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05
正式任命
“ 工长”这个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是一种职务，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把座椅；也是由一个被人管爬到管施工队伍的阶梯的第一步。
随着中国社会由一个农业大国逐步进步到工业强国，中国的建筑业同时引进了先进的建筑理念，建筑设计，建筑施工管理理论，管理方法。
中国的建筑业已经融入到世界建筑的大环境里了。
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家，中国的建筑业同样是具有中国特色。
“ 工长”两个字没变，但是其职务和职权却变得天壤之别。
九十年代以前的工长是一个工程项目的现场总管理者，总指挥和技术负责人。在公司或施工队长的领导下，有对施工班组签发任务单（既人工成本）、材料单（既材料成本）和机械台班使用单（既机械使用成本）的权力，可以下达开工令、暂停令，组织施工方案设计等。一旦出现重大质量或安全事故同样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九十年代以来的工长是一个工程项目中，在“项目经理”的领导下，对单项工程的技术人员。没有任何签字权，人事权。工长的职务相当于九十年代以前的“工长助理”——无职无权连名都没有的纯技术人员。
建筑公司呈接的工程由单一的单项工程变成了完整的工程项目。象信阳县东方红化肥厂就是一个工程项目，它由各个不同的车间和办公楼、住宅楼组成，车间和办公楼、住宅楼就是单项工程。
我在东方红化肥厂没全部竣工时，刘官由工长升为第一施工队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就是原来的施工队队长。
工程规模越来越大，施工队技术管理人员没有增加，我们这号的协助工长干管理活的人必须增加或马不停蹄的奔波在不同的工程项目中。
刘官升为队长，他喜欢我们叫他“刘官”。他每天比“工长”都忙，施工队开始配备了一辆自行车是他的交通工具。工长的交通自己解决。
我们各家为了吃穿都是月月把工资用光，想买大件的“三转一响”就是奢侈品。工程项目多了，大了，离家距离远了，首先要想法攒钱买的是三转之一的自行车。
大家想的办法就是相互帮助，从牙缝里挤出一点钱，走共同购买大件的道路。我们称之为“打会”。
旭芝的手表就是打会攒钱买的。她们班组人员少，是少数工种几个班凑到一起而成。
我虽然是“工长助理”，但是工资关系仍在泥工四班，兼任四班的工资员。可在工友们之间的信任度比三年前大大地增加了。
我在给工友们发工资的时候，向大家提出“打会”的意图，很快凑齐了十二个人，每人每月从工资里扣除十元，共计人民币一百二十元，由得会人获得。得会人就可以提前享用会金去购买大件商品。
我是会头，第一个月的会资由我获得。我就买了一辆加重的二八型自行车。
这时候河南省新乡市已经开始生产加重自行车了。价格比天津生产的飞鸽牌加重车便宜二十块。
打会容易组织，谁提前得会资就比较麻烦了。我釆用了先走群众路线的方式，对选中的会员逐个进行讨论。会员中家庭收支情况不同，有人为了攒钱而不是急用钱的，我就安排他最后得会。想急购大件的，就往前面排 ，中间几个人采取抓阉的方法来确定。
我们经过一年的努力，全班工友都有了自行车。我们项目部办公室门前增加了一排亮丽的风景线。
在吃饱穿暖的前提下，挤牙缝是可以攒钱的。打会攒钱大家都很满意。
一天，刘官派人通知我。他在施工队生产会议室等我。
我在会议室里等了半个时辰不见人影，就到队长办公室找他。
他在窗口看见我。他对外单位找他的人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咱们停十分钟，我安排一下再说吧。
我走进办公室。
刘官打开他身后的文件柜，从上半柜满满的文件袋堆里抽出两袋文件递给我，说：“这个新项目准备进场，你先看看总平面图。我和甲方谈完后去找你。”
我回到会议桌前，从图纸袋上看见“信阳起重机械研究所”几个字，心里想，难道工程有难度？刘官升为主任了，别的还有三位工长怎么不安排？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轻重，前几次连“工长助理”的职务都被“政审”关堵住了。我的能力可以胜任工长，可我自己已经把当工长做为“工长梦”了。
