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17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也许这样说有点像“大话”:因为前人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不深,所以导致了这一则《论语》数千年的误读(第一种读法),且此种误读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其影响的,不仅是孔子的形象,更是因为这种误读,对后世的政治,尤其是对人民百姓的态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究其误读原因,除了此句的多种断句中,第一种断句读来更为顺畅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儒道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混杂——尤其是在汉代,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思想,掺杂着一定的愚民思想,很大程度地上渗透进儒家思想中,这也使得原本思想较为单纯清晰的儒家思想,变得面目模糊起来。
如果按前一种断句来读,那么孔子的这句话,很容易在道家的经典《道德经》中找到相似的句子:
这种解读影响深远,以至于反对黄老治术,斥之为“朝四暮三之术”的宋儒朱熹,在注解这句时也仍然有些含混不清,既不肯坦白地说孔子真不想让百姓“知”,却又替孔子分辨说,这是因为道理难知而无法让他们“知”:
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朱熹《论语集注》)
杨伯峻继承此种解释,现代文注释为:
“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
杨伯峻注意到了后起另一种断句及其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说这种新的解读来自于康有为。但这显然是把后世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倾向,强带进了《论语》,塞给孔子。所以这种断句和解释,杨伯峻未采纳,李泽厚《论语今读》也未采纳。
但事实上这句话还有第三种断句及其解释,从《论语》用语习惯来说,这种断句可能是更为与其它章句相一致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新断句带来的新的释义,使得这一句的意思和其它章句的意思完全保持一致。
我们且来探索这一种新的可能。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在《论语》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那个时代,“民”是一个不同于“人”的概念。“人”和“民”的区别相当大:人指的是有姓氏、有身份的人,所谓百姓,在那里并不是指今天的大众,倒是指官员(各氏族代表);而黎民,往往是连姓氏也没有的贱民。当然,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由奴隶制向(小农社会转化的时期,“人”与“民”的边界正在逐渐消除,在《论语》中就多次出现二者不按常规使用的地方。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暂且按下不表。
刚才说到,关于第一种断句和第二种断句,即便不讲义理(有无与孔子一贯的思想相悖),仅仅是在《论语》一贯的句式和词语使用习惯上,也并不是最为贴切的。在《论语》中,凡“民”和“使”一起使用的地方,大都是“使唤(差遣)黎民”的意思,而极少有“让黎民怎么样”的用法。这种“让黎民怎么样”的用法共有两处,一是著名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在这句中,“可使足民”可以理解为“可以让百姓们富足起来”。
另一处是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与鲁国的年轻的新任国相季康子的对话:
在这句中,“使民敬、忠以劝”可以理解为“让老百姓敬畏、忠诚、努力”。
但在更多的章句中,“使民”几乎是一个有明确意指的固定短语,或者说当时的“政治术语”:
“使民”,“民易使”,“民可使”……而且请注意,前几处勉强可理解为“让黎民怎么样”的用法,都不是孔子说的,而这几处“使民”(使唤、驱使百姓)的用法,说话者都是孔子。
民可不可使,易不易使,如何使民易使、可使,这确实是一个政治大难题,所以在《论语》中被一再地提及。孔子和其他政治家所不同的也许正在于,他提出的“使民”原则与方法,远远超越于当时贪婪地榨取百姓的政治现实。
在这句话中,可能引发争议并导致误读的还有另一个字:由。
“由”的解释在开始是比较一致的,但第二种断句有人进而想把它理解为“自由”,这显然是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到几千年前的孔子身上了。
