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3-27
亚洲地域辽阔，为了便于认识，按照地理方位，把亚洲分为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和北亚6个地区。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各具特色。东亚指亚洲的东部。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国。面积约1170万平方千米。人口17亿多。地势西高东低，分四个阶梯。西亚指亚洲西部。包括土耳其、以色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格鲁吉亚、阿富汗、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东南亚指亚洲东南部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老挝、菲律宾、柬埔寨、缅甸、文莱和东帝汶。中亚指中亚细亚地区。包括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南亚指亚洲南部地区。包括印度、马尔代夫、不丹、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北亚指俄罗斯亚洲部分的西伯利亚地区。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太监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