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道
《游岳阳楼记》：现实的、引人泪下的洞庭湖
关于岳阳楼和洞庭湖，我们已经读了几篇诗文：范仲淹的
《岳阳楼记》、杜甫的
《登岳阳楼》、李白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孟浩然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李白、杜甫、孟浩然的都是诗歌，都是概括的写法，借助想像和虚拟，主体形象是抒情的，不过取岳阳楼和洞庭湖的某一特点，加以变异，借以抒发诗人的感情。诗和散文最大的不同，就是诗的形象，不是照抄现实的，而是把现实的某一特点，加以变异的。清朝诗评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有一段话：
或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裁、词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俱变。”
意思是，诗歌与散文的“意”，也就是内容，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就是形式不同而已。如果内容是米，散文就是把米煮成饭，诗歌就是把米酿成酒。饭没有改变米的形状，而酒把米的形状和质地都改变了。这个理论当然有它比较不够精确的地方（如把散文和诗歌的内容说成是没有区别），但是总的说来，相当有启发性。说诗歌是想像的、变异的，而散文则比较写实，就这一点来说，是比较到位的。对于这一点，也许我们仅仅读杜甫、李白、孟浩然的诗歌还不够清楚，把他们诗作和袁中道的散文一比，其间的差异，就十分鲜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