刘官的安排我还要认真的对待。
我摊开总平面图。这是一张用等高线和北京坐标系标注的地形图，图的上部标注无名河沟，东侧一条南北贯通的小街，上书三里店。从三里店街向西有很短一段无名路。小路尽头有一爿民舍……
从总图中知，起重机械所项目中有金工车间、可晶硅车间、中央仓库、两幢不同类型的住宅楼。
我对金工车间的名字很感兴趣，就从金工车间图纸袋中抽出平立剖三张零号图纸。
零号指图纸的长宽尺寸最大的纸。
图中明确指出预制构件和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我朦胧了。我说句恁良心话，什么是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我一点也不清楚。
刘官送走客人后，跨进会议室开门见山的问我，怎么样？
我避重就轻的说，“大致看来没什么问题，”我转守为攻的问道，”主要是金工车间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谁施工？予制的站柱、吊车梁和屋架咱们施工队也没没备，谁来吊装？”
“好，好。”刘官高兴的说，“看来我没看错人。你下午就到总公司找蔡总工程师。他老人家会给你做技术交底。然后咱俩再讨论具体事情。好不？”
下午，总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
我轻轻地敲了两下门。“请进。”里面传来一个中年男生的声音。
我推开门发现，总工程师办公室布置的很简单。靠北墙一排文件柜，靠窗的三屉桌子上斜放块零号绘图板，板上有一张正在绘制的施工布置图。靠南墙放了一对木沙发和茶几。
“来，来，刘官真的派你来了。”中年男子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不知道是自言自语还是对我说。他径直对蔡总工程师说，“蔡老，这就是我刚讲的小赵。”
我恭敬地看着蔡总工程师说：说“蔡老，刘主任让我来听从您的吩咐。”
蔡总和颜悦色的说：“年轻好，坐。”接着说，“奎生已把你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了。奎生，你去安排车辆，明天咱们去找甲方并且看看现场。”
奎生临出门叮嘱我，好好向蔡老学。
奎生姓李，我和他个子几乎差不多高 。我至今都没有搞清楚，奎生从七零年到八零年这十年间到底属于哪个机关，哪个科室的干部。
奎生家住第一施工办公室旁边的两间平房里。他和他的夫人毕业于郑州建筑学校。
我和奎生在施工队大院里认识的。1965年秋，当时一队正在筹划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正在办公室练习二胡独奏曲“良宵”。他进屋就问我一些生平学习等问题。我停止了二胡拉弓的右手。我小心翼翼的坦率的回答。
奎生告诉我姓李，家住在隔壁，在总公司上班，还让我有空到他家喝茶。
造反派批斗总公司经理时，奎生为保护总经理的安全，承把总经理带到樱桃园师父家躲藏过。
我是逍遥派，知道也不告诉造反派。
我认为奎生是经理办公室秘书。
在大字报满天飞时代，李奎生被当着保皇派批斗。同时奎生批判对立派的言词很犀利。
我最欣赏的是奎生的毛笔字，规整有力。
今天在总工程师办公室看到奎生，我又认为他是总工办的秘书。
在东方红化肥厂项目中，我经常见他在甲方办公室里绘图，和甲方的技术人员相处的很火热。
我羡慕奎生，敬重奎生，但不敢高攀。
家是我的一切，其他都不重要。
翌日清晨，我骑着飞鹰自行车从胜利路往南关，穿越建设路跨过浉河大桥，往西在三里店街口再往西，在老农专学校门口停下。
眼前一条小路穿过菜地，小路南侧从西向东是打稻场，废弃的马厩，乱坟岗子，菜地。离我最近的是一户开敞的农家院。
我大脑里浮出总平面图中的金工车间、可晶硅车间、中央仓库、甲、乙型住宅楼等建筑物，从场地上慢慢地向上升高的动态画面。
刘官、关德运工长和我推着自行车向一座平房走去。
蔡总工座的吉普车随后追了上来。
起重机械研究所的一行人从平房里走出，把我们迎进平房。
