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法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国家规定”的认定始终是争议的焦点。本文以被告人李彦生与胡文龙非法经营案为例，探讨有偿讨债业务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中的“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辩护律师李彦生的辩护着重于其坦白认罪和悔罪表现，请求从轻处理。
法院审理时，关键的争议点在于如何解读国家法律对有偿讨债的明确规定。尽管《打击非法讨债活动的通知》曾明令取缔，但法院认为现有证据并未充分支持二被告违反“国家规定”的指控。该通知主要针对的是非法讨债行为，而非有偿讨债的合法性。刑法中的“国家规定”明确限定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决定命令，而非此类通知。
辩护观点认为，国务院办公厅名义的文件如《打击非法讨债》和《惩处信息犯罪的通知》，并非刑法意义上的“国家规定”。它们针对的是特定领域的违法行为，不适用于有偿讨债业务。因此，认定有偿讨债违反“国家规定”的依据并不充分。
在案件分析中，有观点认为被告人李彦生和胡文龙的有偿讨债行为虽可能侵犯公民权益，但并未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这种行为更多地侵害了财产权，而非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建议采取治安处罚而非刑罚。法官认为，有偿讨债主要涉及个人隐私和生活秩序，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扰乱并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充分条件。
法益重心在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合法的有偿讨债行为不应受刑事追责。然而，如果采用非法手段，如侵犯个人信息或寻衅滋事，即使轻微违法，也应根据具体罪名进行处理。在李彦生和胡文龙的案例中，他们追讨欠债时的言语威胁，针对的是债务人，未构成严重危害，因此无需刑罚。
这起案例揭示了法律对于有偿讨债行为的精细区分，强调了合法追债与非法行为的界限。郭慧、刘为波以及袁长伦律师和退休法官的分析，为我们理解此类案件提供了深入的法律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