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8-05-08
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形成及社会地位
一般地说，中国古代的“士”大体相当于今天社会的知识分子。在“体”、“脑”严重分离的中国古代社会，大凡精神文明的产品主要是由他们创造，或者经他们传达的。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或是一个阶层，“士”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形成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古代典籍中，“士”字的最初含义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易·归妹》有“女承筐，无实；士 羊，无血。”“士”，指的是从事劳作的男子。这种用法，《诗经》中也颇多实例，比方“女曰鸡鸣，士曰昧旦”（《郑风·女曰鸡鸣》），“士如归妻，迨冰未泮”（《邶风· 有苦叶》）都是这徉。“士”字最初的这种含义，也许正说明，殷周社会，“士”尚末成为有独立性格的社会阶层，尽管那个时候中国最早的士人已经出现。
春秋战国，诸侯纷争，中国社会呈现出激剧动荡的政治局面，这无疑为早期的士人提供了施展才干的极好机会。中国文化史上那些卓著影响的开山人物，比方孔子、孟子、墨子、庄周等人先后出现在这个时代，他们或则发挥思想，创立自己的学说；或则不辞辛劳地周游于诸侯列国之间，试着用自己的理论去改变整个社会。尽管他们的主张往往不被当时社会所接纳，自己也成了汲汲惶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他们所创立的学说，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却几乎决定了其后两千余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正是这个时代，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促成了中国士子的自我觉醒。从这个时代的典籍中，我们同时看到了“士”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正在悄悄改变着汉语中“士”字的含义。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孟子则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这时的“士”，显然已经有了与殷周文献中“士”字完全不同的解释。它不再是从事劳作的普通男子的通称，而是与“民”（普通百姓）相对举的，具有完全独立性格的社会另一类人。
“士”字的这种理解，显示着中国社会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的阶层的诞生。
战国末年也许是中国士子最为活跃，最感兴奋的时期。诸侯列强为了一统天下，纷纷招贤纳士，网罗人才。大批士子往来于七国之间，斥咤风云，游刃有余。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掌握着强秦的大权，孙武、吴起、李斯、韩非之流似乎全都如鱼得水。整个社会渐渐看到了“士”的力量，以至于王公贵戚们莫不以礼贤下士为时尚。据史料所载，仅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齐孟尝君，搜罗的门客士人就不下三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中国士子开始登上了社会的大舞台。
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诸侯纷争的政治局面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所代替。士子们从此失去了择主而事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转而成为封建专制政权的仆役和工具。然而，作为一个已经成熟的社会阶层，“士”的独立性格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他们既为封建王朝的政治服务，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便日趋强烈。这种责任感与社会现实的碰撞，给他们带来了种种矛盾。而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及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同时决定了他们既无法改变污浊的社会现实，也无法摆脱缠绕在他们心里的众多矛盾。正是带着社会及人生的种种重负，中国士子在其后的两千年中步履艰难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创造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士子文化。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愈来愈分明地展示出中国士阶层自身的许多特点。
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士”阶层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它的基本社会地位。士了们无法突破庞大的宗法网络而挤身于封建统治集团及上层社会王公贵戚的圈子之内，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饱学而博闻，或者甚至具有超凡的政治管理才干，他们也只能成为封建政权的辅臣。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对于“劳心”与“劳力”的严格区分，士子们自然又不甘心混迹于市井里巷，等同于平民百姓。因而，中国古代的士子必然处于社会的中层，由这种“居上不下，居下不上”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最为基本的特点，或者说中国士子特有的文化心态对上层社会统治集团的依附心理和对下层社会普通百姓既同情又鄙弃的双重心态。
中国士子是必须依附于上层社会的，因为他们只有借助于社会权力或者代表社会权力的王公贵戚，才能找到施展才干、建功立业的机会。从孔子周游列国到战国的养士之风，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士子对社会权力的依附。一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形成，这种依附便愈益强烈以至成为中国士子的一种最为基本的文化心理。而这种文化心理又直接外化为士子们对于“仕途经济”的热切渴望，对于“读书做官”的不懈追求。
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我们看到一种令人迷惑的现象。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拼命读书，有的甘受十年寒窗之苦，有的毕其一生，不事他业，终老书斋。中国古代社会这各特有的文化现象所展示的文化精神当然是多方面的，有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规范而导致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也人由“朱门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贫富差异带来的人生现实利益追求。然而，古人读书不过是为了做官，只有做官才能实现上述人生价值及利益的追求，这种功利的目的本来就是十分明确的。正是在这个被视为入情入理、天经地仪的追求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士子，对于社会权力的强烈依附。他们知道，只有读书才是寻求这种依附的有效途径，一旦“金榜题名，”实现了这种依附，他们便有了进一步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这便是为什么中国古人把“金榜题名”看作是人生一大佳境的原因，也是《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为什么中举后便会发疯的原因。
当然，士子寻求依附并非仅此一道，比方对于某些代表社会权力的达官贵戚的干谒就是另一门径。就连李白那样的才华超群之士也有所谓“生不愿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干谒文章，而孟浩然求官不得的许多诗歌：“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之类这种干谒心理更是望而自明。
