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从王廷到社会底层，到处都可看到“士的身影。探讨这个阶层的活动，对深入了解战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与文化，很有裨益。
一、士的类分
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这不仅说明士阶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为了区分不同的士，当时的人便开始对士进行类分。《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根据士的特点、社会地位等情况，大体可分成三大部分：
(一)武士。其中又分不同类别。第一类是国家的武装力量。由于技能、职掌、兵种以及国别等不同情况，又有各式各样的称谓：“选士”、“练士”、“锐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虎贲之士”、“剑士”、“死士”、“甲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吏士”等。第二类是侠士。典籍中称之为“侠”、“节侠士”、“游侠”。这些人的特点是见义勇为，为知己者死。第三类是“力士”，指力气大而勇悍之士。
(二)文士。《韩诗外传》卷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这里把操笔杆的称为文士。其实文化人，包括辩士，皆可称为文士。早在战国之初，墨子就曾对文士的特点与文士的不同类型作过划分，他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1]。德行、言谈、道术应该说是对文士的类分。战国史籍中有关文士的各种称谓不下三、四十种。这几十种称谓，大体可归入如下几类。第一类可称为道德型。这一类的士把道德修养作为奋斗目标。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从道德品质意义上给士下定义或概括士的特点和本质。如孔子说：“士志于道。”[2]《吕氏春秋·正名》记尹文与齐王的对话：“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道德之士的称呼计有：“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劲士”、“正士”。第二类可谓之为智能型。这些人重在知识和学以致用，有如下称谓：“文学之士”、“游学者”、“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弘辩之士”、“游说之士”、“游宦之士”、“察士”、“巧士”、“博士”、“智士”、“贤能之士”、“策士”、“任举之士”、“倾危之士”等。隐士可以说是以上两类的附类或兼类，这类士因种种原因不为官。不出仕并不是都不关心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隐士发表了许多评论时政得失的言论，甚至提出系统的理论，成为一家之言。有些隐士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声望，君主贵人派使臣再三延聘，却拒不受命。也有些隐士是一时的，隐居只不过是静观待机之术。与“隐士”相同或相近的，还有如下称呼：“居士”、“处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岩穴之士”、“贵生之士”、“高士”、“闲居之士”等。第三类可谓之技能型。这部分人又可分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三部分。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的人。《商君书·算地》说：“技艺之士资在于手。”《韩非·学》说：“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商贾之士指经营工商业之士。例如管仲、鲍叔早年就曾经商。范蠡是士人经商致富的典型。子贡既是士，又是大商人。战国时期的白圭也是著名的士兼商人。到战国有了“商贾之士”的说法，《商君书·算地》说：“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方术之士指卜、巫、相面、看风水、求仙药之类的士人。如《荀子·非相》：“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战国时期这一类的士人颇为活跃，有的参与国政。“荆有善相人者，所言无遗策，闻于国，庄王见而问焉。”[3]秦始皇统一之后，“悉召文学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4]。
(三)低级官吏。有些低级官吏称之为“士”。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司法官的属吏称“士”，《孟子·梁惠王下》载：“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士师”为高级司法官，“士”则为较纸级的属官。第二种是指基层临民的官吏。这种士有其治所，如《非攻下》云：“士不暇治其官府。”《管子·八观》把“里尉”称之为“士”。第三种泛称各种属吏。《礼记·祭法》：“庶士，庶人无庙。”注：“庶士，府吏之属。”
还有一些难于归类的。如“勇士”、“国士”、“秀士”、“俊士”、“烈士”、“豪士”、“车士”、“都士”等。通过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到士成份之复杂和在社会上分布面之广，这说明士是社会中最活跃的一个阶层。
二、士在社会中的地位
士的组成既然十分庞杂，其社会地位也就不可能相同。因此对士的社会地位只能从不同层次进行考察。
(一)士与等级的关系
春秋时期，士基本上是等级制中的一个层次。到了战国，等级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秦朝在旧等级制基础上制定了二十等军爵，使等级更加繁杂周密。山东六国的情况不甚清楚，但大体上也是向繁杂周密方向发展。战国时期等级制的另一个特点是把民纳入其中，出现了民爵。在战国的等级制中，士不全是等级概念，但又与等级有关。
在政府的法规命令中，除秦二十等爵把“公士”作为第一级之外，在山东各国，还未见到把士作为一个等级的明文规定。不过在当时许多著述中，常常把士作为一个特定的等级来看待。
《墨子》许多篇叙述的庶人—士—大夫—诸侯—三公—天子序列，既可视为行政体系，又可视为等级体系。
