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12-04
论语》是一部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根据当时孔子的言行记录整理而成的儒家经典著作，约成书于战国前。现存《论语》20篇，约500节，万余字。《论语》集中体现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的思想，是一部传世之作。二千多年来，人们不断地研究《论语》，认识、发掘其思想，渊远流长，经久不衰。这种研究一直延续到新的世纪。国外有学者称：“21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为什么《论语》能几千年经久不衰，魅力无限呢？关键在于《论语》这部经典自身体现的价值。人们普遍认为，《论语》所反映的孔子学说，其影响遍及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众多领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标识。有人认为，“《论语》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论语》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主流文化的木之本、水之源、心之魂”。除此之外，后人对于《论语》的至深酷爱和潜心研究，不能不说是《论语》生命之树常青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载，两千多年来，《论语》研究的各种版本已达三千多种，浩如烟海。并且，《论语》研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发展。仅近几年出版的研究《论语》的各类版本达几十种之多。它们视角不一，各具千秋。综观众多《论语》研究版本，可分为五种类型，提供于此，供同学们选读：
1．注释式。按照《论语》的篇章结构，对《论语》按顺序作出注释、译文。通常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通俗。唐满先的《论语今译》、来可泓的《论语》、徐志刚的《论语通译》、杨伯峻、杨逢彬的《论语译注》等均属这类读本。李学勤主编的《论语注疏》，是对《论语》的点校整理，整理内容包括标点、文字处理、校勘和吸收研究成果。
2．评述式。与注释式所不同的是，注释式是三段式，即原文、注释、译文，评述式则是在注释式的基础上，加了评述。《论语今读》（李泽厚）是原文、译、注、记。作者说，“记”者，我的评论札记和解说也。《论语直译》（来可泓）是原文、今评、注译、评述。关于“评述”，作者先将这一章的内容主旨用一句话加以概括，点明主题。然后，评述分析文章的文意。作者认为，“这是用力最勤的地方”。郭竹平注译的《论语》有“理解”一节。童升编译的《圣算知天命〈论语〉新解》有“评析”。古棣、戚文、周英著《孔子批判〈论语〉译说》有“解说”。《（原注）〈论语〉》有“赏析”。刘琦译评的《论语》则在每篇尾作“评点”。
3．专题式。改变《论语》的篇章结构，确定一个主题，作出编排，加以评述。《孔子论学》以孔子“所创造的教与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为主线，从“教学育人”、“虚心好学”、“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修身自省”、“培植盛德”、“举贤论人”和“师生关系”等八个方面“综观”。《半部论语治天下》以“治天下”的主题，归纳成“为学篇”、“治国篇”、“修身篇”、“交友篇”、“处世篇”、“义利篇”、“治国篇”、“孝亲篇”、“教育篇”等八篇。《〈论语〉与现代管理》认为《论语》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宝库，从《论语》中提炼出与现代管理紧密结合的62个经营理念。《论语菁华》认为《论语》“全面反映了儒家初创时期的政治观、道德观和教育观”。该书按三个部分编写：“政治主张”、“道德观念”和“教育思想”。
4．组合式。将《论语》与其他相关书合编出版。《儒学十三经》介绍“十三经是儒家奉为经典的十三部古书”，十三经中就有《论语》。这是一部十三经的“导读本”。还有“丛书”性的。有三种组合，即三种书的组合。中华千古流传书系中有一本《老庄语录·孔子语录·孟子语录》，其中“孔子语录”是《论语》的原文、译文。蔡志忠古典漫画里有“大学”、“中庸”、“论语”三种。包括《论语·儒者的诤言》。还有两种组合。如《论语·孟子》《孔子说·孟子说》。
5．专著式。属研究《论语》的专著。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是关于《论语》的讲演录。书中对《论语》二十篇的每一段原文，都作了详细而又生动的讲道。“尤为新颖的是，作者将对原文的串讲撮编为一个个历史故事，蕴意深邃而妙趣横生”。《论语趣谈》作者着意“突出原著精华，保持一定的品格，又有可读性，让读者不感到枯燥并引起一定的兴趣”。《我与〈论语〉——桃花源游记》是“作者通过刻苦自学，用十几年的时间钻研《论语》的心血之作”。《〈论语〉之谜》，对历史文献浩海留下的“悬案谜团”发掘、整理、分析，有益于增加知识，开阔眼界，丰富生活。
《宋史·赵普传》载：赵普"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筐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赵普少年时当过小吏，没有学术，也不喜欢读书。后来当了宰相，宋太祖经常劝他读书。他一旦读书以后，很感兴趣，特别是晚年，手不释卷。他一回到家，就关起门来，打开箱子，拿出书来，一读就是一整天。第二天去办公，一切都处理得非常顺利。他死以后，家属打开箱子一看，就只是《论语》二十篇。
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论语》载赵普对宋太宗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后人从此引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治天下，就是管理天下。半部《论语》就可指导统治者管理天下，说明《论语》是一部宏观管理学的精品著作，赵普读了此书，"次日临政，处决如流"，确实对宏观管理有指导作用。日本一些企业家把《论语》当作职工必读书，并用《论语》上的观点实行企业管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可见《论语》也可以作为微观的企业的管理学著作。
中国这种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很不相同。中国传统管理学是模糊的、抽象的、不容易操作的。不像西方管理学那样明确、具体而又容易操作。中国传统管理学有这些特点，需要高水平的人去细心体悟，才能加以应用，也才能获得成功。如果以为管理学就是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那么对于中国传统管理学来说，则不能适应。这是需要"好学深思"，才能"心知其意"。欧洲一些人认为日本企业管理是最成功的，而这其中就有中国传统管理学的内容。中国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就在辽阔的国土上管理着五千九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国，中国传统管理学当然有很丰富的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
