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17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也许这样说有点像“大话”：因为前人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不深，所以导致了这一则《论语》数千年的误读（第一种读法），且此种误读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其影响的，不仅是孔子的形象，更是因为这种误读，对后世的政治，尤其是对人民百姓的态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究其误读原因，除了此句的多种断句中，第一种断句读来更为顺畅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儒道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混杂——尤其是在汉代，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思想，掺杂着一定的愚民思想，很大程度地上渗透进儒家思想中，这也使得原本思想较为单纯清晰的儒家思想，变得面目模糊起来。
如果按前一种断句来读，那么孔子的这句话，很容易在道家的经典《道德经》中找到相似的句子：
这种解读影响深远，以至于反对黄老治术，斥之为“朝四暮三之术”的宋儒朱熹，在注解这句时也仍然有些含混不清，既不肯坦白地说孔子真不想让百姓“知”，却又替孔子分辨说，这是因为道理难知而无法让他们“知”：
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朱熹《论语集注》）
杨伯峻继承此种解释，现代文注释为：
“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
杨伯峻注意到了后起另一种断句及其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说这种新的解读来自于康有为。但这显然是把后世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倾向，强带进了《论语》，塞给孔子。所以这种断句和解释，杨伯峻未采纳，李泽厚《论语今读》也未采纳。
但事实上这句话还有第三种断句及其解释，从《论语》用语习惯来说，这种断句可能是更为与其它章句相一致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新断句带来的新的释义，使得这一句的意思和其它章句的意思完全保持一致。
我们且来探索这一种新的可能。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在《论语》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那个时代，“民”是一个不同于“人”的概念。“人”和“民”的区别相当大：人指的是有姓氏、有身份的人，所谓百姓，在那里并不是指今天的大众，倒是指官员（各氏族代表）；而黎民，往往是连姓氏也没有的贱民。当然，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由奴隶制向（小农社会转化的时期，“人”与“民”的边界正在逐渐消除，在《论语》中就多次出现二者不按常规使用的地方。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暂且按下不表。
刚才说到，关于第一种断句和第二种断句，即便不讲义理（有无与孔子一贯的思想相悖），仅仅是在《论语》一贯的句式和词语使用习惯上，也并不是最为贴切的。在《论语》中，凡“民”和“使”一起使用的地方，大都是“使唤（差遣）黎民”的意思，而极少有“让黎民怎么样”的用法。这种“让黎民怎么样”的用法共有两处，一是著名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在这句中，“可使足民”可以理解为“可以让百姓们富足起来”。
另一处是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与鲁国的年轻的新任国相季康子的对话：
在这句中，“使民敬、忠以劝”可以理解为“让老百姓敬畏、忠诚、努力”。
但在更多的章句中，“使民”几乎是一个有明确意指的固定短语，或者说当时的“政治术语”：
“使民”，“民易使”，“民可使”……而且请注意，前几处勉强可理解为“让黎民怎么样”的用法，都不是孔子说的，而这几处“使民”（使唤、驱使百姓）的用法，说话者都是孔子。
民可不可使，易不易使，如何使民易使、可使，这确实是一个政治大难题，所以在《论语》中被一再地提及。孔子和其他政治家所不同的也许正在于，他提出的“使民”原则与方法，远远超越于当时贪婪地榨取百姓的政治现实。
在这句话中，可能引发争议并导致误读的还有另一个字：由。
“由”的解释在开始是比较一致的，但第二种断句有人进而想把它理解为“自由”，这显然是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到几千年前的孔子身上了。