由,在字源上有“路”的意思,因此生出遵从、遵照、蹈行、践履的意思。所以《孟子》有言:“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颜回赞美先生之学时,感叹道:“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意思是找不到从之之路,追赶不上。孔子最年长的弟子仲由,名由,字子路,因为古人取名时,名与字往往意义相互关联,所以名“由”字“子路”。这种名与字关联的情况比较普遍,如:冉耕,名耕,字伯牛;宰予,名予,字子我……
回到章句的理解上,当民可使的时候,不妨让百姓遵循此道而继续,这时候讨论要不要教化,或者要不要使其知,差不多就是一个“伪问题”。教化百姓当然是永无止境的,但也许当前政治中更为迫切的问题并不在这,因为民此刻是可使的。但若民不使,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候教化人民就成了头等要事(至于怎么教化人民,《论语》中论述的就更为丰富了)。
所以这句话可以断为: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解释:如果黎民百姓很容易使唤,就让他们按此道(即常规)继续走;如果黎民百姓不容易使唤,就教育他们,让他们知礼守法,(然后再差遣他们)。
教化人民,这是在整部《论语》中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
——庶之(使人民安居乐业,安土重迁,生养生息,以至人口众多)、富之、教之,这是孔子为政的三个步骤。
——居然参加战争还需要教育?这是不是孔子的迂腐?莫非孔子这里指的教,是指教以兵术?其实孔子正是不愿意人民成为无知的“炮灰”,而让他们因受教育而热爱国家,受训练而掌握战术,从而捍卫国家利益和社会正义。
——如果没有教育,那么仅以刑法约束百姓就是暴虐的政治,而且最终百姓也仍然不会真正热爱国家,知礼守法。我们可以说孔子是无限地相信教育的作用,甚至到了夸张、过度的地步,但不可以说,孔子认为老百姓是不需要教育,是不必让他们知的。
当然,这与在哲学玄理的层面上,认为普通老百姓往往难以理解形而上的原理并不矛盾。如果教的结果是要让老百姓知道形而上原理,这又太高估孔子的教育理想,这真个是要人人皆成尧舜了。因此,道的原理也许最终“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庸》),“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从也”(《孟子》)。即使在孔门弟子中,仿佛也只有颜回等少数后进弟子,才能在这方面和孔子心有灵犀,莫逆于胸,其他大多数弟子纵然贤若子贡,能若子有,都无思辨能力在这问题上深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形而上的“道”,与一般教育中的“知”混淆一谈,认为孔子这里讲的“知”,是形而上学的“至理”、“大道”,因为这在《论语》中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纵览整部《论语》,确实找不到孔子认为不必教育人民,或者人民还是愚昧无知一些为宜的章句。勉强在下一则中,前半则仿佛提到了孔子认为教育人民的奢侈:
此处的“君子”、“小人”,并非指《论语》中通常意义,即道德概念上的君子和小人,而是当时社会上更为普遍使用的“君子”与“小人”的本义:君子,指君王之子,君主的后代们,包括孔子及其弟子,追查其族,都是君王之子;小人就是上面解释的“民”,即无姓无民的普通贱民。正是孔子等人,才把原来血统论的君子与小人,移花接木,成了道德论的君子与小人。
这一则说孔子的弟子言偃(子游)在武城做县宰,孔子和其他弟子去看望他,听到市井居然传出弦歌之声。孔子笑子游是小题大做,杀鸡用上了牛刀,子游引用孔子原来说过的话进行反诘:“我听先生您说过,贵族士人学礼乐之道,就会懂得爱惜人民百姓,黎民百姓学了礼乐之道,就会容易使唤。难道不是这样的么?”孔子赶紧对同行的弟子们说:他说得对!我刚才只不过是戏说罢了。
也就是说,这句话若用与前面引用的章句统一一下方式表达,就是“人学道,则爱民;民学道,则易使”。在这里,学,知,使,这三者成了前后一贯的统一体。
教民以知,最终是为了让“民易使”、“可使”,这未免会让后世的民主自由派失望。孔子的政治思想,毕竟是家族伦理为模型的“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同胞”的伦理政治,君主与臣民,在其结构中事实是象征性的父子关系。而孔子想要达到的,就是不过是父慈子孝,共同守护家园这样的一个东方式理想,当父不慈的时候,孔子认为在“几谏”之后,也只有独善其身,乃至归隐、迁居等消极的办法了。你可以批评这种思想在现代民主政治前确实并不是最合宜的,但既不要认为孔子是在愚弄人民、利用人民,也不必强把孔子拉扯为自由启蒙的先知。
这就是孔子,一个最终以教化天下为己任的执木铎者。
干国祥解读于扬州宝应
2010年5月19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