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遗址是世界闻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堆积厚度四米左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的时代,距今约七千年,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一。第三、四文化层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1)耜耕农业: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说明农业不是哪个圣人发明的,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从而有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群众观念。
(2)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3)纺织、交通工具和髹漆技术的出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4)发现以象牙雕刻为代表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西有周口店,东有上宅,这是就北京而言。上宅文化遗址位于京东我的故乡平谷境内,距今约六千至八千年,应属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曾有专家论道:上宅文化早于西安半坡。我在历史书上,是见过半坡遗址出土的鱼纹彩陶盆的,只是所知不详。而今到了西安,便不能不拐个弯,绕路半坡了。
一路想来,渭河发源于甘肃,滔滔滚滚曲折而来,奔腾东流注入黄河,横贯陕西中部。渭河流域,支流密布,土地肥沃,人称八百里秦川,为人类生息繁衍的摇篮。半坡遗址恰在秦川上,背依白鹿原,前临浐 河,距今约五千至六千年,当是新石器时代中期了。作为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上宅文化遗址,北有燕山,南有泃 河,依山傍水。看来人类早期生活似有共通之处,毕竟那个时代人类还只有被动的依赖自然,而不能主动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半坡遗址,发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典型的母系氏族聚落遗址,以丰富的文化遗存,成为我国仰韶文化的代表。半坡博物馆,就坐落在遗址上,进去,须登几十级台阶,仿佛一条时光隧道,一级级引我步入远古先民的生活情境中。
半坡人居住的地方,用今天的话,应该叫半坡村。无论是方形的还是圆形的房屋,多为半地穴式,而且以小屋居多,大屋仅一座,位于中央,小屋围大屋而筑。这种环形布局,不会是无意识的,明显地体现着团结向心的一种原则一种精神。上宅文化遗址,也是半地穴式建筑,大多是不规整的椭圆形,屋内都埋有一个或两个深腹罐,是灶塘吧,且兼及存储火种。因没有全部挖掘,不知是否也有大屋 ,也环形布局。我想,有可能同半坡类似的。半坡遗址上,有很多柱洞,其建筑应是用树木枝和其它植物的茎叶再加泥土混合架构而成的,上宅文化遗址也发现了柱洞。这些今天看来实在是不起眼的"马架子窝棚",却是六千年前先民的杰出创造,是中国土木合构的古典建筑的发端了。穴居日久,容易“下润湿伤民”,人们便就地取材,铺茅草、皮毛甚至烘烤地面。屋内设有火塘,但无烟道,一旦失火,就得重新搭造,何等艰难的生活!人类发展是缓慢的,每一个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生活实践甚至付出了血与火的惨重代价。原始的先民,也在努力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栖身之地,我们现在的烟囱等通风通烟易如反掌,随心所欲,半坡人不行,他们一定希望生活得更好,但能做的,也只有那样,实属不易了。那么,这些房子里又住着什么人呢?既处在母系氏族阶段,每个小房子,似应住着过婚姻生活的妇女以及不确定的来访的其他氏族的男子,当然,也会有男女相对稳定的对偶婚,但绝不是后来的一夫一妻制,依然依附于母系大家庭内,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最受尊重的“老祖母”或另外多族的首领住在大屋子里,同时也是老年、孩子的集体住所。在半坡村里,人们过着生而平等相安无事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既然居住区是一种环形布局,那么,四周环绕一条壕堑围护,就很正常了,尽管现在只清理一小段。堑深六至七米,宽五至八米。半坡人没有现代挖掘设备,完全是用简单的石铲一铲一铲掘成的,数百米的壕堑,算来起码出土量要一万多立方米,那时一个氏族能有多少人?除去老弱病残,还有多少强壮者?其工程之浩大之艰难,恐怕不亚于后人开凿一条大运河。中华民族最能吃苦耐劳,从原始先民也得以体现。夏雨时节,村落积水可以疏导到壕堑中,而野兽袭击、外族侵袭,壕堑做了第一道防护的屏障,称这是后世城壕的雏型或先驱,不为过。堑北为墓葬区,是一片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死者排列相当整齐,一般头部向西,以单人葬为主,也有二人四人葬;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有仰身葬,也有俯身葬;有直肢葬,也有屈肢葬,以及瓮棺葬。其中,成人儿童分开,儿童大多不葬于公共墓地内,而是置于瓮棺内,埋在房屋附近,或许想孩子年幼,尚需父母照顾吧,尤其瓮棺上有一钻凿的孔洞,大概是作为孩子灵魂的通道,表明半坡人已经具有人死后而灵魂不灭的观念了。如果从整个墓葬看,虽然那时仍处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物质极其匮乏,人类还没有走出混沌,因而没有阶级,没有贫富,更没有剥削与压迫了,但差别总是有的,可能社会学家会有很多种更科学更合理的解释,而凭直觉我以为,屈肢葬、俯身葬,一定与仰身葬不同,仰身葬者一定优于其他葬者,不然,就不会随葬品大多出现在仰身葬中了,哪怕几件陶罐,现在觉得忒不值几个钱了,而那时当是较为贵重的了,宛若后代随葬的青铜器、金银器一般。
半坡人要生存下去,最基本的就要有食物。其途径,一靠狩猎。从出土的许多石或骨的箭头看,他们已普遍使用弓箭,还有石球石矛。 由此可以想见,人类发明了弓箭与矛,延伸自己的臂力,最初只为满足生存需要,后来进入阶级社会,为了争夺领土,为了争夺权力,弓箭与矛才用于战争,用于消灭人类自己!二靠捕鱼。数千年了,鱼网难以保存,网坠儿却不易腐朽,很简单,就是把扁平的小卵石,两侧击打出缺口,拴在网沿上,坠网沉入水底,网在水中张开,待鱼自投了。似乎陶器上曾印有布纹,半坡人已经纺纱织布,因此,他们就一定能够用细绳,编织鱼网。他们应该具有了这种能力。当然,我们切不可将五六千年前先人的智慧估计太高,毕竟是人类的童年,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相反,也不可能把他们的智慧估计太低,什么都不行,那还怎么称得上万物之灵呢?三靠种值。半坡人已大量使用石铲、石斧、石锄、砍伐器等生产工具,进入了较发达的原始农业阶段。他们用石斧、砍伐器砍倒树木,芟除杂草,并放+火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501463.html?si=3&wtp=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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