫瘠，水利落后，广西的地区的粮食亩产量也远低于广东、江浙等地，可谓地瘠民贫。
在道光朝，广西地区灾害频发，几乎连年不断，使得民生问题雪上加霜，普通老百姓几乎是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洪秀全为他们描绘一幅天国乐园的美好图景，已经一无所有的贫民们，是愿意豁出性命去搏一个出路的。
最后想提一句，如果没有广西人的参与，太平天国是绝对无法发展成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的。
当时的广西有着非常严重的土客矛盾，客家人与当地土著围绕着土地、水源等问题械斗不断，这样环境下的广西民风异常彪悍，远非他省可比。
在后来的战争中，广西兵始终是太平军的中坚，当天京陷落时，湖南、安徽籍的太平军大多或降或逃，而广西籍的太平军则是“聚众自焚而不悔”。广西兵的悍勇给曾国藩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曾国藩称他们是“古今罕见之剧寇”。
都说无湘不成军，然而若论悍勇的话，放眼当时的中国，广西兵才是无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