平房里已摆好由课桌组成的长形会议桌和两排木橙。大家都习惯性的坐在甲、乙两方应坐的位置上。主位上坐着都穿着兰色干部服的五人。客位上正好也是五人。我坐在刘官的旁边，整体位置的最下位。
甲方给乙方每人一杯毛尖茶。
坐在甲方正中席位的约五十岁的男性高个干部，双手握着茶杯站起来说：“首先，请允许让我代表第一机械工业部起重机械信阳研究所项目部，向今天前来的信阳专建公司的专家们表示欢迎。”
他们鼓掌。
我们站起来共同鼓掌。
他双手分开做了向下压了压的手式，大家停止了鼓掌。大家就坐。
他指着左边的两位说，这是王工程师，负责两个车间的设计；这位是宋工程师负责中心仓库和宿舍楼的设计。他指着右边的两位说，这位李科长负责材料供应，另一位王工程师，现场代表。
他指了指自己说，我叫母子元，母亲的母，信阳项目部按军事化的“连”为编制，你们喊我老母或母连长都可以。
奎生在蔡老耳边说了句什么，蔡老点点头。奎生站起来先回敬了甲方一句感谢话，指着刘官、关工长和我说：“经公司研究，研究所项目由我公司第一施工队承担现场施工任务，预制构件和吊装工程分别由公司的预制构件厂和机械化施工队配合施工。”奎生押了一口茶接着说，“为了便于统一施工指挥我建议把甲方应该承担的场地平整工作也交给一队施工，最后统一工程结算。”
母连长和宋、王两人商量后表示同意。
我写了张字条，递交刘官。
刘官向甲方提出坐标原点的移交和先借两间现场乙方办公室问题。
甲方同意先给一间教室做办公室，他们去市建设局请示坐标原点移交工作。
蔡总工和奎生跟甲方和我们打招呼。
刘官、关工长和我邀请甲方代表到现场转了一圈。刘官指着一片冢地对甲方王工说，王工，这坟你们解决。然后对关工长说，“德运，明天派一个民工队给你们，帮甲方砍杂草，咱们自己搭工棚。什么时候水电工进场，完善临时设施和具体开工时间，按现场实际情况上报总公司工程科。”
关德运和刘官低声交换了意见。
刘官、关工长和我三人骑到申塔四级牌楼路口，我要向西分手时，关工长对我说：说“赵仁，下午到我家来。”
我喊了声，好！
我的家到旭芝娘家和到关工长家的距离几乎相当远，从四级牌楼向南是旭芝，向北行驶二百米就是关德运的家。
关德运的父亲是信阳城内南城区的包工头，解放初期叫“把头”。活多徒弟也多。自己挣钱盖了一处宅子，有三间正屋和西侧两间偏房，正屋朝南东山墙临胜利路，山墙向南有一段约十米的砖砌院墙。院墙南端有两扇木制的大门 。进大门就可以看到院子西南角的那棵枝叶茂盛的石榴树。
我敲门，关哥的大儿子开的门。只听大侄儿对着正屋叫：“爸，赵叔叔来了。”“请你赵叔到堂屋来。”
我在院里立好自行车，从车上取下黄色的军用挂包，（文革期间搞得一个真正的军用挂包是一件较难的事情。）大步走进堂屋。
关工长在堂屋进门处放了小茶几和两张带靠的木椅，茶几上沏好两杯茶。
我顺手把挂包翻了个底，边倒纸包的上海产的糖边说：“关妈，大嫂，这是我和旭芝的喜糖。当时我向吕永琛支书请了假。你们都很忙，谁都没告诉，我们过了个革命的婚假。”
关妈和关大嫂带着二男一女进了屋，把糖给孩子们分了，对我说，“她石姑也真看不起你大哥,恁大的喜事也不吭一声，我们送幅画也算随个礼。”
关大哥埋怨大嫂说：“别捡个便宜卖乖哈，把孩子领走。”随手递给关妈一根纸烟，摆摆手。
关大哥递给我一杯茶，正宗其实的开始了谈话。“有把握吗？”“有！”
“我有几斤几两我自己知道，砌砖以外的活我可没玩过。”
“大哥，不怕。蔡总工程师和奎生正在做现场构件布局图。”
“你不怕我就不怕。施工队要是把活交给我，你赵仁可不准跑！”
“知道了，放心吧大哥。”
我们开始品尝毛尖的清香味道。
甲乙双方共同努力，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迁墓，平整土地。荒野里拉起铁丝网围墙，临时水电迁入项目中部的空地，正式开工的序幕拉开了。
刘官调了两个泥工班、一个木班、一个民工队，正式入驻工地。
支部书记吕永琛在驻地工人全体会上，正式宣读了“赵仁为正式工长”的任命书。
关工长满意地养病去了。临走时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好好干，前途无量！”
欲知工程项目完成如何，有什么曲折离奇故事，请看随笔第42篇《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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