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山中学创立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校规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教学中，学校不仅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也很重视启发学生思想觉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学有所长。
一九三零年秋，为了满足女子读初中的愿望，营山以启明女子小学为依托，招收初中女生一个班，共六十五人，连续招了三年。一九三五年上期，女中与营中合并，称营山县立初级中学校。
一九三五年，任梓勋任营中校长，邓托夫任教务主任。营中学生人数增至四百人左右，学校分男生部和女生部。任、邓二人注重启发学生自觉学习，经常开展作文、数学、英语竞赛，校内充满自由、清新的风气。
一九三六年秋，任梓勋离营中，邓托夫代理校长。邓托夫尊重学生人格，学生有错误，他总是耐心启发教育，不打不骂。他还注重引导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学校办有油印小报，欢迎学生投稿。各班办有墙报，由学生写稿、编辑。他对教师，只要思想上不毒害学生，能正确传授知识，不同党派、不同观点的人都聘用。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邓托夫正式任校长。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亲自组织带领宣传队到骆市、回龙、仁和一代宣传抗日救国。他在自己主编的歌曲集《救亡呼声集》的序言中写道：“抗日的歌声，好比民族解放的号角，号角吹到哪里，民族解放就到哪里……”以激励师生抗日救国。邓托夫还和进步教师利用升降旗仪式和周会时间向学生讲时事，号召学生办壁报、演话剧、唱歌曲，抗日烈火在校园炽热燃烧。
邓托夫还教育学生热爱真理，追求进步，向学生暗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这种爱国抗日热情的推动下，一批进步教师于一九三八年春奔赴陕北，也为于凤书、陈作梁、李正文、王屏、何其茂等学生加入共1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三八年春，唐尚仁任营中校长。他上台后，一反邓托夫任内时的自由和民主，在办学上突出一个“严”字。一方面教学上严，学生平均分不及格者留级，一个班的学生到毕业时，竟所剩无几；教师上课“发水”，也要受到处分。另一方面，因其受政治观点的支配和国民党推行反共政策的影响，对学生思想控制也极严。学校对学生的信件和阅读的书报杂志，要检查；对学生的进步言行，进行秘密监视，若有越轨行为，轻则记过，重则关禁闭直至开除。这种压制民主的奴化教育，引起学生强烈不满。 一九四一年秋，徐伯禹第二次出任营中校长。他学识丰富，教学要求严格，但对学校管理缺少办法。不少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和他的家属亲戚被聘为教师，致使教师队伍质量下降。
一九四三年春，方维祺任校长，他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同地方势力“十人团”打得火热，平时对学校的事很少过问。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农历正月初三）晚七时，正当方维祺忙于交际应酬之时，营中大楼起火。因无人抢救，整个大楼及所存图书、档案、仪器、桌凳全被焚毁。
营中大楼被焚烧后，学校便将礼堂、寝室改为教室，年级合并上课，给教学带来很大困难，再加之一九四四年上期，县政府只给教师拨四个月的薪金。校长徐伯禹再三函请县政府、参议会修建校舍、补发薪金，但终无结果，学校被迫于六月放假。当年秋，营中女生部奉命改为营山县立女子初级中学校。
一九四五年下期，正值抗战胜利，学校本有复兴的希望，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以致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学校面临重重困难：欠教师四个月的工薪得不到解决，公杂费无法支付，校舍设备亟待添建，学生伙食越办越坏，以致爆发了一九四六年由营中教师带头发动、城内几所学校教师参加的“索薪斗争”。在这场联合罢教、示威游！行的斗争中，营中教师蒋佩文被打得遍体鳞伤。国民党反动当局竟无理逮捕王屏、何光明等一批进步教师。唯危房一事，因危及不少当权者子弟的安全，乃拨款新建一楼一底砖房一幢，于一九四七年上期落成。
一九四七年上期，刘鹤笙任营中校长。接任后，他对课堂讲授、作业批改、考试测验、体育运动、班级会活动等方面都有计划安排，并逐步实施。但他禁止学生唱民主歌曲，说什么“浅薄偏颇之辞，有害民族前途甚巨”。然而，民主潮流是阻挡不住的。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营山地下党组织先后在营中教职员中发展李道镛、周青文、李泸生、肖光基，在学生中发展曹敬熙、曹仲春为党员，并派马中益专门领导学校工作，发展民主运动。
一九四九年，罗信让由晋德中学调营中，时解放战争已接近胜利。不少外地大学、中专学生回到本县，受聘于营中任教。当时又有一批教师加入共产党。为了早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营中的地下党员积极开展工作。有的联络群众，发展党员，准备武装起义；有的作县内国民党当局上层人士的分化工作，争取他们弃暗投明；有的团结进步教师，宣传党的政策，保护校产，迎接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