在不断地寻求上层社会以为依附的同时，中国士子又与下层社会保持着天然的联系。应该说，中国士子大多数本身就来自普通平民百姓，他们熟悉了解，或者甚至亲身体验过下层社会普通百姓的艰难生活，懂得他们的喜怒哀乐。这种与下层社会无法割弃的联系，使得他们在自己的诗文言论中常常流露出对于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和关怀，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士子实际上成了民众的代言人，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真实面貌正是通过他们的诗文得以展示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体”“脑”的严重分离，中国士子与普通劳动者又有着明显的隔膜，他们在思想深处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与平民百姓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他们往往鄙弃劳动者的粗俗、无教养、无文化，把他们看作是碌碌无为的“群氓”。这种对于普通百姓的双重心态，决定了中国士子与社会下层的若即若离，他们的诗文在揭示现实社会的时候便多了一层旁观者似的清醒或俯看众生似的怜悯。
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中国士子自身的许多特点。首先便是那种高度独立的人格和强烈的尊严需求。如前所述，中国士子很难挤身于上层社会，但他们却必须不断地与上层社会打交道。士子的立世之本是才干、学识和本领，而这些，非旦普通平民百姓无法具备，上层社会那些饱食终日的王公贵戚也难以具备。于是，士子在与上层社会的交往中也有了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与这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同时产生的必然是一种人格与尊严的高度需求，是中国士子“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屈，威武不能淫”的理念人格。战国时代的士子唐且受安陵君之托出使秦国，在盛怒的秦王面前，无所畏惧，并且针锋相对地喊出了“士若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事见《战国策 魏策》）如果说唐且惊天动地的呼喊只是这种理念人格的早期实践，那么，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则把这种人格高度集中为一种士子的精神。两千余年，尽管无数士子随着不断变迁的世事而有沉有浮，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各以不同的物象来象征自己的人格和品性，比方有的声称爱“梅”，有的声称爱“菊”、爱“莲”、爱“竹”、爱“陋室”，而在这种沉浮及那些象征着不同品格的物象背后，我们几乎都能看到中国士子引为自慰、自赏、自傲的高度独立人格。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中国士子的又一特点。士子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既比一般人更关心，更了解国家的前途命运，又能比王公贵戚们更清醒、更客观地看待社会的现实矛盾。他们常常在富国强民的理想与腐败污浊的现实矛盾中煎熬着因而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紧紧相随的便是中国士子深沉的忧患意识。宋代范仲淹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自我警策正是这种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融为一体的忧患意识的真实体现。
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从责任感和使命感来阐释中国士子的恢宏气势和执着精神，这话是十分深刻的，它甚至道出了其后两千余年中国士子所体现的一贯精神。屈原执着于君国，九死而不悔，终于自沉汩罗。杜甫经安史之乱，只身逃出长安，跑到凤翔时只能“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可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丝毫未改。文天祥出使北营，为元人所扣，历尽艰辛，九死一生，唱的仍然是“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当我们把历朝历代无数士子的言和行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士子的这种基本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极其可贵的民族精神。
与上述特点密切相关的是中国士子的人生态度。一般地说，中国士子都有着明确的人生态度，他们的言论、行动往往受着一定的思想体系的约束。具体地说，影响中国文化发展二千余年的孔孟儒家学说正是中国士子的主要精神支柱和行为准则。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儒家学说本身就是由士子创立的。应该说它的精髓代表了中国士子最本原的人生态度和社会理想，而这种人生态度和社会理想在历史的发展中慢慢积淀为民族的基本传统又反过来顽强地影响甚至决定着士子的人生态度，成为与中国士子的全部人生无法须臾割弃的根本准则。
这种源于儒学的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它把士子的人生最高价值规范为“兼济天下”的宏大理想，在培养出一种豪迈之情的同时，又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于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之情便时刻驱使他们与社会的兴衰治乱融成了一体。然而，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又常常让无数士子尝尽了人间的艰辛苦涩。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士子的人生态度正是造成他们悲剧人生的重要原因。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中国士子正是这样，他们自觉地经受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磨难，始终怀抱着自己的理想，在社会与人生的无数矛盾中苦苦求索。
当然，中国士子的人生态度也有相互关联着的两个方面“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这是因为中国士子在自觉地实践着儒家教义的同时，也受到影响中国文化传统的另一思想体系道家思想的影响。而道家思想的精髓是“无为”、“出世”。当“兼济”的理想被严酷的现实辗得粉粹时，士子们则以另一种人生态度去面对严酷的现实，那就是退而自守，“独善其身”。而事实上，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中国士子的“兼济”理想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更多的情况则是如同韩愈献《谏迎佛骨表》那样的朝奏夕贬。于是，中国历史上士子退而自守，“独善其身”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即如白居易那样，早年写出了大量怦击时弊的诗歌，“兼济之心”不言自明，而一旦触忤权贵，获罪难免，便只好“世事从此不开口”了。
应该指出的是，士子的“独善其身”乃重在一个“善”字。他们无力回天，退而自守，并不意味着放弃了自己基本的人生态度。相反地，他们正是严格地恪守着人生的基本信条，在污浊的社会现实中保持着自身的高洁，保持着中国士子的独立人格。 “士”阶层的一系列特征决定了中国士子在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运作轨迹。而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及“士”阶层在这个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又决定了中国士子在整个封建时代的座标体系中的座标位置。于是，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士子是怎样带着人生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在中国文化史上绘制着自己的图影，创造着自己的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