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丽是鲁迅文学院第3届高研班学员，我是第15届学员，按说此等前辈只能遥望、仰望，可是鲁迅文学院又办了回炉班，即第28届高研班，我们相差12届的学员做了同学，而且巧的是分小组的时候，分在了一个小组——鲁28第一组，成员有邵丽、文清丽、于晓威、黄孝阳、邰筐、瓦当、补丁和我。选组长时，大家推选文清丽做组长。文清丽憨厚地笑着说：“你们是不是看我老实，让我当组长？”邰筐还是谁说：“因为你作品写得好，人好，又比我们年长，你来当最合适。”文清丽笑笑，没有再推辞，而是说：“我在《解放军文艺》当编辑，你们有了好稿子给我，我们也要涨稿费。”
那时以《上海文学》《收获》为开端，全国许多刊物开始涨稿费，作家们投稿，除了选择大刊，也开始选择稿费高的刊物。
组长确定下来，黄孝阳马上建了个微信群，名字很响亮——“天下第一组”，补丁不用微信，没有加入群。
高研班的活动极其多，除了上课，几乎每周都有研讨会，还有一远一近两次社会实践，以及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组织小组成员参加活动，是小组长的职责。说是小组长，其实谁都明白是给大家服务的，对同学们并没有行政上的约束，也没有什么利益可得，对于一个不负责任或责任心一般的人来说，可能只是笑笑而已，机械地当个传声筒。文清丽不知道是军人的本色，还是性格使然，却很负责任，什么事情都想做好。对于一个随机的、散淡的组织，每个人个性都很强，目的又是创作，有些同学对活动不大感兴趣，又把自由、独立奉为人生信条，小组长沟通协调起来未必那么容易。但是文清丽认真做了，无论什么事情，除了在群里通知，还要和每个人私下里单独讲，努力组织大家参加。在她的努力下，我们组所有的活动都积极参加了，为了集体荣誉，甚至走了些“歪门邪道”。
有次搞趣味运动会，我和于晓威参加了踩气球，两人奋不顾身拼命踩别人挂在身上的气球，但活动快结束时还势均力敌，这时我看到有几个气球掉下来还没有踩破，便躲开同学，把它们拾了起来，时间一到，我的气球最多，我们组获得了第一名。有同学不服气，说违反了规则，文清丽便和他们理论，说规则里没讲不能拾别人掉的气球。经过裁判研究，我们还是保持了荣誉。
还有一次是学习快结束时组织新年晚会，我是个没有文艺细胞的人，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从来没有参与过这样的活动。文清丽又来做工作，在她的劝说下，我报了个节目，因为实在是啥也不会，便想了个用方言朗诵诗，用普通话不敢，因为我的普通话也太烂了。没想到节目报上去，班委觉得不错，又组织了其他几位同学，分别用各自的方言朗诵同一首诗。节目一表演，大家都觉得很好玩，既活跃了气氛，还留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那是我至今唯一的一次在新年晚会上表演节目，想起来还得感谢文清丽。
和文清丽熟了，对她的认真、负责感受得更深。她虽然在当选小组长时向我们约稿，其实是客套话，因为她对我们小组每个人的创作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作为一位负责任的编辑，她才不会无原则地约稿呢，她约稿的对象是她认可的作家。
有一次鲁院和人大创意写作班的研究生联合举办活动，她当着我们的面向人大的一位青年作家约稿，我知道她是真正喜欢这位作家的作品。
文清丽正式向我约稿是同学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她看了我在《人民文学》微信公众号上发的一些文字，拿着她的一本中篇小说集《回望青春》来找我。那天我们谈了很多，谈的最多的是各自喜欢读的书。我当时正在读《尤利西斯》，文清丽拿起来看到书上密密麻麻做的笔记赞美我，其实我记忆已经不好了，看过的文字大多记不住，只能做笔记强化记忆，也为下次再读时留个重点。我便想起她带来的小说集，青春一眨眼就不见了。那会儿，我们都热衷于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短经典”。文清丽向我推荐了爱尔兰作家科尔姆 ·托宾的《空荡荡的家》，她说托宾很敏感细腻，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和矛盾处理得很好。我向她推荐了美国作家罗恩·拉什的《炽焰燃烧》和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慈·阿迪契的《绕颈之吻》。我买了《空荡荡的家》，读后感觉很好，又买了《黑水灯塔船》《母与子》，托宾讲的“小说不是把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小说化，而是把一个不存在的人变得真实”，对我很有启发，几年之后，我写出了几个这样的人物。
