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4-25
法国大革命的初期，思想和行动的舞台分为三个鲜明的派别：反革命右翼，如约翰·伯克，他们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摧毁了旧秩序，启蒙的启蒙却点燃了恐怖的烽火；极端右翼代表如巴吕埃尔和科尚，他们指控启蒙是无神论与暴力的阴霾。相反，左翼如泰纳虽批评恐怖，却聚焦于平等与进步，米什莱和勃朗认为恐怖并非人民的初衷，而是环境的产物，奥拉尔和共和主义者则将其视为自卫的工具。
维希政权时期，加克索特的视角转向君主制，他看到了革命中的暴力内核。随着革命政府的落幕，奥拉尔对罗伯斯庇尔延长恐怖的决定持有异议，他推崇丹东，认为共和二年并非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尚·饶勒斯在1901年出版的《大革命社会主义史》中，揭示了大革命对社会主义的影响更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为后世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解读视角。
进入20世纪，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并未改变饶勒斯的观点，马蒂耶受奥拉尔和饶勒斯影响，创立研究协会，与奥拉尔的丹东评价形成鲜明对比。马蒂耶认为恐怖在革命初期是必要的，它巩固了革命的胜利。他的作品《法国大革命》以热月9日为分水岭，将历史划分为复辟之前与之后的两个阶段。
随着马蒂耶的离世，左派史学家开始深入探究经济与社会层面，勒费弗尔的《八九年》揭示了大革命的根源。勒费弗尔认为恐怖是革命对贵族反抗的回应手段，而维希政权的中断则影响了研究的进展。解放后，欧内斯特·拉布鲁斯和阿贝尔·索布尔的研究进一步聚焦于经济背景，拓宽了理解的维度。
大革命被广泛解读为资产阶级的胜利，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还有其他多元解读。弗朗索瓦·米涅和阿道夫·梯也尔的自由主义革命论调，以及后来的英语世界如托马斯·卡莱尔和查尔斯·狄更斯对大革命的看法，都呈现出不同侧面。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则从长远视角剖析，认为大革命对自由民主的破坏影响深远。修正主义历史学在冷战时期兴起，质疑传统解读，弗朗索瓦·孚雷和德尼·里歇的理论挑战了旧有的革命观念。
修正派学者如莎玛和塔尔蒙，他们的作品如《公民：法国大革命编年史》和《启蒙运动中的暴政源于恐怖时期》揭示了革命暴力的本质和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关联。虽然莎玛的作品在英语世界广受欢迎，但在法国并未被广泛译介。修正派学者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如汉普森的《意志与环境》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开始。后修正派研究深入挖掘公共舆论、君主制的去神圣化等议题，他们的解释在法国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传统。
专业史学家的研究重心从人物传记转向历史事件的剖析，如哈德曼的《路易十六》和乔丹的《国王受审》提供翔实信息，而戈特沙尔克的《拉法耶特》则是重要人物研究的代表。不同派别的分析著作丰富多样，如惠尔的《激进派》、帕尔默和诺曼·汉普森对山岳派的探讨，以及关于拿破仑的诸多传记。大革命的起源、旧制度末期及革命前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的文献丰富。无论是专业工具书还是详尽的手册，都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综上所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研究如一幅多元复杂的画卷，不同学者从各自视角揭示了革命的复杂性，而这些观点的碰撞和融合，为后人提供了深入理解这一历史巨变的丰富资料。