北宋初年的宰相赵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绝不是一个学问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会有“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震聋发聩的名言传世。
赵普原本是淮南滁州的一名乡村教师。公元956年，为了争
夺淮南江北地区，后周大将赵匡胤率领大军与南唐守军在滁州打了一场恶仗。由于得到了赵普的帮助，赵匡胤大获全胜，为他日后的帝业打下了必要的基础。从此以后，赵普便被视作心腹，如影随形地追随赵匡胤建功立业。宋朝建立后，赵普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又辅助宋太祖统一了南中国。到了宋乾德二年（964年）赵普被任命为宰相，晋封为韩王。
赵普一生先后三次做宰相，这在宋代并不多见。按理说，赵普身居宰相高位，又是颇受倚重的开国元勋，只须照章办事即可功德圆满、善始善终，可是，赵普的仕途却一波三折，并不顺利。概言之，赵普的后半生是：因专横跋扈而受制约、因贪图钱财而受猜忌、因不学无术而受轻蔑、因结党徇私而遭罢黜。就其秉性来说，来自大臣的不满，来自皇帝的约束、猜忌，甚至是罢黜，都不是不能忍受，使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君臣上下对他的轻视。而“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在他第二次为相时的一句牢骚不平之语。
宋初君臣认为，鉴于五代时期“大者称帝，小者称王”、“群犬交吠”般纷乱政局的根源在于藩镇拥有重兵，不受中央节制。而要避免宋朝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就必须“兴文教，抑武事”。为了培养更多的文士，中央政府“崇建太学，教养多士”，还迅速恢复和完善了科举考试制度，加紧选拔文人充实各级官僚队伍。宋太宗更是明确提出，要“与士大夫治天下”。君臣上下，注重文教蔚然成风。
相形之下，赵普的学力已明显地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宋史》卷256本传记载：“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太祖曾多次向赵普问及前朝制度，他都无以对答。最使赵普难堪的一件事发生在宋太祖乾德初年，事情的经过是：“乾德建元，太祖谓古所未有，韩王（赵普）称誉，卢（多逊）曰：‘王衍在蜀，曾有此号。’太祖大惊，以笔涂韩王面曰：‘尔怎得及他！’韩王经宿不敢洗”。这段话出自赵绍祖《读书偶记》，《宋史》卷三《太祖本纪》也记载此事，却多有不同，言太祖还说了一句话：作相须读书人。分明是说，你赵普并不是一个读书人，而不是读书人就不能做宰相。如此看来，赵普后来在仕途上的失意就成了必然。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赵普罢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这是他自当年滁州之战结识赵匡胤以来，第一次远离政治中心。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赵普第二次出任宰相。赵普由野入朝，几年间朝中任用了更多的文人，已是物是人非，今非昔比，赵普昔日不学无术的劣势也就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君臣们也越发认为赵普的学养不够了。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记载：“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就是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的“原生态”。从赵普的回答中不难看出其强烈的情绪化色彩，这完全是一种牢骚不平之语：言外之意是说，我读书范围是不出《论语》一书，可我当年能够*它帮太祖平定天下，现在仍然能够*它辅佐陛下您把天下治理好。现今满腹经纶的文臣儒士遍布朝野，哪个又能有我的功劳大、能力强呢？——恐怕这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那么，赵普的一句牢骚话何以会如此引人共鸣、传之久远？依笔者浅见，一为《论语》一书影响之广，一为“治天下”之意识深得士子之心。《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自战国初年成书以后，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诗》、《书》、《礼》、《易》、《春秋》为儒学“五经”；到了东汉因倡导孝道，在“五经”之外又加上《孝经》和《论语》，变成了“七经”，这是《论语》第一次跻身于“经”；到唐代变化较大，除了《诗》、《书》、《易》不作变动，将《礼》分作《周礼》、《仪礼》和《礼记》，另加《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称作“九经”，《论语》未被列入；到唐文宗太和年间，在“九经”的基础上增加了《论语》、《孝经》和《尔雅》，称“十二经”；到了北宋年间，又加《孟子》称“十三经”，《论语》得以保留。——从汉代到宋代，《论语》几次作为儒家典籍跻身“经书”之列。但是，即使同样是“经书”，也要依照篇幅长短划分等级，《论语》因其篇幅过短，只被看作是“小经”，所谓“小经”就是“大经”的辅助读物，而更多的时候，《论语》是被当作“经”之下的“传”或“记”来看待的。所以，《论语》一书长期作为妇女儿童启蒙课本使用，唐代墓志记载不少妇女居家“常读《论语》”，杜甫在其《最能行》一诗中写道：“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诗中讲的就是这种情况。直到五代后期，赵普在滁州乡下对村童教书，授课范围想必不出《论语》，自己只知道《论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论语》地位的真正提高，是在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连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详作“集注”，影响深远，《论语》历史性地提升到“大经”的地位。到元明清三代，“四书”完全取代了“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论语》也成了士子必学之书，所以赵普这句话备受学子关注。
其次，儒家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要学以致用；要为帝王师，主张“格君心之非”。南宋时期的事功学派坚守了这一点，赞赏“勃然有以拯民于涂炭之心”，主张以天下为己任。后世对这种天下意识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这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优点。所以，赵普的“治天下说”能够引起士人的强烈共鸣。
综观赵普个人的“功名事业”，可谓隆隆其始而未能克终，而他“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牢骚不平之语，反倒成了“千古名言”！其中奥妙，耐人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