文清丽走后，我读她送我的集子，都是军事题材，人物角色各异，性格各异，但都有个特点，忠诚，对祖国、对人民、对军队的忠诚，文清丽的这种忠诚，没有刻意拔高，而是从自己思想里自然流露出来的，是她自己的认识，因其真诚，所以真实。
有了这次交流，两个人更加熟悉了，在王方晨的组织下，我们一起去探望丁玲的秘书，原《中国作家》副主编张凤珠老师。接受公安出版社的邀请，去《啄木鸟》编辑部做客。文清丽总是那副认真、负责的样子，老大姐一样帮着张罗。
还有一次，文清丽请我和于晓威吃饭。于晓威那时画画正在兴头上，每出一幅作品都被人抢购，时间特别宝贵。吃饭时心不在焉，总想回去画画。文清丽请客和别人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大张旗鼓请一堆人去吃，她喜欢只叫两三好友认真交流，所以能被文清丽请很不容易。我也喜欢这样的交流。但于晓威坐不住，吃了没几口就要回去画画，文清丽有些生气。文清丽生气是藏不住的，她性子直。她不阻拦于晓威，一顿饭早早散了，大家没有深入交流。
我还见过一次文清丽生气，是在海南社会实践的时候。中午吃饭坐桌子，不知道哪位同学开了一句玩笑，文清丽马上生气了，站起来责问他，弄得对方很没面子。我有时说话口无遮拦，也爱开玩笑，但赞成被伤害了就说出来，也和朋友们发作过几次，竟和文清丽的耿直有几分像。
毕业之后，同学们虽然亲热，但实际上联系并不多，文清丽算是和我联系比较多的一位同学。这还是源于她的认真。每次我在哪里发了作品，不久就能收到她的鼓励，这种鼓励对于时刻怀疑自己的我，十分重要。有时也和她探讨一下自己刚发表的小说，文清丽总是谈得很认真，一看就认真读过。在读者日渐稀少的现在，她这样对待文学，对待我，我心里暖暖的。
2016年，我给了她一篇小说《抬着担架的父亲》。其实严格意义上算不上军事题材，只是打了个擦边球，文清丽很快就读了，并推荐到第五期发表。她在《解放军文艺》干得比较得意，刊物改刊，领导重用，她放开手脚约稿，《解放军文艺》推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几乎每期都有被转载和受到较大关注的作品，我部队上的作家朋友们都说《解放军文艺》比以前办得好了。
2017年，我应邀参加《长江文艺》的笔会。一到武汉，就见到了文清丽，她也应邀来参加笔会。我见面就喊“文大姐”“文组长”。她灿烂地笑着说：“杨遥可坏了，小说比我写得好，可是见面总是叫我大姐或组长。”其实，文清丽的厉害不仅是小说编得好，而且小说写得好，不断能从各种颇有影响的刊物上见到她的作品，也不断被转载，但她总是很谦虚，总是努力想成全别人。我叫她“文大姐”“文组长”，不是口头上的客气，是发自内心尊重她。这种尊重，不光是我一个人，也有其他朋友。一位和我很熟悉的军旅作家说过，《解放军文艺》编辑里面文清丽最有眼光，也最认真负责，给了别的编辑稿子只是推荐一下，发与不发很少提意见，只有文清丽提意见，而且提得很准，每次他都按文清丽的意见改，改完比以前好许多，几篇获奖作品都是她编的。
《长江文艺》的笔会时间比较长，和文清丽便聊得也比较多。除了聊文学，还聊自己的经历。文清丽的家庭很不一般，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出了好几位职位很高的军官。文清丽自然自豪，但她更自豪的是多年前她把家庭成员的经历写成文字，发在了《家庭》上，收到一万多元稿费。她讲这话的时候，眼睛里全是星星，毫不掩饰那种快乐。她说：“没想到有一万多稿费，领到后我马上买了台数码相机。”那时的一万多确实很多，我上一年班，恐怕也挣不下这么多。关键是这时文清丽已经成长为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很多人到了她这个段位，唯恐别人知道自己还写过这样通俗的文字，恨不得把自己所有“有损”形象的事情用橡皮擦去，包装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但文清丽毫不掩饰自己的经历，这种纯真在她这种年龄也很少见。
笔会结束，她回北京，我回山西，各自埋头工作和创作。因为忙，还有性格，我渐渐疏远了微信朋友圈，很少去关注朋友们干什么，但是只要我在朋友圈转发微信公众号或者什么地方推送自己的文章，总能收到文清丽毫不吝啬的赞美，有时帮我转载，有时在私信里和我聊她对这些文章的看法。而我，几乎没有帮她转载过，点赞也很少。很多朋友讲对等，讲礼尚往来，文清丽却似乎从来没有介意过。
前不久，我们在北京见了一次面，一见面，我喊“文大姐”，她微笑着说：“阳明堡。”顿时好像刚见过面。
阳明堡是我不久前发表的一篇小说里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