更多的著作在论述婚、丧、衣、食等礼俗时，把士作为介于大夫与庶人之间的一个特定等级[5]（)。孟子葬其母与其父不一样，为母亲办丧事以三鼎，为父亲办丧事以五鼎，其原因就在“前以士，后以大夫”[6]。此例说明士与大夫有明确的分界。
在社会生活习惯中，人们也把士作为一个特定阶层来看待。《荀子·王制》：“农农，士士，工工，商商。”《孟子·离娄下》：“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另外，在诸子书中，也有士中再分等级的记录。《墨子·节葬下》载：“上士之操葬也。”所谓“上士”，显然是别于下士而讲的。《荀子·正论》中把士分为元士与庶士两等。春秋以前，士中又分等次；战国有关分等次的记载恐怕只是历史的孑遗。
从战国的历史发展看，士是由等级向社会阶层转变的时期。等级是由政府明令或由习惯法约定成俗的规定。社会阶层不同于等级，它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社会活动的方式。可是在等级社会中，阶层又不能不受到等级的影响与制约。所以在习惯上，人们还是把士视为高于民的一个等级，这是在转变时期产生的现象。
(二)士民、士庶人。
《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治齐，实行四民分居定业，四民即士、农、工、商。《谷梁传》成公元年也有四民之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但分而言之，士与民是有差别的，属于不同等次。士与民的分野在战国的记载中仍不乏其例，如《荀子·臣道》云：“民亲之，士信之。”《管子·五辅》讲：“善为政者……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于是财用足。”这里把士民与庶人分为两组人，前者指战士，尚武勇；后者则以耕耘为业。不过在战国，“士民”和“士庶人”又成为两个普遍流行的概念。在一些旧注中，常把士民、士庶人分为士与民，士与庶人。这种分法不无道理，但从大量记载看，士民、士庶人已成为固定词组。社会上存在着一部分人既是士，又是民。《孟子·离娄上》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管子·大匡》载：“君有过大夫不谏，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进，可罚也。”从这些记载可见士庶人已被视为同一层次。
士民的主要事业是耕与战，《吕氏春秋·孝行览》载：“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韩非子·初见秦》记赵长平之战，秦“悉其士民于长平之下”。《墨子·辞过》云：“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文中士民与百姓实为一指，皆从事耕战。士民是国家居民中的大多数，故《荀子·致士》概括：“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
士民、士庶人两个概念的流行，反映了士与民的交融。在社会的变动中，有相当一部分士下降到与民地位无异的境况，即所谓的“布衣之士”、“匹夫之士”。
(三士君子与学和道义的关系
士大夫是士的高层和步入仕途的士；士民是士的下层，与民的地位混同或相差无几。在上、下层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层次，这部分士上不及官，下不为民，以学和倡导道义为己任。儒家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最多。子路问孔子：“何如斯可谓士矣子曰：“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兄弟怡怡。”[8]孔子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9]“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10]子张说：“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11]这些论述对士的基本规定可概括如下：第一，士以学和道德修养为己任；第二，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第三，以出仕作为自己的前途，仕则忠于职守。孟子对士的要求与孔子大致相同。王子垫问孟子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又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如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12]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13]荀子对士的要求重在遵从礼义。《修身》讲：“好法而行，士也。”这里的法指礼法。荀子认为士的天职是正身，“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14]其他诸子也把士与道义紧密连结在一起。
士君子是表示士之道德的一个重要概念。从现有的文献看，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墨子。在《墨子》中，士君子有两种含义，其一，指中下级官吏，如《墨子·尚同中》所云：“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其二，指知识分子。《墨子·天志上》载：“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到了荀子手中，士君子完全变成了表示道德和知识程度的一种称呼。《荀子·子道》载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子路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回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士君子在道德上高于士，不及“明君子”。《性恶》说：“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修身》说：“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荣辱》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总上所述，士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上可为卿相，下可为士民、布衣。士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千差万别，在差别中又有统一性，即知识、道德和勇力。这些东西是无形的，但在社会活动中又无所不在，无所不需。士正凭借这些无形的东西才能游于社会各个角落。