由，在字源上有“路”的意思，因此生出遵从、遵照、蹈行、践履的意思。所以《孟子》有言：“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颜回赞美先生之学时，感叹道：“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意思是找不到从之之路，追赶不上。孔子最年长的弟子仲由，名由，字子路，因为古人取名时，名与字往往意义相互关联，所以名“由”字“子路”。这种名与字关联的情况比较普遍，如：冉耕，名耕，字伯牛；宰予，名予，字子我……
回到章句的理解上，当民可使的时候，不妨让百姓遵循此道而继续，这时候讨论要不要教化，或者要不要使其知，差不多就是一个“伪问题”。教化百姓当然是永无止境的，但也许当前政治中更为迫切的问题并不在这，因为民此刻是可使的。但若民不使，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候教化人民就成了头等要事（至于怎么教化人民，《论语》中论述的就更为丰富了）。
所以这句话可以断为：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解释：如果黎民百姓很容易使唤，就让他们按此道（即常规）继续走；如果黎民百姓不容易使唤，就教育他们，让他们知礼守法，（然后再差遣他们）。
教化人民，这是在整部《论语》中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
——庶之（使人民安居乐业，安土重迁，生养生息，以至人口众多）、富之、教之，这是孔子为政的三个步骤。
——居然参加战争还需要教育？这是不是孔子的迂腐？莫非孔子这里指的教，是指教以兵术？其实孔子正是不愿意人民成为无知的“炮灰”，而让他们因受教育而热爱国家，受训练而掌握战术，从而捍卫国家利益和社会正义。
——如果没有教育，那么仅以刑法约束百姓就是暴虐的政治，而且最终百姓也仍然不会真正热爱国家，知礼守法。我们可以说孔子是无限地相信教育的作用，甚至到了夸张、过度的地步，但不可以说，孔子认为老百姓是不需要教育，是不必让他们知的。
当然，这与在哲学玄理的层面上，认为普通老百姓往往难以理解形而上的原理并不矛盾。如果教的结果是要让老百姓知道形而上原理，这又太高估孔子的教育理想，这真个是要人人皆成尧舜了。因此，道的原理也许最终“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庸》），“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从也”（《孟子》）。即使在孔门弟子中，仿佛也只有颜回等少数后进弟子，才能在这方面和孔子心有灵犀，莫逆于胸，其他大多数弟子纵然贤若子贡，能若子有，都无思辨能力在这问题上深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形而上的“道”，与一般教育中的“知”混淆一谈，认为孔子这里讲的“知”，是形而上学的“至理”、“大道”，因为这在《论语》中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纵览整部《论语》，确实找不到孔子认为不必教育人民，或者人民还是愚昧无知一些为宜的章句。勉强在下一则中，前半则仿佛提到了孔子认为教育人民的奢侈：
此处的“君子”、“小人”，并非指《论语》中通常意义，即道德概念上的君子和小人，而是当时社会上更为普遍使用的“君子”与“小人”的本义：君子，指君王之子，君主的后代们，包括孔子及其弟子，追查其族，都是君王之子；小人就是上面解释的“民”，即无姓无民的普通贱民。正是孔子等人，才把原来血统论的君子与小人，移花接木，成了道德论的君子与小人。
这一则说孔子的弟子言偃（子游）在武城做县宰，孔子和其他弟子去看望他，听到市井居然传出弦歌之声。孔子笑子游是小题大做，杀鸡用上了牛刀，子游引用孔子原来说过的话进行反诘：“我听先生您说过，贵族士人学礼乐之道，就会懂得爱惜人民百姓，黎民百姓学了礼乐之道，就会容易使唤。难道不是这样的么？”孔子赶紧对同行的弟子们说：他说得对！我刚才只不过是戏说罢了。
也就是说，这句话若用与前面引用的章句统一一下方式表达，就是“人学道，则爱民；民学道，则易使”。在这里，学，知，使，这三者成了前后一贯的统一体。
教民以知，最终是为了让“民易使”、“可使”，这未免会让后世的民主自由派失望。孔子的政治思想，毕竟是家族伦理为模型的“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同胞”的伦理政治，君主与臣民，在其结构中事实是象征性的父子关系。而孔子想要达到的，就是不过是父慈子孝，共同守护家园这样的一个东方式理想，当父不慈的时候，孔子认为在“几谏”之后，也只有独善其身，乃至归隐、迁居等消极的办法了。你可以批评这种思想在现代民主政治前确实并不是最合宜的，但既不要认为孔子是在愚弄人民、利用人民，也不必强把孔子拉扯为自由启蒙的先知。
这就是孔子，一个最终以教化天下为己任的执木铎者。
干国祥解读于扬州宝应
2010年5月19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