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10-08
文/江南之春
长征结束不久，刚到延安的周恩来
周恩来这三个字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光辉的名字；对世界华人来说，这是一个温暖的名字；对全世界的人来说，这是一位东方伟大人物的名字。
周恩来总理一生方方面面所达到的高度，后人很难企及。他的功业之伟大，人格之高尚，学识之渊博，魅力之超群，令后人有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卓拔之感。
周恩来木雕版画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之一，作为国际著名的外交家，周恩来的精通多少门外语？其外语水平有多高？这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有欣赏，有惊叹，有崇拜，也有几分追寻下的神秘之感。
那么，周恩来一生究竟精通多少门外语呢？其真实水平又如何呢？
笔者阅读了大量的史料及我国早期外国友人和外国政要的回忆录，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笔下周恩来总理的外语水平。这样就不限于我国外交部工作人员笔下，本国记者笔下所记录的这方面报道，从而为读者呈现一位更加立体的周恩来外语水平的全貌。
最早记录周恩来英语水平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1936年6月，这位正直富有正义感与冒险精神的美国记者，成为了第一位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外国记者。带着好奇与神秘和向住，他进入这片神奇的土地时，第一位见到的就是周恩来，那一年周恩来38岁，但早已是中国大地上著名的人物，是中共核心领导人之一。7月初，斯诺乘东北军的卡车由西安到达肤施(即现在的延安)。
斯诺的笔挺传神的，下面是他初次见到周恩来的描述：
“1936年7月9日到达红军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刚一到达，我就受到一个蓄着浓密黑胡子，双目炯炯有神，态度温和的青年“军官”的接待。这位“军官”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交谈，我大感意外。谈话中我才知道，接待我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1936年斯诺初次见到周恩来时，其留长髯的坚毅形象
周恩来说：“我们欢迎来苏区访问的任何一个记者。阻碍记者来访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写出来，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了解苏区的情况。”
“我没有想到，刚来到这个‘神秘’之地，就受到热情接待，我兴奋得彻夜未眠。我在安塞住了两天，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三天，周恩来派人骑马护送他前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
这是史料有记载，第一次由一位外国人记者、原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斯诺描写的周恩来讲英语的记录。
斯诺的笔很传神，也很独到。在谈到这位初次见面的青年“军官”周恩来讲英语时，他用到了“流利的英语”“大感意外”这么二个词组。这充分说明了周恩来在1924年秋从欧洲脱离英语语言环境后的12年多时间里，对英语并没有生蔬，仍然可以用英语和一位外国记者畅通自如的交流，令对方意外，毫无语言障碍的违和感。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了能真实报道西安事变，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参与了这一事件的报道，并在西安的临潼首次见到了“中国革命的传奇人物”周恩来。
史沫特莱是1929年初，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从苏联进入中国的，从此开始了她关于中国的报道并有幸参与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的历程。
1936年9月，史沫特莱从上海来到了西安。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她提到了到西安的原因：“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唯有张学良少帅统治下的西北是蓝衣社（当时国民党的一个内部组织）打手们鞭长莫及的地方，我决定去西安养病。”
关于在西安的接待，史沫特莱说：“有一个红军代表在少帅司令部里未公开身份，他为我在西安十五英里以外的临潼华清寺安排了一个工作休息的地方。”
西安事变结束，周恩来返回延安时毛泽东等党领导人接机时的照片
其实，史沫特莱哪里是去养病。去西安时正值秋冬之季，养病她会从温暖的上海去寒冷西安吗？显然不会，她到西安是因中共组织的安排：1936年秋天，史沫特莱接受了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刘鼎的邀请，离开上海来到西安。
史沫特莱在西安只住了几天，刘鼎就安排她到临潼去住。并且刘鼎把这次请史沫特莱到西安的目的作了说明：周恩来和张学良的秘密会谈获得成功以后，共产党相信争取与东北军和陕西的其他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抗日反蒋的努力一定可以成功，而这将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周恩来希望能有一位同情进步事业的外国记者对这一过程进行客观的报道。
刘鼎安排史沫特莱避居临潼，不要公开露面，以免招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警觉。
在这里，史沫特莱是要见一个人，此人就是周恩来。由于此次会见比较秘密，防止泄露遭到国民党蓝衣社的威胁，她与周恩来的会见没有第三人在场，整个交流过程中只有史沫特莱与周恩来二人。
这一次秘密的会见，她在其后来的文章及《史沫特莱传记》中均有详细的回忆记录：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专门接见了我，向我说明这次事变的意义，委托我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西安事变真相。为了保证安全，英语电台就设在张学良的司令部里。此后，我每天晚上从张学良的司令部里对外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在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周恩来首次会见了我。由于事情比较秘密重要，没有其他人在场，我们之间交谈是用英语，没有翻译。周恩来温文尔雅，他英语语速不快，但发音十分准确，吐词清晰，我们的首次交流完全没有障碍。”
这是一位西方著名记者在同一年，西安事变后与周恩来见面后对其英语水平的描过。史沫特莱精通英语和德语，但中文仅限于日常简单问候的水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在离开欧洲多年后，英语水平并未退步，只是“语速不快，但发音准确，吐词清晰，毫无障碍”。
由于这一次会见涉及“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国际形势，可以肯定谈话的题材会涉及军事、政治、社会、宣传等方方面面，由此可见周恩来的英语水平哪不是一般的好，是十分纯熟精通。
关于周恩来总理的英语水平，建国后有限多关于总理会见外宾的报道中，有大量的信息可以捕捉。这也对外国政要感兴趣。
尼克松1972年首次访华时，周恩来总理与他在一起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后，由于与美国关系的解冻回暖，尽管这种场合总理的身边会有翻译，但是周恩来对英语的纯孰与精通还是引起了当时美国安全事务助理、后来的国务卿基辛格的感叹：“很显然，周对英语是熟悉的。在我方谈判话音刚落，没等中方译员翻译时，周恩来就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并微微点头。”
周恩来英语听力极好，1972年2月27日尼克松访中国结束前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一行举行答谢晚宴。晚宴开始前尼克松致答谢辞，也许是由于紧张，我方翻译人员章含之竟把翻译中的数字译错了：2月27号的答谢晚宴上，尼克松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并不远，才1.7万英里。当时尼克松说的1.7万，英文表达就是17个千，我就糊涂了，结果翻译成1700英里。
总理就在那前排宴席桌上，一听完章含之翻译就笑了，他抬着头跟章含之说：“没这么近吧，才1700呀。”
章含之马上意识到了翻译时的错误：“啊？”她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关于周恩来总理外交中“英语外交故事”极多，其水平之高的确让人折服。
那么总理其它外语如德语、法语、俄语、日语这四国语言又如何呢？有没有确证的史料与详实的文字记录或图片记录呢？答案是有的，下篇将更精彩，欢迎阅读。(文章太长，未完待续，下篇，笔者江南之春将很快写完推出，以享读者。)
——江南之春2020年8月23于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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