三、士的来源
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士之子恒为士”[15]。到了战国，士虽然仍有等级的含意，但逐渐转变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成为上(统治者、官吏和剥削者)与下(被统治者、民、被剥削者)交流、转换的中间地带。
贵族的庶孽无疑仍是士的一个重要来源。纵横捭阖的张仪出身于“魏氏余子”[16]。余子即支庶。范雎原也是“梁余子”[17]。商鞅原是“卫之诸庶孽公子也”。[18]”韩非出自“韩之诸公子”[19]。这一类的例子比比皆是。总之，贵族、官宦的庶孽、后裔大部分落入了士这个阶层。目前我们虽无法作出具体统计，但这类人物的数目是不会很少的。例如齐靖郭君田婴有四十余子，其庶孽之多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庶孽沦落的第一站就是士。
士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从下面升上来的。这种情况早在春秋时已出现，到了战国更为普遍。《墨子·尚贤上》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所谓“举之”，首先指选拔为士。有的从学的人第一步是通过学而为士。宁越是由学而为士、由士而为公侯师的典型。《荀子·王制》说：“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管子·小匡》载：“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朴野指农人。另外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下层人通过学进入士的行列。《荀子·大略》载：“子赣(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载：“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史记·甘茂列传》：“甘茂起下蔡闾阎。”秦王政的谋臣姚贾为“梁监门之子”[20]。政治上活跃一时的史举，是“上蔡之监门也”[21]。从春秋后期，特别是孔子之后，私人办学之风大盛，数以十计、百计甚至上千的生徒，都是士的后备军或即是士。以上说的是文士。武士主要是从战场上培养出来的。
士是上与下的交会处。上下的对流量越大，士的队伍就越大。战国时期，上下的对流量比较大，因此士的队伍发展迅速。另外，士的发展与官僚队伍的发展成正比。士是官僚的候补者，官僚队伍的扩大，势必引起士队伍的扩大。战国时期是官僚制度普遍推行时期，它是推动士队伍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
四、士在政治中的作用与仕途
人所共知，战国是一个争战不已的时代。各国内政、外交、军事上的矛盾重重。在应付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实力固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实力必须依赖于人的智慧。于是，人的智能和才干便受到特殊重视。《管子·霸言》说：“夫使国常无患，而各利并至者，神圣也；国在危亡，而能寿者，明圣也。是故先王之所师者，神圣也；其所赏者，明圣也。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这里的“神圣”、“明圣”、“大圣”是对聪明才智的最高级称谓，属于认识范畴，与神秘主义无关。在作者看来，国家的兴衰关键在于谋略是否得当。文中在讲到战争时又说：“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夫强之国，必先争谋。”《管子·制分》说：“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作者指出，实力强未必胜，只有深知胜之理才能必胜。《战国策·秦策一》讲苏秦合纵之策得用之时，不费一兵一卒，使秦不敢出关东向，由此作者论道：“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这里所谈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讲这些人的智谋会转化为巨大的力量。《战国策·秦策三》又载：“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王忧。由此足见智谋的威力。景春曾这样估计苏秦、张仪这类人物的作用：“公孙衍
、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22]这里所论不是士人的权力和手中的物质力量，而是讲这些士人的智谋足以使拥有实力的君主们胆战心惊。《韩非子·难二》记载赵简子一句话：“与吾得革车千乘，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也。”烛过是赵简子贴身谋士。在赵简子看来，烛过的计谋比千军万马还有力量。《论衡·效力》篇载：“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说明智能计谋在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智能在事态的发展中不仅起着指挥作用，而且常常会使事情发生奇特变化，一计得当，比千军万马还要有力。
智能的竞争为士的活跃与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和活动场所。从认识论的一般道理来讲，社会实践无疑是智能的基础，但是智能的发展还必须有如下两个条件：一是教育；二是要有一批专门从事智能劳动的人。士正是这样的角色。社会的政治军事斗争迫切需求智能，而智能主要蕴藏在士这个阶层。正如《墨子·亲士》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于是尊士、争士、养士遂成为上层人物的一种社会风尚。
