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30
傅佩荣先生说：「人生不能没有规范，规范可以来自“教条”，也可以来自“明理”」。
这两种来源并不互相排斥，但是一旦把儒家当作“教材”，成为教化工具，它就难免与威权体制或既得利益阶级混同，只剩下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了。
顺着这种趋势去批评儒家，其实并不困难。
反之，在这种指摘儒家为现实困境的代罪羔羊的风气之下，能够以客观平实的态度回归孔子与孟子的原典，探讨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能否使人“明理”，这就需要更大的勇气了。
为了“明白道理”，重读《论语》，寻心得、找体会。
以我的心得，倘若要读《论语》而“明白道理”，就要特别注意“读法”。
先看这话谁说的
在形式上，《论语》确实是一部格言录，因此每一段文字的比重不能等量齐观。
《论语》五百一十一段章句，多为孔子所言，或为与弟子、时人相互问答的话。依照说话者的条件，这些章句至少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是孔子个人的人生体悟，最富理趣，值得细加玩味。
譬如，孔子自述生平从十五岁开始的发展阶段。
其中的“五十而知天命”与“六十而顺”（“耳顺”之“耳”为衍文），何其重要，但是历代的解释，却无法尽得其妙。
第二层，是孔子与第一流弟子的对话，其中闪现智慧之光，生动活泼，极富启发性。
譬如，颜渊、仲弓、曾点等人，他们与孔子的问答，无疑值得多加品味。
“曾点言志”一段更是画龙点睛，展现孔子人文理想与大自然的契合境界。
其次经典未必句句经典
第三层，是孔子与平凡弟子及时人的对话。
平凡弟子的程度最接近我们众人，因此问答较为落实可取，如宰我、子贡、子路、冉有、子游、子夏、曾子、樊迟等，皆属之。
需要注意的是，孔子以因材施教为原则，我们不宜过度强调他与这些弟子的对话，以防理解片面化。
譬如，历代许多注疏家一谈到“仁”，就迫不及待以“爱人”为标准答案，但是“爱人”二字由何而来？
翻阅原典就不难发现，“爱人”是孔子回答樊迟的。
樊迟是谁？樊迟是孔子众多弟子中，资质欠佳、志向不高的学生。
倘若我们片面强调“仁”就是“爱人”，难道我们要取法乎下吗？
第四层，是弟子的个人心得，未必十分高明。
譬如，“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一句，原是子夏说的，千万不可误以为是孔子的意思。
遗憾的是，我在很多场合都见到过，把这句话奉为“圣人曰”，以讹传讹的情形。
再次论语中出现最多的字
我们读《论语》，除了形式上要注意的几点，在内容上，则必须重质胜于重量。
所谓“量”，是指一字一词在经典中出现的次数。
如“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一百零九次，分布于五十八段章句。
如此的量当然值得重视，我们由此肯定，孔子学说为“仁学”亦无不可。
不过，是否依其出现次数，就能断定某字某词的重要性呢？
答案是，未必。
譬如，“孝”是儒家推崇的首要德行，但是弟子问孝时，孔子的答案各不相同，彼此之间未必互相呼应，更没有说明何以必须“孝”的道理。
与此类似的具体德行，比比皆是，因此我们的思考焦点必须转向孔子的“人性论”。
最后要抓住两个核心概念
然而，《论语》直接谈及人性的章句极少，所论多为人“应该”如何的“人之道”或“人生正途”。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采取溯源法，就是根据孔子所指示的人之道，以求明白他对“人之性”的见解呢？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
他的思想与言论有一完整的系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什么？
光说它是“仁”，是不够的；还须辨明仁与人性有何关系，然后经由“杀身成仁”的主张，可以进而探讨人的生死，人与“天”的关系。
一谈及“天”，则是儒家的形上学范围了。
这是孔子继承古代永恒哲学与宗教信仰的明显标记，并且与孔子作为人文主义的哲学家身份并不冲突。
因此在内容上，我们读《论语》，就要把握“人性”与“天”这两大要点。
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我们若想研究孔子哲学，就须由子贡这句话出发，为子贡解惑，却千万不可自限于子贡的程度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