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议和因甲午战争而来，而奉清 *** 之命前来议和的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下榻的旅馆门口遇到了狙击手，当时弹伤颊骨、血流满面，又使这一事件充满了诡谲的色彩。中国关于马关议和的议论多矣，而作为敌方提供的材料，日本谈判代表之一、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事后出版的口述回忆《蹇蹇录》尤其值得重视。
在李鸿章之前，清廷原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署理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往议和，却为日人所拒。通常都说日本人嫌这两位名望不彰，也许日人的确有这个小九九，但摆在台面上的理由却极其正当:事关战争与和平的谈判，中国的代表未得到皇帝授予的充分权力，不合国际公法。陆奥宗光在回忆录中甚至说，他和首相伊藤博文对此早有准备，因为清国予其使臣之所谓全权，往往有不符国际公权上之例规，他们事先已决定，审察彼等所携全权委任状形式如何，如缺国际公法普遍之例规，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立刻拒绝与其继续谈判，后来果如吾侪所意料，发现清国使臣未带国际公法上普通之全权委任状。作为新兴强国的日本，处处搬弄所谓国际惯例，有些让中国人恼恨，但也正因此保证了其看似无礼，却并未在外交上失分。
行刺李鸿章的小山六之助时仅21岁。暗杀外宾看似极端分子的偶然行动，实则代表了当时日本民间的情绪。日本经由明治维新，进步极速。大凡一个曾被人轻视的小国，在卧薪尝胆，渐趋强盛之后，民众中间极易兴起敏感、自大的民族狂热。日本正是这样。甲午战前几年，丁汝昌曾率中国从西方购置的巨舰访问日本，日本国民饱受 *** ，立即兴起了海军热，个人捐资购舰极为踊跃。这样一种民族性格有利于国家的自强，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集体的不理性之下，容易牵引民族走向歧路。甲午一战，北洋水师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型，列强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人的民族狂热顿时飙升至沸点。打到北京，活捉清帝几乎成为民众的口头禅。陆奥宗光即回忆说:在平壤、黄海战胜以前，心中焦虑最后胜利之国民，现今深信胜利必归我国，问题只为我旭日军旗何时能进入北京城门。至此，一股气象壮心快意狂跃，流于骄肆高慢，国民到处凯歌有如乱醉，对将来之欲望日增。……在此期间如有深谋远虑之士倡妥当中庸之说，必被目为怯懦毫无爱国心之徒，几为社会所不齿。在这种情绪的包围中，年轻的爱国主义者 小山六之助认定中日媾和谈判只对中国有利，是中国摆脱战败困境的阴谋，乃至愤而拔枪，岂非顺理成章？
《蹇蹇录》对李鸿章谈判中辞锐而气竭的窘境也有平实而生动的记载。
李鸿章枪伤稍愈，双方重开谈判，李鸿章针对日本提出的割地、赔款、重订商约等要求，在答复的说帖中，谓如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子孙永成仇敌，日本如不此之图，徒将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耳。不能不说，李鸿章将中日必须和好的道理阐述得甚为透彻，可惜打了胜仗器小易盈的日人哪里听得进去？陆奥宗光就轻蔑地称这不过是家常茶饭之谈！
为了争得条款的些小让步，李鸿章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因底气不足均归无效。陆奥宗光回忆:起初就偿金二亿两，他要求减少五千万两，视不能达此目的，他则乞减少二千万两，最后他竟对伊藤全权哀求以此些少减额为其归途之饯别。此等举动以李之地位而言实有失其体面。为什么陆奥宗光认为李的哀求有失体面？盖于伊、陆二氏而言，李为前辈，且早著国际声誉也。
而为陆奥宗光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替李鸿章感到不好意思的同时，国内抨击李鸿章的声音已经四起，光绪帝师傅、人称状元宰相的翁同和在日记中就议和写道:数日无封奏，而电亦稀，惟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翁师傅这里似乎弄错了，议和要挟的是日本人，而非李鸿章。他在国内当然可以不欲记，不忍记，但在外面谈判的人，能不能不欲谈，不忍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