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因不满康熙“撤藩”造反，后兵败，使得吴家一度“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但是，他和陈圆圆的事，却一直被后人“说着”。
三百多年来，什么样的说法都有。
而李治亭先生更是于2010年7月和12月与其他学者两次来到马家寨，不仅确认了陈圆圆的归隐之地，还意外发现了吴三桂的墓。
最终，他找到了这个“迷”的真实答案。
马家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岑巩县水尾镇，四周都是山。村寨入口非常窄，只能步行。寨子的设计，按照“八卦原理”，通道纵横交错，宽窄都一样，石板路面，两侧是石块砌成的高墙。所以，生人很难找到原路走出，如此做的用意，就是为了保护寨里人的安全。
其实，这个寨子的秘密，在1913年时就被人“说破”了。
当时，邻村一女子因浇水灌田和寨子里的一名女子争吵，“说”了吴三桂与陈圆圆的“好事”。最后，激起了对方愤怒，被吴家人打死了。
此后，便没人再敢“嚼舌头”了。
“文革”时期，也听闻有人说自己是吴三桂的后代，只是后来就没有了任何进展。
到了1983年，当地专家和工作人员，配合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名人词典》，寻访“吴三桂”。于是，经过研究调查，先后发现了陈圆圆墓以及吴三桂大将马宝的墓。对此，他们更是也发表了“考证”文章，但是，并没有被重视。
现在的马家寨，吴姓族人有上千人。房屋依旧是明清时代的“青砖青瓦”，房龄都有百年历史，每家供奉堂屋中，都着“天、地、君、亲和历代祖宗”，家家都称此“屋”为“延陵堂”。因为，吴三桂成为将军后的别号就是“延陵”，后人如此用法，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
在当时“追杀”的氛围中，一个家族能够续存实属不易。因此，吴家的“家谱”也采用了另一种方式——设立秘传人，用代代分房口传的方法，将吴氏一族的“族谱”保留了下来。不能用文字记录，还不能“忘祖”，这也算是一种“创新”的无奈之举了。
其实，这种方式很是特别，秘传人由两房传承，大房、二房各传一个，相互之间不能“互传”。此外，对秘传人的要求还是蛮高的，不但，相貌有讲究，还要有文化，口风紧，关心家族事业，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因为，都是“口传心记”，所以，要求非常严格。
这种做法也颇有成效，吴三桂与陈圆圆以及马宝等历史人物的故事，就这样一代一代“口述”，最终，被“传”了下来，更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来源。
根据他们的说法，陈圆圆是极具“智慧”的，不单是传统以为的“美貌著称”。吴三桂遇到任何“难题”时，都会找她商量。此外，她对局势也有着自己的看法，更是让那些年轻将领们心服不已。可以说，她就是府中的“军师”。
当时，她对吴三桂“造反”，是持反对意见的，她自身的“藏身之地”在这以前就被考虑了。但是，她觉得“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好吴三桂的另一个儿子——吴应麒。
其实，马家寨的名字来由，是为了纪念“马宝”。当年，他为了转移清朝廷的注意力，向朝廷投降后，被凌迟了。直到嘉庆年间，这股风波才彻底平息，吴应麒的后代才恢复了吴姓。此外，在陈圆圆墓前的石碑上，刻有雍正六年（1728年）的碑文，内容很是隐晦。
因此，在秘传人的帮助下，这些专家才真正清楚其意思，根据这块碑文，有三点信息可以确凿：
第一，居住在此的吴氏后人，应是以陈圆圆为首；
第二，秘传人的所说，应是有相当的真实性；
第三，碑文文字设计如此“巧妙”，侧面证实其“非同一般”，让其真实性得到了证明。
更让人意外的是，吴三桂墓也“藏匿”其中。
当时，发现的不过是一个隆起的“坟头”。虽然，最初碑文被地方专家考订为“受皇恩眷养一次八十五岁吴公张君后墓”，但光从行文上，很难解释通顺。后来，从碑文的拓片上，找到了突破口，排除了“张皇后”。“眷”应是“颐”字，“八十五”指的是他死于康熙十七年干支为戊午年。此外，再结合常人不知的吴三桂的号“硕甫”，这才确定为吴三桂的墓。
到了2015年，吴三桂的原碑被移至陈圆圆史迹陈列馆，新碑是吴氏族人集资所建，高2.05米。至此，后人对他们的故事，才可以听到更完整的版本。可见，一段被众人“嚼”了多年的“传奇”故事，虽少了些神秘感，但却有了更多的信息让人去“增添”一抹新的颜色，着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