尊士主要是能够清楚地看待和处理权势与知识、智能的关系。在战国时期，有些有眼光的君主和权贵，他们不以权势骄人，主动或自觉地与士人交朋友，拜士人为师，待以上宾。不管这些人的动机和目的如何，他们的行动造成了尊士的空气。具体而言，尊士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礼贤下士。魏文侯是礼贤下士的典范。《吕氏春秋·期贤》载：“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其仆曰：‘君胡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欤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骄之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其仆曰：‘然则君何不相之于是君请相之，段干木不肯受。”魏文侯在这里提出了如何处理权势、财富与道德、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魏文侯不但不恃权、恃富鄙视一个穷知识分子，相反，路过段干木的家门都要扶轼，施以注目礼。这一举动在整个魏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还有些君主为了获得智谋，对士人免去君臣之礼而行宾主之礼。如秦王对范睢，“敬执宾主之礼”[23]。邹衍“适梁，惠王效迎，执宾主之礼”[24]。魏公子平原君无忌屈身拜请侯赢、毛公、薛公是人所熟知的礼贤下士的典型。虽然当时能得到免去君臣礼待遇的只有少数有名望的士人，但这种行动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二，以师相待。有些君主拜名士为师，屈执弟子之礼。如“魏文侯师子夏、田子方”[25]。齐宣王拜颜鉫为师[26]。孟子说：“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27]在谋略、道德面前，君臣的关系降到次要地位，君主应该到臣子门上讨教。《孟子·万章下》记载一段鲁缪公与子思的故事。“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这里也是讲，以权势论，士人与君主为君臣关系；以德行而论，君主应以士为师。鲁缪公与士人交朋友，在孟子看来是属于对士人不尊重的一种表现。《吕氏春秋·劝学》讲：“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在右则右重，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君主尊士为师的举动和以士为师的理论，反映了一部分士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第三，平等以待。齐孟尝君是一位典型人物，《史记·孟尝君列传》载：“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有一次，“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战国策·齐策四》载：孟尝君好士，“饮食、衣服与之共”。
由于社会上形成了尊士之风，一些士常常高傲自处，甚至不把君主放在眼里。颜 鉫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其中心论点是：朝代的更替和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策、谋略之得失，而政策、谋略主要出于士。由此而得出士贵于君的结论。这一论点使齐宣王折服。在这种气氛下，有些名士凭借其知识、道德敢于藐视君主。孟子公开批评魏惠王：“不仁哉，梁惠王也。”[28]孟子还宣传：“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其道而忘人之势。”[29]齐高士王斗见齐宣王时公然声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宣王为了获得好士之名，“因趋而迎之于门”[30]。
为了把智能人物吸引到自己周围，君主和权贵开展了争取士人的活动。争士的方式很多，要之，不外官、爵、禄、奖、养。
官、爵、禄在一般情况下是三位一体的。墨子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必且富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又说：“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授予爵位、蓄禄、政令是招纳贤士的“三本”[31]。孟子也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32]《荀子·王制》中反复讲：“好士”的基本手段是“富士”。齐国设稷下学宫，招纳天下之士，给予优厚的待遇。齐宣王对七十多位有名之士“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33]。孟子也很阔气，“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齐宣王还曾许孟子如下条件：“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34]。燕昭王为了招纳天下之士，“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35]。《管子·山权数》提出对士人要给予褒奖，如奖给田宅，“树表置高”(如同后世立牌坊之类)。
养士是当时争士的一种手段，这里需要再说几句。
养士之风起于春秋，战国发展到登峰造极。所养之士又称门客、宾客、门人、食客等等。赵简主、魏文侯、齐缗王、齐宣王、燕昭王是诸侯中争养士人的突出代表，养士的数目成百上千。除诸侯之外，高官贵人也普遍养士，四公子是其荦荦大者，每人养士数千人。秦国的吕不韦养士也多达三千人。《管子·任法》载：“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翦公财以禄私士。”《韩非子·八奸》讲：“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商君书·境内》载，秦国官吏享有税邑六百家者，就可以“受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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